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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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文集
·价值观的挑战——关于话剧《死无葬身之地》的断想
·抽打灵魂的鞭子——谈话剧《死无葬身之地》
·萨特是谁?
·在悲剧性冲突中所呈现的——《拯救大兵雷恩》观后随感
·我观《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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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诺与嵇康
·教皇的禁书目录
·愚蠢而邪恶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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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问题上需要理性和宽容
·被遗忘和被轻侮的
·象牙塔内
·南橘北枳的“教育产业化”
·草坪争夺战及其他
·谁说中国“学而优则仕”?
·体制性的劣变能力——谈大学教师聘任制
·不务正业的评比
·庆典是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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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怎样使用资金,社会无须置喙?
·天鹅绝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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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火烧阿房宫”
·活在自己年龄的孩子,想象力海阔天空
·肖雪慧声明:“肖雪慧就北京大学教授程立显剽窃我文章一事的声明”
·“爱国主义”辨析
·评《中国可以说不》的价值倒错
·慎言“代表”
·拯救记忆
·不谈使命谈职责
·罪证,还是文化遗产
·“民众大学”何处寻?
·杨雀的地理课
·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宪政体制的道德救治手段——《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漫谈
·历史的伟大律动——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所想到的
·面对公权失范,公民自我保护手段何在?
·当手执公权者横行不法时
·公民诞生的条件
·法律的错位
·法院充当风化警察——谈泸州市中级法院“以德判案”
·人大代表角色错位表明了什么
·民主的后援力量——纪念德雷福斯事件100周年
·也谈国民素质与民主法治——读《国民素质不高,民主法治难建》后不得不说的话
·不可回避权力制衡
·求索中的紧张——读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
·我看《要当“罗文”》
·个人权利:正义理论的基石——读罗尔斯的《正义论》
·捍卫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传统性结构
·据何判断“好人”“恶人”?——兼谈《一个法国青年的文化浪漫主义》一揽子结论
·学界“蠹虫”画像
·瞧,这一类冒牌货
·多样文化与普世价值
·尴尬的法律和费解的判决——我看刘海洋案
·要害在于差别性立法——就孙志刚之死谈收容制度和暂住证制度
·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纪念李慎之先生
·我的梦想
·与书结缘
·致余杰信
·历史还在忍辱含垢——写在林昭遇难44周年忌日
·中国德雷福斯和中国左拉的命运——兼谈上一世纪留下的真问题
·大自然厚此薄彼?
·大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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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睿见与谬见——读《理想国》扎记之一
·柏拉图的净化工程——读《理想国》扎记之二
·柏拉图为民主制树碑——读《理想国》扎记之三
·完美得难以受用——读《理想国》杂记之四
·开放的传统
·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的教育政策——反思九十年代的教育
·关于民办教育的对话
·清扫奥革阿斯牛圈--评《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
·如此偷懒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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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赏罚
·中国人的道德尴尬
·个人所得税(含利息税)、印花税的增长能用于证明富裕人群的贡献吗——评《折磨人的不单纯是那个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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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选举权及其他——兼答喻权域
·喻先生,请另出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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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经济学家——读《我们正在仰望星空》
·梦想与现实
·一面镜子--读《伦理学与经济学》
·打一回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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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的悲哀
·教 师 道 德 漫 谈①
·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探幽
·“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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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余杰信

余杰:你好!
   收到你的特快专递寄来的一组讨论文章。读到钱理群先生写给你的那封信,我的反应跟摩罗是一样的:你真幸运,能遇上这样的好老师。
   就我所读到的你的作品来看,我觉得从最初的《火与冰》到后来的《说,还是不说》,有一种值得庆贺的变化,我记得春节期间见到你时曾提到过。少了一泄而过的情绪表露,多了理性和文化上的深度和厚度,更耐咀嚼,但丝毫不因此削弱锐气和对黑暗势力的杀伤力。

   
   在《说,还是不说》这本集子中,《昆德拉和哈维尔》是里面为数不多我不欣赏的文章。有些原因是很个人化的。比如,我非常欣赏王小波的独行侠风格,欣赏他思想和文字的自由不拘,欣赏他以幽默、机智的手法把人们习以为常的愚蠢观念和熟视无睹的罪恶一概抖个底朝天。读他的文字,常常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这是目击了那些自吹穿了一件美丽新衣的人其实一丝不挂,什么也没穿时爆发而出的开心大笑。我觉得,在一种异常严酷,异常沉重的环境中,如果要想保持健康明朗的心境,得有这样的开心,这样的大笑。正是这些原因,我不同意你在文中对他的评价,你在回钱先生的信中谈王小波那一段,就更不同意了。这是我纯个人的看法,你当然有权持另一种完全不同看法,不过,我总感到结论过于武断了一些,有些说法,对于这样一位无处不在殂击愚蠢和罪恶的殂击手也太“酷”了一些。
   
