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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何判断“好人”“恶人”?——兼谈《一个法国青年的文化浪漫主义》一揽子结论

这个问题似乎简单得无须专门讨论。引起我对它发生兴趣的是《东方》杂志第8期萧功秦先生的文章《一个法国青年的文化浪漫主义》(简称《浪》)。此前接触过作者一些作品,尽管我不同意他的新权威主义主张,但作为一位学养深厚、立论谨慎的学者,他的观点很具挑战性,尤其在他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批评中有些地方很值得不同观点的人认真思考,至少,包含其间的警示意义是不应忽视的。东方杂志上这篇文章的主题同样是批评政治激进主义,然而很遗憾,这篇文章缺乏了立论的严谨,一系列论点失之轻率,而这些论点恰恰又牵涉到不少重要的理论是非和界限。

    文章从一位在我国刚开始拨乱反正时来华留学的法国左翼青年奥莱弗谈起。奥莱弗憎恶市场经济和由市场竞争带来的社会不公,向往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喜欢作为这个制度人格化代表的文学形象李双双;崇拜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在他心目中,四人分别是妇女解放运动、革命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代表。就由于他的左翼立场以及对中国现实完全颠倒的认识(文中也表述为“文化误读”),作者把他定位为一个文化浪漫主义者,并根据罗素的一段话,把通过挣脱对人性的种种束缚而“获得一种新的元气、权能感与登仙般的飞扬感”描述为浪漫主义的一般特征。接着由此引出浪漫主义的派生涵义:主体通过自己理想和愿望向某个对象物的投射,获得冲破现实束缚的人生超越感。据此,又把另一特征归结到浪漫主义上,即:把一种与现实阴暗面形成对比的秩序作为精神追求支点。

    把上述两点归结为浪漫主义的一般特征后,文章回到特定的奥莱弗对中国的“文化误读”,根据这一特定的误读得出普遍性结论:那些对本国文化与现实持批判立场的人“只有”在认为想象中的美好事物是真实存在的,“才能坚持自己的批判的合理性”——异质文化就充当了想象中的美好事物,对异质文化“想当然的赞美”就由此而生。这里,浪漫主义(到此为止,“浪漫主义”基本上是作为“文化浪漫主义”的同义词使用的)在作者笔下已经几乎囊括了所有具理想主义气质的人和所有发生文化误读的人。根据这种涵义已经大大扩展了的文化浪漫主义(关于概念涵义的扩展,留待后面分析),作者断言:如果文化浪漫主义再向前迈一步,就成为政治激进主义者。接下来,全文核心论点就在“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还有“乌托邦”这几个概念的不断交替使用中出来了:“政治激进主义者”(或文化浪漫主义者)是一些相信自己抱有一个伟大目标,相信为此可以采取一切方法的人。他们往往心地十分良善,容不下现实中与真善美不符的东西而力求改造,但“经由浪漫主义者的政治来改造的世界往往产生他们所不曾意料到的巨大灾难与不幸”。作者就此得出根本性结论:好人造成的祸害比恶人更深。因为恶人并不向人类集体经验发起根本挑战,从而对社会的破坏是有限度的;浪漫主义的好人则要对“人类在适应环境挑战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习俗、思想文化、制度安排等等,所有这些集体经验......发起总攻”,而且好人相信自己动机纯洁,极少自我反省,加之被人们信赖,致使错误难以发现和纠正。

    暂且不谈该文的观点、论据的真伪。在论证方法上,概念内涵无限扩大、论点大幅度跳跃、基本结论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上等等,都令人惊讶。至于文章观点,则相当多地方需要辨析,其中,究竟什么人对人类集体经验发起总攻,什么人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此类问题亟待澄清;尤其是全文结论事实上关涉到对那些在20世纪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的灾星的善恶判断,让人难以释然,觉得有必要就此表明看法。

