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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文集
·改善道德靠什么
·道德问题上需要理性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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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内
·南橘北枳的“教育产业化”
·草坪争夺战及其他
·谁说中国“学而优则仕”?
·体制性的劣变能力——谈大学教师聘任制
·不务正业的评比
·庆典是灾
·教育的雄心
·遗忘和隔离的工具
·最刺眼的不公正——2001年再谈高考录取线
·校方怎样使用资金,社会无须置喙?
·天鹅绝唱之后
·政府应该如何投资教育
·大学里“火烧阿房宫”
·活在自己年龄的孩子,想象力海阔天空
·肖雪慧声明:“肖雪慧就北京大学教授程立显剽窃我文章一事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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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可以说不》的价值倒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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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大学”何处寻?
·杨雀的地理课
·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宪政体制的道德救治手段——《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漫谈
·历史的伟大律动——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所想到的
·面对公权失范,公民自我保护手段何在?
·当手执公权者横行不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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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错位
·法院充当风化警察——谈泸州市中级法院“以德判案”
·人大代表角色错位表明了什么
·民主的后援力量——纪念德雷福斯事件100周年
·也谈国民素质与民主法治——读《国民素质不高,民主法治难建》后不得不说的话
·不可回避权力制衡
·求索中的紧张——读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
·我看《要当“罗文”》
·个人权利:正义理论的基石——读罗尔斯的《正义论》
·捍卫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传统性结构
·据何判断“好人”“恶人”?——兼谈《一个法国青年的文化浪漫主义》一揽子结论
·学界“蠹虫”画像
·瞧,这一类冒牌货
·多样文化与普世价值
·尴尬的法律和费解的判决——我看刘海洋案
·要害在于差别性立法——就孙志刚之死谈收容制度和暂住证制度
·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纪念李慎之先生
·我的梦想
·与书结缘
·致余杰信
·历史还在忍辱含垢——写在林昭遇难44周年忌日
·中国德雷福斯和中国左拉的命运——兼谈上一世纪留下的真问题
·大自然厚此薄彼?
·大风之后
·校园林木劫
·假如Shep在中国
·柏拉图的睿见与谬见——读《理想国》扎记之一
·柏拉图的净化工程——读《理想国》扎记之二
·柏拉图为民主制树碑——读《理想国》扎记之三
·完美得难以受用——读《理想国》杂记之四
·开放的传统
·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的教育政策——反思九十年代的教育
·关于民办教育的对话
·清扫奥革阿斯牛圈--评《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
·如此偷懒的写法
·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自由知识分子
·不敢信不愿信但恐怕不得不信
·道德与赏罚
·中国人的道德尴尬
·个人所得税(含利息税)、印花税的增长能用于证明富裕人群的贡献吗——评《折磨人的不单纯是那个0.45》
·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
·纳税人、选举权及其他——兼答喻权域
·喻先生,请另出招吧!
·寂寞的思考
·异类经济学家——读《我们正在仰望星空》
·梦想与现实
·一面镜子--读《伦理学与经济学》
·打一回抱不平
·保护人性与保障人权──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
·身份、心态、语词
·已濒临绝种,何劳淡化?
·面对真实——也说国民性
·在“控制国家”的主题之外
·自由思想家王小波
·大学教师的悲哀
·教 师 道 德 漫 谈①
·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探幽
·“炒”文化
·就刘武俊的《反思纳税的中国语境》澄清一个事实——再谈剽窃现象肆虐我国学界
·重申和补充
·新闻界的行为失范值得重视
·宪政与国民
·作为学问家的何满子——读《何满子学术论文集》有感
·“以德治国”和伦理学家的正业
·泛市场化的“另类思考”把教育引向何方
·剽窃者的天堂
·自荐参选者的意义和困境
·童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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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蠹虫”画像

    我国学术界一大奇观,就是风风光光地存在着一批为数不少的学术蠹虫。他们寄生于别人的学术成果之上,干些拾人牙慧、抄袭剽窃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要不就窥探着埋头苦干的学者们,一发现新的见解、观点问世,特别当嗅出这些新东西对权威和流行时尚具有挑战性时,他们就有事可做了。前一种人靠偷窃他人成果充当学界南郭先生,后一种人靠诋毁、谩骂具有独创性的思想来窃取学术地位,还有的二者兼而为之,既骂又偷。无论是骂是偷,他们离开了别人的研究就无法混迹于学界,倘说他们是寄生虫,一点也不为过。但这些人大多并不满足于只栖身于别人的成果上。事实上,他们既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情践踏学术规范,又以对具有独立人格和独创性的学者的打击、围剿来阻碍学术发展。所以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这些集寄生性与破坏性于一身的人为“学术蠹虫”。

    诚然,学术界不是道德真空,无论何时何地,出个把学术蠹虫并不稀奇。但倘若不是个别而是一批;他们不是如过街老鼠之狼狈,而是“好风凭借力”,呈“扶摇上青云”之势;不是邪不压正,而是颇成气候,就太反常了。遗憾得很,这正是我国学界好些年来的情景。最近,一些正直的学者痛感这些人对学风和学术事业的破坏,发出了恢复学术道德的呼吁。然而,学界之所以有这么一批人过于活跃,原因远比学术道德的缺失复杂、深刻得多。

