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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怪圈

何侃

——谈中国大陆的人口问题

   自一七九八年英国的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出版了他的《人口论》一书后,人类社会学家已经开始认识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关系。尽管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但他的基本观点,却被西方后来的社会学家们接受,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从现实角度而言,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观念,指导了西方各国政府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自二战以后,西方各国的社会发展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公众的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的一点不容否认,那就是:其人口的增长,与其生产力的增长,处在了同一水平,甚至在个别国家出现了前者缓于后者的情况。这使得西方各国政府避免了沉重的人口包袱和由此而产生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中国人对人口问题的系统认识,是以马寅初先生在一九五七年提出“新人口论”为标志的。其提出了节制人口增长,平衡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可悲的是他的科学观点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定。毛把节制人口增长与对人的作用的认识问题混淆起来,提出了“世界上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的“英明论断”。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及其人身,都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在“人多力量大”的思想支配下,已经进入和平年代的中国大陆地区,人口呈无控状态,迅速增长。从此,中国大陆社会进入了灾难性的人口怪圈。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近三十年的人口无节制增长,带来了今天这种灾难性的局面:就业、上学、交通、住房、医疗保健等等,无一不在人口的重压下无喘息之机。人的生存是以占有一定的生活资料为前提的,而生活资料的多寡,则是以社会生产力水平为前提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诸多因素的合成作用。它的提高是相对缓慢的,而人口的增长则是短周期的。一对父母,在其一生中,在劳动技能,即生产能力的提高上是极为有限的,而他在一生中却能生五、六个孩子,甚至更多。而这些孩子,从出世到能自立,到能对社会有所贡献,最快也得十七、八年。这对一个家庭来讲,在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没有多大提高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增加了消费生活资料的人口,并且这些增加的人口在十几年内作纯消费者,那其负担是显而易见的。家庭的负担,也就是社会的负担。一个家庭,当其不堪人口负担的时候,其成员的生活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生活质量的优劣,又直接关系到人口的素质优劣。一个没有机会接受社会最基础的文化教育的人,是不可能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的。在五十代至七十年代这三十年里出生的人口中,文盲所占的比例是极高的。而这批人口目前都已经为人父母,他们又怎么能承担起教育子女的社会重任?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大陆地区的父母们,其中绝大部分只行使了生育的权利而没有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

   近三十年在生育方面的无节制状况,给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构成了现实危胁。国家统治阶层总算认清了控制人口增长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了人口控制措施。随着人口恶性膨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显现,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也日趋严厉,以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这就是目前所大力推行的独生子政策。

   每一个能够冷静对待人口问题的人,都会认识到“独生子女”背后所潜在的灾难性后果。这种实验性的程度,绝不会在人口恶性膨胀之下,相反,它比沉重的人口负担更叫社会措手不及。

   从数学意义讲,“1”是一个奇特的数,它既不是质数,也不是合数。它的累积可以构成无限的“多”,而它的消失却直接趋向“无”,它是“质”与“量”演变的临界点。目前,政府迫于人口绝对增长数的压力,大力,甚至带有强制性地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措施虽然在缓解人口绝对增长的压力上有些作用,但给社会带来的将是无法弥补的灾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对政府人口政策的无端攻击。其实,这是每个有责任感的公民所必须认识到的问题。

   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社会负效应,大大超过了它所产生的效益。而其第一个受害人是独生子女自身。因为,独生子女在走上社会之前,更多的时间是生活在自己的家庭里。而这个家庭只有他(或她)一个人是小孩。其所接触到的只有成人,而这些成人,如父母、爷爷奶奶等,对其的态度,要么是一种溺爱(这是多数),要么是一种不科学的严厉,使他(她)无法找到一种同伴之间的沟通,使生活失去了一种无邪的童趣,而这种童趣又是作为一个儿童健康成长所必需的。生活在成人间的儿童,无法形成常的儿童心理,这是造成日后心理障碍的重要原因。溺爱的环境,培育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的灵魂;这种人将来无法与大众社会相融合。(当社会成员主要是由这么一种人构成时,那便是社会的灾难)。这一点,在目前的具独生子女身份的学生身上,已得到了越来越清楚的显示。这些学生不能面对挫折,不能公正的对待旁人,缺乏责任心。尽管某些人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呼吁改善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方式。可是,这些人又怎能明白;学校拗不过家庭,家长拗不过“小公主”、“小皇帝”。所以,这不是学校和家长力所能及的。而生活在家长过于严厉的家庭里的独生子女,其心理则会受到另一种恶性影响。在家长过多的苛求、责难中,他(她)会丧失应有的自信心,会导致他(她)养成离群、孤癖的性格,同样也无法适应正常的社会群体生活。当社会多数成员都丧失了正常的心态后,这社会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其次,社会以独生子女家庭为多数时,不可避免地要改变家庭的组合方式。当只有一个女儿的独生子女家庭,其女儿嫁给了远方的一个独生儿子,她该何去何从呢?只身随夫,那父母将陷入一种孤独。每个人都渴望天伦之乐;孤独,是老年人的一种悲哀,是人们所不愿意接受的一种生活惨态。可女儿能带着父母出嫁吗?显然不能。就算父母为女儿幸福着想,同意她远嫁,可到了父母需要人照顾的时候,由谁照顾老人呢?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改变了家庭的组合方式,也影响到了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国将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了。老年人将给社会带来同样沉重的负担。绕开怎样对社会里的老年人给予亲情安慰这一问题不讲,单就经济生活保障而言,凭中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趋势,国家能承担起这种责任吗?