    一.“文化误读”原因析

    全文以“浪漫主义”为中心概念的一系列论点和最终结论据以建立的事实是法国青年奥莱弗的“文化误读”。文化误读正如作者承认的,乃常见现象。至于误读是否如作者暗示或明示的是浪漫主义所致,是那些对本国现实持批评立场的人为自己批判的合理性寻求异质文化支撑的愿望的产物,就得另当别论了。伏尔泰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理想化评价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文化误读,但显然不能把他的误读与浪漫主义挂钩。伏尔泰在生活上精神上的确很浪漫,但并不“主义”。作为“主义”出现的浪漫,是与对理性的反叛相联系的,所以,非理性甚至反理性是其基本特征。至于浪漫(或者说是一种想脱离平庸状态,追求生命的高峰体验的精神倾向),我相信,任何人只要没有从思想、情感到行为方式都彻底地功利化、物质化,都或多或少会有这一面。所以不能根据某人身上有浪漫倾向就将其归到浪漫主义旗帜下。就拿伏尔泰来说,在许多事情上很浪漫的伏尔泰,如果论其精神派别,他恰恰属于浪漫主义所反叛的理性主义。而文化误读的发生,原因可以多种多样。比如伏尔泰,浪漫气质、主观愿望的投射、认识上的先人为主等等,都可能是导致误读的原因,但受所掌握信息的限制也许是更直接的原因。至于他对于自己就法国现实所持批判立场之合理性的确信,也并不源自某种别处的什么样板。无论他实地考察过的在政治文化和制度上比法国开明、进步的英国,还是由于误读而被他美化了的中国,都只能作为一个参照物而并不能承载支撑其批判立场的任务。他的批判立场及其对这立场的确信一如西方历史上其他许多具批判精神的杰出思想家一样,基于独立思考、基于西方的精神和思想资源以及他们对人性的理解、对自由的信念、还有对自然法传统的真诚信仰。

    至于奥莱弗,不错,这是一个怀抱崇高理想,执着追求公正和平等而对市场经济持有异议的左翼青年。对中国现实的颠倒认识使他把中国当成了体现这一追求的典范。但作者就此把他界定为文化浪漫主义者,却失之轻率,特别是根据奥莱弗的错误认识作出 “浪漫主义对现实的理解是建立在误解现实的基础上的,建立在一相情愿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的” 这一带普遍性的结论,就更加轻率。就奥莱弗有真诚执着的理想追求而言,与其说是浪漫主义者,毋宁说是理想主义者更合适。说到这里有必要顺便指出,作者因奥莱弗对市场经济的异议就断言他“是市场经济竞争社会中的失意者”,这过于武断。评判事物超脱于一己得失可以说是所有理想主义者却不一定是所有浪漫主义者的一个精神特征。所以,理想主义不等于浪漫主义。即使搁置二者差异,无论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都并不必然导致奥莱弗对中国的颠倒认识。真正导致这一颠倒认识的是作者作结论时忽略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我国的宣传。在过去二三十年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对外界来说,直接得自中国的有关中国状况的信息完全通过中国官方宣传而来。而那个时期彻头彻尾意识形态化的宣传,充满了掩盖真相、歪曲事实、甚至根本颠倒事实的欺骗性。无论是令奥莱弗心仪的人民公社制度还是文革及其作为文革化身的江青等人,在对内对外宣传中都是被极度美化了的,而且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加以美化。奥莱弗在接受这些信息时还是一个认知能力尚不成熟的少年,在缺乏其他信息来源的情况下,根据这样的宣传来形成他对中国的认识从而发生错误,再自然不过了。其实,我国至今都还有人受文革宣传的愚弄,把那个苦难深重的时期当成阳光灿烂的日子,要一个远在法国、而且还是少年的奥莱弗具有看透那些宣传伎俩的洞察力,实在太难为他了。事实上,不是他“浪漫地美化李双双时代的公社制度”和文革时期为祸中华的江青之流,而是他受了蓄意美化公社制度的作品《李双双小传》和蓄意美化文革、美化江青之流的欺骗性宣传的误导,是这些宣传影响和塑造了他对中国的认识。这与浪漫主义没什么关系,至少,将其说成浪漫主义所致是缺乏根据的。至于奥莱弗对中国现实的颠倒认识或者说他因受颠倒的宣传而在心中形成的关于中国的种种幻象,是可以破除的。《浪》文提到安徒生一则童话:一个不满现实环境而向往中世纪的人在穿上了一双魔鞋真的回到中世纪后,发现了中世纪才真正不可容忍。作者以此类比奥莱弗,并借此把中西文明交流中对西方文明抱好感的人批评为“文化浪漫主义”。这里没有言明但隐在字里行间的话是:那些“把与现实阴暗面形成对照的秩序作为精神追求支点”的人总归要大失所望。这是在把向后和向前两种性质不同的秩序对照混为一谈。对作者所引童话,我认为可以作两层理解。就奥莱弗而言,倘若真有双魔鞋把他送到向往的地方,事实终归使他从梦中醒来。作者不也指出他在中国越来越感到不适吗?可惜却没有就此说些什么。然而,这种不适恰恰表明的是对过去认识的痛苦调整,这比他先前信什么不信什么更重要。就作者借这童话引申的不同文明交流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上,我以为,“魔鞋”童话的普遍寓意在于使人得以在两种经验之间进行比较。它可以帮助打破幻象,但也可以起另一作用。既然魔鞋意味着可以把一个人送到心目中美好的地方,那就不光可以把人送回过往时代,而且也可以把人带往另一方向,比如从封闭社会带向开放社会,从专制国带到民主国。在那里,人同样能通过事实和体验来验证是否与自己此前置身其间的“现实阴暗面”恰成对照。就是说,它可以给人的认识以经验事实的支撑,这一认识可能被修正,但并不丧失其基本的客观性——我认为,这也是对开放的、民主的体制的向往不同于把落后、过时的制度理想化之处:这种向往也可能犯过于理想化的错误,但基本方面并不虚幻,更不根本颠倒。