    肇始于50年代中后期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做法造就了学术一言堂,也使一批靠打倒别人起家的人得以应运而生。他们受到鼓励和重用,领了风骚二十余年,手中棍棒连挥带舞,横扫得学术界几乎一片茫茫荒原。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历史转折的来临,也开始了一个学术相对独立的新的学术时期。几代正直的学人耕耘、拓荒,提出问题研究问题;严谨、求实、宽容等学术规范受到尊重,独创精神受到推崇。所有这些,一扫二十年沉寂,创造出一个多种观点、见解并存和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尽管那些从来就缺乏对学术问题的敏感却只有对思想“异端”的警探式嗅觉的人积习难改,总是热衷于在学术的繁荣中到处搜索“倾向问题”,总想抡起大棒,无奈,比较健康的学术环境使这些惯于依附权威、恃仗学术之外的力量与书生意气的学者进行不讲规则的较量的棍棒专家没了用武之地,倍感不适和失落。

    倘能从此建立起正常的学术秩序,应该说是学界之幸。可惜,过去二十多年间对学术研究的种种恶性干预仍不时发作,那种既令诚实的学者压抑又导致学术停滞的一言堂也不时试图重现。每当这种时候,就是学界舞棍弄棒者纵横驰骋、再现“辉煌”的风光时节了。他们的作为为正直学人所不齿,但由此得到的实惠却十分可观。在有人对学术进行运动式干预之际,他们的老毛病每发作一次,都会在职称、工资、住房等方面换来丰厚犒赏,引得一些不想埋头苦干却又欲求专家、教授名分及一干好处的后起者从中受到鼓舞,选择了这条捷径。只不过,后起者往往比他们的前辈更灵活。学术环境相对健康时,他们不妨表现得很前卫,满口操着新潮得很的术语和惊人之论,只要能引起轰动,管它是否站得住脚。一旦环境变化,他们又会毫不困难地转而根据当时某种需要操起时令语言或者犹如“化石”般的程式化语言、大批判语言,干起打击别人的勾当。他们因善于敏捷地跟着事件走,任何时候都既不会不适也不会失落。

    可以说,阵发性的政治痉挛和不容异见的一言堂正是专操棍棒的学界蠹虫何以如此之多,又如此源源不绝、后继有人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它不仅鼓励了蠹虫们使学术停滞、文化凋零的破坏性作风,鼓励了他们见风使舵、翻云覆雨的小人行径,实际上还鼓励了抄袭之风。既然独立见解和创新要承担政治风险,于是,诠释和重复“权威”的东西便成了最安全的“治学”之路,各种形式的抄袭也就势所必然。若干年来许多人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不仅不视为不道德,还以为学术就是拿来之术,文章无非剪刀加浆糊。即使在独创开始受到尊重后,那些除了抄袭别无所能的人仍然要玩“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把戏。不过,由于自80年代初在我国学界逐步恢复的学术规范视抄袭剽窃为第一败德丑行,近年公布的著作权法也根据国际公认的准则明确了抄袭剽窃的侵权性质,原先公开的抄袭越来越需要偷偷摸摸地进行了。于是,学术研究上无所用心的人把心思施展于这蝇营苟且之事上,煞费苦心地玩弄起多种手法。例如,把别人来不及发表的观点抢先发表;不加任何说明地把别人首先提出的问题、观点、思路扩展成文、成书;把剽窃来的观点、论述改头换面、移花接木、东拼西凑,冒充为自己的独创.

    ......除了这些为人们常见的手法,还有的人既要当贼又要自我标榜成道德君子,在剽窃而成的文章或书中煞有介事地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标明出处;又装摸作样地列出一个“参考书目”或写上一篇“后记”,但列出的同样是与之关系不大的著作,关键性著作及作者却只字不提。他们用这种瞒天过海术不仅向不明真相的读者掩盖自己抄袭剽窃的劣行,而且伪造出一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假象。更有某些无耻之徒趁着某些时期学术空气不正常,通过对别人的学术观点进行歪曲、篡改、胡乱上纲来为自己的抄袭剽窃作铺垫,试图借助非学术力量从政治上整垮有创见者,然后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窃取被整者的学术成就了。尤其这后一类人往往得手,混到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占有的位置,甚至还有人凭靠这一招连篇累牒炮制出的剽窃之作当上“博士生导师”。仅此,已是天下奇闻,但更奇的是,这类人劣行败露后常常受到强有力的庇护,继续顶着教授、博导头衔招摇过市,而被剽窃侵权的学者却奈何不得这种超级学蠹。

    为数不小的学蠹肆虐学界践踏了在我国好不容易才受到重视的学术规范,扰乱了80年代以来重新恢复的学术秩序,造成学术文化层次不可救药的混乱。如今,整顿学术秩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然而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来说,仅靠学界的努力是无望的。来自学界内部无论是“拒绝剽窃”的立场还是对学术道德的吁求,都过于软弱无力。尽管拒绝剽窃的立场表现了正直学者可贵的自律精神,但凭借这种精神既不能保护自己的成果不受侵犯,也无法遏制学蠹继续为害学界;而呼吁学术道德,对因不懂规范而犯规者或许会有一定作用,但这作用的大小却有赖于学术大环境。倘若委身时潮、投机取巧、抄袭剽窃、落井下石者仍然明里暗里受到鼓励,得到保护,诚实、正直的学者却经常因为求真而陷入困境,这样一种逆向示范将使人们很难指望能靠呼吁学术道德来改变学风。至于向那些并非不懂学术规范而是已经败坏了心灵的学术蠹虫作这种呼吁,则实在无异于缘木求鱼。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更需要的是一种制度性的保证。首先应有一种使过去时常发生的干预独立的学术研究和争鸣的事情不再重复的社会条件,与此同时还应形成一套能及时清除学术败类、保证学术队伍的整体纯洁性和整体水平的机制。为此,学者们还需要把眼界放宽一些,去关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的改造。

    1996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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