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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今日中国之“假象”

何侃

――任何一种哲学体系都想给人类的发展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任何哲学体系总在追求真善美的某种统一。孔子,康德与费希特是由真而美而善,老子和黑格尔是由美而善而真,庄子,谢林与亚里士多德是由真而善而美。人们无法想象,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真,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在中国,尤其是大陆地区,在新旧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包括政府和民众在内都漠视的,而实际上又不容漠视的现象――“作假”。从假烟、假味精、假酒、假药到假广告、假文凭直至假的统计报告、假的军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假不有,假中有假,打不胜打,防不胜防。因喝假酒求乐却得死的,有用假药求生却得亡的。面对普通之“假象”,政府打而不力,民众怨而小怒。以致假风日盛,以假致富大行其道。又有谁在乎“真灭假兴 国之将亡”?偶尔有一两个正直之士,对满天的“假象”作痛斥之状,却又过于简单地把其中原因归咎于“求富心切”。未能对这“假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作剖析。

   可以说,今日所见的各种“假象”是几十年来社会政治弊端的综合反映,是狂热的政治盲从之后的必然结果。人们只要简单地回顾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简短历史,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反“右”斗争,使中国人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真死假活”的求生真谛

   作为新共和国建国后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反右斗争”,几十年后政府作出了一个沉痛的结论:“扩大化了”。作为政治生活事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并成了历史。但作为人类社会,政治道德的冲击波,这场“扩大化了”的政治运动的作用却刚开始呈现出来。这个作用的主要表现是:不管是受冲击的所谓“右派”,还是目睹这场冲击的普通民众,都从中认识到了一点,那就是“讲真话是要倒霉的”。说是血的教训也好,求生的本能也罢,人们从此不言“真”了;至少是人们从此慎言“真”了。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部份人不但明白了“不言真”可以保平安,而且还明白了“言假”能交好运。一时间“猪大如水牛”,“亩产超万斤”的“喜报”漫天飞舞。“小土炉炼出了大钢铁”。相应的“小乡长”变成了“大县长”。一种“越假越夸,越夸越假”的社会病态政治,成了新中国一时的政治气候。今日否定这场运动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场“扩大化”的政治运动,成了国人“好假”的滥觞。

   ――十年“文革”,中国人再次经受“真假不分”的“洗礼”

   如果说扩大化的反右运动再一次冲击了国人的诚实观念,那么,历时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把中国人仅有的一点正直与诚实扫荡殆尽。狂疯的政治迫害,尊至国家主席,卑及普通百姓,被假证据置于死地的无辜人士,不计其数。作为民众楷模的政治领导者,为了自身肮脏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罗列假证给自己的政治对手定罪。这场以弄虚作假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丑剧,给普通公民的道德观念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尤其被称为“时代闯将”的年青学生,他们稚嫩的基本道德观念在一片“狠批”、“打倒”声中荡然无存了。当他们从这场政治狂热中冷静下来时,却发现自己的纯真与忠实被人欺骗、利用了。当他们在广阔天地里不能“要有作为”的时候,他们得出了结论:一切都假的!他们是一代人,这一代人带着这样的人生认识,进入了属于他们的社会角色、成了丈夫、成了妻子、成了父母。这一代人不但以自己的社会认识去决定自己的社会行为,而且还以自己的观念教导,影响着他们的下一代。这经过“文化大革命煅炼”的一代,已成了今日中国社会的主体群。他们对国家政治、社会道德有一种近似于本能的厌恶。一种被愚弄的耻辱,他们已刻骨铭心,并由此表现出了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一种习以为常,漠视的态度。而这种“习以为常”、“漠视”的态度正是社会道德的大敌。但形成这种心态的罪责,在社会,在政府。

   ――政治劫难造就了今日“假象”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政治劫难一波连着一波。传统的道德观念,不论其合理与否,都已被彻底毁灭。“人道”、“仁爱”、“忠孝廉义”成了贬义词,成了“封、资、修”。新的、毫无文化基础的所谓的道德,建立在虚无飘渺之中。刚刚走出政治误区的政治领袖们,在选择开放的同时,却又来了一个“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传统道德、作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础,几经摧残,变的脆弱不堪了;新的道德,几度飘忽,未曾确立。忍受了几十年贫穷的人们,一旦面对金钱的诱惑,立即变的疯狂了。公民对金钱的崇拜到了空前的地步。曾经“作假求安”、“作假求仕”的人们,变成了“作假求富”的一伙。发家致富,成了人生唯一的追求目标。“不管假商真商,能赚钱就是好商”;“不管假货真货能赚钱就是好货”成了人们致富行动的指导原则。原本就脆弱不堪的道德原则和人道精神,在金钱的魔力前已荡然无存。以“皮包公司”起家的成了实业家,以制假贩假发财的,成了先进标兵。举国上下,“假象日多”、“假风日盛。”如今,假风已所向披靡,占领了人道象征的最高领地――医药领域。制造假药,贩买假药,因用假药而废,因用假药而死,人为悲剧,触目惊心。在一个国家――一个和平的国家里,公民或者说是政府,仅为一个“脱贫致富”的愿望,而在“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医药领域,制假药、用假药,不用讳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已经走向灭亡了。有位西方先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人类仅仅为了钱而作践自身的时候,就不能再称之为人了。”而目前的中国是否已经走了这一步?

   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一个以仁爱为道德基准的民族。变成了一个“以假为荣”、“以假求富”的民族,这是何等悲哀?真为善之本,无真怎能有善?无真之国,不善之族,又怎能列于当今世界文明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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