   另外一些看法,就不尽然是纯个人感受了。我同时非常喜欢昆德拉和哈维尔,不接受在这两个人或者说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倾向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有我个人的喜好在里面,但也涉及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还是留到后面再说吧。先谈谈文中另一基本观点,即“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说到知识分子这个话题,我有一种很复杂的心理。近百年来,知识分子从未停止过对自由、民主的追求。这个事实很难否认。但知识分子的追求既缺乏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为后盾,自身也不具备去实现这个理想的足够素质,如充分的理性精神、脚踏实地进行理论探索和民主启蒙的耐心,必要的民主素养、足够的道德勇气。1949年政权易鼎后,知识分子从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到幻想破灭后的抗争,之后在交替或者同时遭遇无情打击与拉拢怀柔的过程中,与权力又抗争又同流合污,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道德水准,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下,普遍选择了把自保置于信念和尊严之上。特别在八十年代悲歌之后,社会环境从短暂的相对宽松又回到权力无孔不入的严密控制中,随之而来的残酷清洗使知识分子从高度亢奋状态落入恐惧之中,许多人面对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的罪恶装聋作哑,面对无处不在的侵权装孙子。更等而下之的是与权力调情,频递秋波,特别是一些人对被划归异类的人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令人寒彻骨髓。但撇开后面这些人所不耻的败类,平心而论,就群体来看,面对黑暗,知识分子仍然是发了最多异议,作了最多抗争,最令权力不安,付出最惨重代价的一个群体。而且我始终认为,在一个动辄就把发异议者扔进黑牢、轻易就把抗争者从肉体上消灭的社会条件下,敢于抗衡强大压力,承受巨大牺牲而踏着另一种鼓点前行的人始终是极少数,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人们固然有理由对知识分子寄予更特殊的期望,但要求知识分子个个超越趋利避害的天性,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谁也无权要求别人作烈士,作殉道者。知识分子固然也该自省,该受指责和批判,但在指责和批判这个群体时,不能不把这个群体的处境考虑进去。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处境有中国知识分子这样险恶,这样充满血腥,即使前苏联和东欧,也不如这里严酷。如果说这个群体发生了大溃败,溃败的原因不是仅从知识分子自身可以解释的。91年,我刚脱离彻底与世隔绝状态时,抱着非常天真的乐观态度,但很快梦就被击碎了。来自权势的“追杀”倒在意料之中,但过去那么多的“朋友”和“同道”一个个的疏远、躲避,还有人趁火打劫,对这种伤害,我毫无心理准备。如果不是一种近乎蛮横的自信、骄傲和优越感,我真不知道怎样应付这种局面,真不知道心性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人们常说一个人骄傲和有优越感不好,但我的经历是,在一种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处境中,我的骄傲和精神优越感保护了我的心灵和快乐天性。已经经历过,而且还在经历着的沉重和险恶,也使我对经常表现于知识分子中的沉默、懦弱有一种理解。过去的朋友中有人说了大实话:你也要替人家着想,谁愿落到你这样的处境?我仍然不能原谅他们卑怯的回避和客观上当帮凶的孤立行为,一些激愤之语也常常忍不住冲口而出,但理智上不能不承认人家的话不是没道理。扯远了。我想表达的是,整个知识分子处境异常险恶,不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不首先着力于揭示把人变怯懦、变窝囊的真正原因,笼统说知识分子罪不可赦,这有失公正。另外,我还认为,钱理群先生提出的“你能否做到”的尖锐问题,并不像有些愤愤不平的文章所说的是在强调批评的资格,据我看,是在提醒对出自人性弱点的软弱多一份理解,是在提醒不要把极少数人能作的选择当作普遍的要求。
   