    二.需要加以节制的“浪漫主义”概念范围

    现在该回到“浪漫主义”这一基本概念本身了。我前面曾提到作者在行文中有无限扩大“浪漫主义”内涵的倾向。那么,究竟浪漫主义指什么?诚然,浪漫主义如作者所说,它很难确切定义。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一些使“浪漫主义”之为“浪漫主义”而非别的什么主义的特定涵义和范围。

    浪漫主义主要是作为对启蒙运动以来居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的反叛而兴起于18世纪西欧各国尤其德国、法国的精神、文化运动。无论是作为一种态度和立场的广义浪漫主义还是作为文学艺术中反叛运动的狭义浪漫主义,一起始就以反传统、反权威、反一切清规戒律的姿态出现。它重视被理性主义忽视或排斥的人的主观感受、本能、情绪、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对那些强烈激动人的心灵的事物抱有最大兴趣。在文学、艺术中,浪漫主义者放纵想象力,把蔑视权威,冲破既有法则尤其是古典主义法则的藩篱视为特权。浪漫主义作品具有把幻想推向危险高峰的倾向,并通过打破美与丑、善与恶的对立,表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和令人不安的力量。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法则的突围以及对个性、对非理性因素的张扬给各门类的文学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和从未有过的新题材,极大拓宽了艺术范围,扩展了人类的审美经验和开掘了人性的深度,产生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其中,法国浪漫派便是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流派屹立于世界文学之巅的。

    对于浪漫主义,思想史上的评论甚多。尽管在其功过是非上看法各异,但是在对使浪漫主义之为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的认识上是相似的,都把反叛理性主义及其与之相关的反传统、反权威和基于个性而对种种束缚的敏感视为浪漫主义基本特征。《浪》文所引的罗素谓“浪漫主义者在推开对人性的种种束缚时,往往会获得一种新的元气、权能感与登仙般的飞扬感”,前半句“推开束缚”表达的的确是公认的浪漫主义者的精神特征或行为倾向。后面所说由此而获得的种种感受,特别是萧功秦先生既在该文也在他批评政治激进主义的别的文章中反复提及的“登仙般的飞扬感”却并非浪漫主义者必有的精神、心理特征,而只是可能的特征之一。而罗素对浪漫主义的评价也远比这段话所体现的要复杂得多,且前后期的评价并不那么一致,据我看,前期评论比后期严厉。上面所引“权能感”“登仙般的飞扬感”的说法在十多年后根据《西方哲学史》改写《西方的智慧》时就没有再出现在对浪漫主义的评论中。但作者只抽取罗素前期评论的片断,并把这一片断中描述的一个可能的特征夸大为普遍性特征,再把异质文化之间常见的原因各异的“文化误读”与浪漫主义直接挂钩,就已经过度扩张了浪漫主义范围。而当其把罗素描述的“登仙般的飞扬感”这一可能的心态特征加诸于他所说的政治激进主义者身上,并把构筑乌托邦的、强制人们接受“完美新世界”的......好几类人统统谓之为政治激进主义者,而且行文中事实上也不仅将浪漫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等同,还把浪漫主义与乌托邦、与理想主义混同,这种无节制的概念扩张便使得此主义与彼主义了无分别,从而使概念也变得无意义。但这样的论证却服从了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那些围绕政治激进主义所提出的一揽子批评性结论。这里暂且还是搁置结论,就作者以“登仙般的飞扬感”形容政治激进主义者的心态,我觉得有些话不能不说。首先,我认为作者没有给出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这就不能不具有主观臆断的强烈色彩。再则,我注意到作者在批评政治激进主义的文章中有着把清末以来的仁人志士(特别是其中主张走议会道路的人①)归入其中的意味,并以“登仙般的飞扬感”用来形容他们。然而如果考虑到这部分人所面对的全然不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者可以恣意妄为的环境,考虑到这部分人所置身的时代的严酷性和他们随时可能人头落地的处境,用获得“登仙般的飞扬感”去臆断他们,是既不得当又太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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