   再次,一个目前尚未被意识到,但又无情存在的就是独生子女家长对独生子女的非正常死亡的承受能力。

   社会成员非正常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如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刑事问题等等。这都时刻存在。如一九九四年四月五日发生在浙江省缙云县的小学生春游沉船事故,43名小学生罹难。而其中绝大部分为独生子女。他们的家长在悲痛欲绝的情况下,把怒火发向了学校和有关责任人,引起社会混乱。每一个独生子女的丧亡,都会摧挎一个家庭。尤其是成年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年纪都大了,就算现代科技能让他们的父母再生一个,但父母本身的生理也不允许了。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下的中国人,对于“断子绝孙”这样的现实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这些人会向社会发泄,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前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反应是不被社会注意的,这些家庭也不会在自己痛苦之余向社会发泄,但在独生子女家庭占多数的时候,这种问题就会出现一种质的变化。如一些因刑事问题而丧亡子女的家庭,不管是受害的(如被谋杀),还是受刑的(如被处死刑的)都无法接受这种现实。而这些人都会以社会为目标作出强烈反应。如果忽视这种问题对社会的威胁,不啻是一种无知,而是一种犯罪。

   最后,同样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因只生一个而导致了出生人口中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目前,我国的人口自然出生率为19.68%,但是男女比例竟是114:100,也就是说在每年出生的2300多万人口中,男性要比女性多出近60万人,而1992年我国在对全国部分省市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再次显示出危机。根据调查:湖南省: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250万。1至9岁儿童中,男性就比女性多46万。江苏省:22岁以上未婚男性多达72万,而女性只有42万;山西省:在被调查的一个县农村人口男女比例是:121:100,而20—25岁男女比例则是150:100;湖北省:被调查的一个县在1984年升至127.45:100;而到1991年竟迅速升至300:100;如果以女性100为男性基数计算,100以上的还有广西、广东、河南。在108:109之间有山东、陕西、浙江、福建、河北……从这一连串的数据,已不难发现,男女比例失调已不是一家一户,一区一县一省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大陆都存在的事实。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失调的严重程度与年龄档次呈反比递增,随着年龄段档次的降低,男女比例比率却迅猛拉大。到二十世纪末,由于这种失衡所造成的损失、影响,危害将是我们难以预料的和无法弥补的。

   从无节制的生育到强力推行只生一个的政策,可以说,这是中国大陆人口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非科学的决策,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呢?批倒一个马寅初,却把全民族引向了一条难以摆脱的自毁之路。现实已经十分明了地告诉我们:有些错误造成的后果是可以弥补的,而有些则是不能弥补的。现代的决策者想弥补其前辈的失误,可事实说明,这种弥补是徒劳的。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期,看不到八十、九十年代的人口压力;以他的刚愎自用,更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民就业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伟人,他把一切荣光罩到了自己的头顶上,但作为一个应该向子孙后代负责的民族领袖,却把沉重的历史包袱丢给了他的继位者;把苦果留给了祝愿他万寿无疆的子民。

   每一个从人口角度出发研究过中国大陆社会发展趋势的人,都无法得到一乐观的前景。在近十年来,六十、七十年代人口膨胀的弊端正在暴露出来。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现,大量的农村失业农民涌向城市,给城市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无业游民的急骤增加,引发了空前严重的社会刑事犯罪。人口的增加没有与其相应地增加就业机会,无业游民的出现是必然的。在这种无就业机会的情形之下,就必然出现挺而走险的人。十年来的刑事把犯罪率直线上升,这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纯人口增长率的居高不下,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节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已到了极限,可人口的净增长数与经济的增长率相比,抵消了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对国家综合国力的促进作用。十五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改变中国大陆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这是一种现实,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在未来的十五年内,中国大陆又将进入老年化社会。由独生子女组合的家庭,将进入社会模式的主流。以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中国大陆、是无力承担起养老责任的。老而无靠,这是中国大陆千百万独生子女父母的归宿。这虽有点可怕,但也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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