   下面,还是回到由你的文章引起的有关昆德拉和哈维尔的公案上。我有几点意见。第一,文章认为中国知识界全面接受昆德拉,回避和冷淡哈维尔,这个判断有问题。我们这地方的文化、学术环境决定了要准确判断知识分子对某个问题的态度,仅看变成铅字公开发表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公开发表的,还有大量不见天日的抽屉学术、抽屉译作。哈维尔作为极权制度下的政治反对派代表人物和极权制崩溃后第一个民选总统,我们这里“管”文化“管”学术的机构肯定要特别“关照”他一些,不这样,倒奇怪了。太多的特殊“关照”使一般人很难接触到他的作品。但即使障碍重重,还是早就有人设法译介他。我有几个熟人都在作这种努力,但未能发表,只是弄出打印稿在朋友圈内“赠阅”。所以,不尽然是有意回避,被缚紧了手脚而不能“为”,是造成哈维尔“缺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文章从题目到具体表达,含有一种要求在二位中进行非此即彼的抉择的意味,透露的思维方式值得警觉,这种思维方式若贯彻到底,容易导向你一定非常不喜欢的结果:以一元取代多元,以单调淆泯丰富。要求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合理性。一是当人面临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两难困境,再就是面临正义与非正义或者说善与恶尖锐冲突的情境。昆德拉与哈维尔既不属于前者,更与后一情况风马牛不相及。我觉得你提出这个问题,与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过多注意到他们的争论和差异并把争论和差异夸大成对立有关。我认为,这两个人有很多共同处。他们都有智者的幽默和洞见,特别是都强烈反对极权,他们的差异是在反对极权这个共同前提下的差异。事实上,一个昆德拉迷,并不影响在接触哈维尔后也迷上哈维尔。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昆德拉热,就我自己的感受,除了可以从他作品获得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极权制度的残酷性和非人性,对这个制度下人的生存状态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揭示。比如,在《为了告别的聚会》中,他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出:极权政治是拿人来做试验的封闭实验室,“供做实验的人被猛推进活板门,然后被提到舞台上,为观众的喝彩所吸引,为刽子手的绞索所恐吓,遭受诽谤和被迫诽谤人。”还有,他揭示了当代所有极权制度下不仅存在发号施令者和服从命令者之间的不平等,还存在有权要求回答者与有义务必须回答者之间更深刻的不平等,而所有极权国家都宣布有这种要求人民回答的权力。再有,他揭示了极权制度下意识形态的的极端残酷性,人的生命可以为抽象的思想被轻易毁灭;揭示了极权制度蓄意谋划遗忘沙漠揭示了这个制度下人民经历的文化与思想的大屠杀……。所有这些揭示震撼着人的心灵,引起人强烈共鸣。别说敏感的知识分子,即使心智已经麻痹,对自己遭受的践踏已经昏然不觉的人,读到这些内容,也会重新唤起屈辱感,燃起对极权制的愤怒。他对人性的探询,使我们去正视许多受害者同时也是迫害者这一残酷的真相,他还揭示出人追求崇高感的激情中含有的残酷成分,比如他指出,罪恶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组成,而是由热情分子组成,这些人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为了捍卫这条道路,不惜处死许多人。这样的揭示耐人寻味,更令人自警、自省。的确,他的作品充满嘲讽、怀疑和质询,但在我看来他的嘲讽既有看透强权的种种把戏的智性优越感,也针对着人的轻信、盲目、狂热、自以为是,所以,他要通过怀疑和质询去检视一切既定观念。不论是嘲讽,还是怀疑、质询,对于极权制度及其用以欺骗和控制人的那套意识形态都有极大的消解和破坏作用。喜欢怀疑、喜欢把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推到人们面前来烦扰人的昆德拉,他的作用其实就像他自己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议论的那样:对于一切答案都预先给定的极权王国来说,它的真正死敌就是“爱提问题的人”,因为一个问题就像一把刀,划破了漂亮的舞台帷幕,让人看到藏在后面的东西。
   
   我觉得在国内的讨论中昆德拉的怀疑主义倾向有些被夸大了。在他的作品中不只可以读出对虚假的消解和破坏,还可以感受到对某种确定性的探寻。而且,虽然在怀疑一切,但道义立场始终是明确的,这一点,不论从他对极权制的无情揭露和剖析,还是对帮凶的谴责、尤其是对为正在杀人的刽子手伴唱的诗人的谴责,或是一再强调的人面临的任务,譬如他强调“人反对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对遗忘的斗争”,等等,都可以看到。
   
   昆德拉的作品内涵太丰富了,不是任何一个断语可以概括的。因太丰富,每个读者都可以见仁见智,有不同理解,不同感悟。就我自己来说,刚接触到昆德拉的作品就被迷住了。后来也一直热情不减,就因为有很多东西深深地打动了我。任何作品一旦产生并引起广泛关注后,便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和命运。有人要从昆德拉的作品解读出使自己解除一切责任而优游岁月的“轻”或者一无所信的玩世不恭,并不影响他的作品也成为坚守良知和责任的人的精神资源。如果一定要谈昆德拉与哈维尔的差别,当然也可以说昆德拉有更浓厚的智者色彩,哈维尔有更明显的承担道义的斗士色彩(我也极不喜欢“圣人”一说,所以换了另一个也不很妥贴的说法),而在一个人们因受很多虚假东西蒙骗而普遍变得愚蠢、因长期高压而性格怯懦、形容委琐的地方,昆德拉和哈维尔,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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