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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日】内田百闲 著 逍遥子 译『无恒债者无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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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遐想 四 东洋人的悲哀

    这个题目是从我国新一代留日生(为了与鲁迅,郭沫若等老一代留学生相区别)的先驱刘岸伟博士那里借来的。刘博士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周作人的,他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角度研究周作人的恋日情结,在学术上据说是一种突破,被授予了东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大家也许不太知道,在日本要想得到人文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很多大学教授都没有学位而只是博士课程中途退学的,这是日本学术界的一种传统。据说当年东京大学授予夏目漱石文学博士的荣誉称号时,夏目先生鄙夷的说,“搞文学还需要博士吗?”将学位证书一蹴踢进了废纸篓。这个逸话真实与否我没有考证过,有些夸张也未可知,但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传统的人文学科里博士非常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下就是一个博士课程三年期满,终于无可造就而半途退学的角色。这种情况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稍有改善,而刘博士则是这些最早得到学位的先驱者之一,其引起当时学界的震动以及其优秀程度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没有读过刘博士的这本大著。这倒并不是因为没有拜读的机会。在信息发达的今天,要想看一本并未绝版的近著,应该还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而是由于我总是提不起想读一读它的兴趣,仔细寻思,可能是我内心里对刘博士的“东洋人”的提法多少觉得心里有点别扭的缘故罢。周作人再不成器也还是一个中国人吧,尽管我们把他叫做汉奸。他什么时候变成“东洋人”了?洋分东西,是日本人的创造。相对于西方文明,他们把以日本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叫做东洋,以便与西洋相对举。但是这种提法并没有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认同,我们中国人把日本人叫做“东洋人”是有过的,此外还有什么“东洋布”,“东洋制罐”“东洋电影”等等,但是决不会把华夏文化叫做“东洋文化”,把炎黄子孙叫做“东洋人”。所以我这儿还是沿用我们原来的意义,将“东洋人”用来专指日本人。这篇文章就来谈谈日本人的悲哀。

    不过,有一点需要在此郑重声明,我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将主要的谈日本文化的某些特征。对于日本文化,尽管以前有过“同文同种”的论调,现在又有什么“一衣带水”的说法。其实我们对它的认识还是十分有限的。其中有些地方我也会提到中国文化,不过那也只是为了比较的方便而已。我不会在每当提及中国文化的时候先说上三个最最最什么的,我会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而且,即使是一个被单独提出来的点,也往往是缺点,污点者居多,请不要对其期待夺目的光彩。这是因为对于中国文化,我们已经谈得很多很多,既不会因为我的一句赞扬而有所增加,也不会因为我的一句贬损而失去价值。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好话最好还是让别人去说,自卖自夸即使是理所当然的也多少有点让人觉得内心是忸怩不安的。

    说“东洋人的悲哀”,实际上就是说“日本人的悲哀”。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日本人的残酷和顽固,在人们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至少在我们这些受害民族的心目中,日本人的形象是凶残可怖的。也许有人会问,他们什么时候悲哀了?对此我想提醒一下,我这里所说的是日本人,日本文化的一种内在的东西,跟他们的现实的外形没有关系。我说他们在本质上是悲哀的,是指的他们所具有的一种信仰,一种审美意义上的情趣,并不是说他们整天在那儿呼天抢地的哭哭啼啼。

    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悲哀,为何悲哀的呢?下面且听我慢慢道来。

    日本的国歌叫做《君之代》。这个君指的就是天皇。它的歌词特别简单,无非是说天皇的统治是万世长存的,就好像那初升的太阳。它的旋律特别的舒缓低沉。日本人从中也许可以体验到一种庄严静穆的气氛,可是在中国人听起来,却很不是滋味。曾经有好几个留学生朋友跟我提起过,日本人的国歌,听起来怎么好像是我们追悼会上的送葬曲似的。真不可理解。是的。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审美习惯也不一样。我们的文化是一种世俗的文化,它注重感官的享受,追求一种皆大欢喜的局面,习惯于营造一种热热闹闹的氛围。这一点只要到中华餐馆去看一看,就可以很清楚。我们喜欢鲜烈的红色,我们不在乎狼藉的杯盘。就连佛教传到中国,也被我们创造出一个弥勒佛,整天笑口长开,大腹便便,向善男信女们输送温暖。可是日本文化却不同,它是一种宗教文化,它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超越,一种心灵的彻底的净化。宗教本不忌讳死,它是通过肉体的死亡而实现精神的超越的。在日本人的语言里,死和超越有时几乎是一个同义词-涅磐。所以,我们在日本人的庄严的圣歌里,听出了死神的不祥之音,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日本人心底里有一种彻底的悲哀。这种悲哀与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有关。署名鸭长明所著的日本古典《方丈记》就是这个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它的第一段特别有名。我把它翻译出来,大家不妨看看:

    河水总是滔滔不停的流去,此时的河水已不是彼时的河水。浊流中滚动着的泡沫一会儿消失,一会儿泛起,可是决没有哪一个能够保持得更为长久一些。世间的人们和住居亦复如此。美玉铺成的都市里高台广厦栉比鳞次,屋檐互争高低的人家住宅,看起来好像是从来就有今后也将如此流传下去似的,但是你只要去打听一下就会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有的是去年烧掉今年重建的,有的是大房子已经变成了小房子。住在里边的主人亦复如此。地方还是同样的地方,看起来人们依然在为生活奔忙,可是你仔细看看,从前见过的老面孔在二三十个人里最多只能找出一两个来了。人们朝死夕生,正有如那些旋生旋灭的泡沫。既不知:生下来的人自何处来,死去的人又到何处去;又不知:不过是客居一时的旅店罢了,人们为何得不到它就中心烦恼,又为能看着它而觉得尝心悦目?主人,房子和无常之间的竞争,正好像朝花上的一滴晨露。或者是露水已经流走了,而花朵还依然开着,尽管还开着,在早晨的阳光下,它很快就会枯萎;或者花已经凋谢了,而露水尚存,就算尚存,也一定挨不到傍晚时分。

    这种人生逆旅,光阴过客的思想,我们并不陌生。里边明显可以看出受到了汉魏六朝文化影响的痕迹。我们的古代诗人也曾歌唱过“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可是我们很快就会从中解脱出来,“行乐当及时,何不秉烛游”?物是人非的慨叹,在我们中国人手里,不过是一种增添风雅的东西,我们更执著于有限的生命,觉得唯有它才是真实的,可贵的,不肯片刻放手。可是你看,在《方丈记》里,鸭长明围绕着人和住房在不厌其烦地细细述说,他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严肃的。他真诚的相信,人世间只有无常才是绝对的,真实的。他要为此而身体力行。整篇《方丈记》说到了地震,山火和各种人灾,自始至终说的只是一个主题,就是人世是变幻无常的,没有意义的。这种思想明显受到了佛教的影响。然而他又不像佛教那样四大皆空,把世间万有一把抹杀。你看看,他注意到了水泡的旋生旋灭,还注意到了花上露水的晶莹透彻,有一些正像滚珠一样在微微颤动,有一些正在流下,只留下一条水流动时的线的痕迹,可见他虽然无意于人世,却依然关心万有。他是用一种纯然客观的态度把握自然,体验变化的。他故意不说朝生暮死,因为这样只强调了人生的短暂和混混噩噩,没有作为,中心意思还是执著于人生,执著于有所为;他故意说成是朝死暮生,强调了生命与生命之间没有联系,一切都是随意的,不作为的。

    看出其中的差异来了吗,我年轻的朋友?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很多地方十分相似。可是最本质的差异却在那些细微之处。我们常常讥笑日本人不过是我中华文明的模仿者,虽模仿也不过是具体而微。我们陶醉于自己的博大,因此漠视了对方的精深。殊不知正是这种细微之处,导致了两种绝然不同的文明的走向。

    日本人以其极其纤细的感受能力制造了世上最精巧的文明。他们的心灵十分容易受伤,容不得半点刺激。所以他们总是那样彼此有别,彬彬有礼。在日语里只有少数几个骂人的词汇,不像我们可以用三言两语就骂死王朗,气死周瑜。啊!我们的语言文化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如果把我们所有骂人的话编到一起,肯定会洋洋可观的。莫非这也是我们令人骄傲的遗产么?

    日本人对欲望看得比较淡泊。他们自奉甚薄,不太逞口腹之欲。我吃过他们的大名料理。所谓大名,相当于我们的一方诸侯,可是那料理却并不显得特别豪奢,只不过比普通的稍微多一两个小菜而已。不像我们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看一看《楚辞/招魂》里的食谱,那简直比现在的满汉全席还要阔气。日本也并不是没有贪官的,但贪的程度没有我们那么离谱。我记得竹下登就是因为受贿而辞去总理大臣的位子的。然而他的受贿额却只是一百万日元左右的股票。也就是相当于普通工薪人员的两个月工资。

    日本人对死亡看得并不是十分恐怖的。他们有一种“心中”文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情死。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我们也有,可是日本人表现的更为频繁,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些新闻。“心中”的不仅仅是为了爱情,有的是因为受人欺负,有的是因为生活所迫。还有一种除了自己死以外,还往往把自己的孩子也一起杀死,叫作“无理心中”,意思是说死并不是本人的意思,而是被父母连累的。人们听到“心中”的事件时,往往发一声叹息,祝愿他早升天国,如此而已。

    够了,我不想再继续刺激诸位了。以上这些已经足够证明日本文化与我中华文明的异质性了。

    我常常想,日本文化的这种悲哀也许是跟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听听他们的《樱花颂》,比起我们林黛玉的《葬花词》还要忧伤。“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里面至少还有“红颜”,虽然薄命却还在自叹自怜,毕竟还有人间味的。可是“樱花呀,樱花呀”,像招魂般漫山遍野地呼喊,却只是一种广漠的莫名的惆怅。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以为日本文化里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助的悲哀,有一种来自于远古鸿荒的骨子里的忧伤。

    那么,日本人的这种忧伤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我们只要有时间还可以慢慢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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