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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传统性结构

    在欧美,迈克尔.博兰尼是与波普、哈耶克齐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同时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兼科学哲学家。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他的“自发秩序体系”思想深刻影响了哈耶克;作为科学哲学家,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个人知识》为库恩那本声名遐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然而这样一位大师却几乎不在中国读者视野之内。当波普和哈耶克的著作分别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掀起热潮时,博兰尼还没有任何著作被引进。直到最近两年才有他的两本著作问世,即《个人知识》和本文将谈到的《自由的逻辑》。

    一.作为科学家的博兰尼研究转向和《自由的逻辑》的写作缘起

    迈克尔.博兰尼于1891年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有教养的犹太家庭。母亲是作家,父亲是商人兼工程师,比他年长五岁、与他关系亲密且对他影响很大的哥哥卡尔.博兰尼是为匈牙利的命运而斗争的政治领袖和著名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早年热爱艺术和古典文学,但父亲的早逝使他转向医学,1913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军医参加奥匈帝国军队,就在生病休养期间写的化学论文为他日后的物理化学家生涯奠定了基础。战后受聘于柏林一家著名的科学机构,在那里,他开始与20世纪最优秀的科学家接触、合作,并以自己的杰出成就赢得了作为德国一流物理化学家的声誉。1933年希特勒上台,德国开始了全面的恐怖统治和排犹浪潮。虽然博兰尼在大规模排犹活动开始前便接受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专为他设置的物理化学教授职位而离开德国移民英国,但科学、理性和自由在德国的沦亡强烈震撼了他。30年代初访苏期间,透过官方让他看到的一切,他又敏锐觉察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苏俄。他发现斯大林政权对人民思想言论的控制丝毫不亚于纳粹德国;科学、理性在俄国的遭遇也不比在德国好多少,科学被置于国家指导之下,屈从于意识形态和政府强加的现实功利目标,科学自治不复存在,科学家受到有组织的迫害。无论在德国还是俄国,他都看到意识形态和国家控制嘲弄了理性精神,分隔了世界的学问,割断了科学赖以立足和发展的传统,导致了科学领域的堕落。而在这两个地方,与意识形态欺骗和国家压制思想、言论和科学的自由探索同时发生的是对内大规模使用暴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法西斯的横行则使所有民主国家面临自由沦丧的现实威胁。

    自由成了摆在一切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人们面前的中心问题。为了捍卫自由,承继着西方科学家最优秀传统的博兰尼在二战前后把最热切的关注投向了社会、政治领域,检讨法西斯主义何以兴起,反思自由沦丧的原因和寻找自由的基石。《自由的逻辑》作为这种检讨、反思和追寻的代表作,收入了作者1942—1949这八年间的一组重要文章。正如该书开宗明义所指出的:它们表现的是作者不断发展的努力——“阐明自由的地位,以回应我们这纷扰动荡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各种问题。”

    二.揭示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传统性结构

    《自由的逻辑》篇幅不大却论域宏阔,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而这本书的核心,在我看来是揭示支撑自由社会的传统性结构。作者在书中表达了一种颇为独特的观点。作为科学家的他坚信,自由社会需要一种超验性信仰作为终极献身的目标。这种超验信仰既是诸如对科学的无私探索、对正义的辩护、对自由政治讨论的追求等一切自由献身的人类行为的精神基础,也构成一个社会必要的一致性与自由的普遍基础。它规导人的创造性冲动,给人的良心以自然的根基,“保证人们坚持其对于真理、正义、博爱与宽容之现实的信仰”。倘若这些观念的现实性被否定,“国家势必变成人们一切终极献身的后继者”(P51)。一旦如此,自由的丧失便不可避免。对于缺乏超验信仰的另一文化圈的人来说,如果就作者视超验信仰为自由社会之基础的结论是否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尚可存疑,但作者关于国家变成人们终极献身后继者及其后果的警告却不是可以用文化差异加以拒绝甚至否定的。事实上,无论当时德国和苏俄所发生的还是后来形形色色的极权国家中所发生的,从精神层面都可以追溯到此岸的国家上升为了终极目标。不论何种文化之下,不论何人,只要理性尚存,有着健全的判断力,就可以发现:但凡国家上升至这种地位之处,自诩国家代表的野心家的目标凌驾于全社会之上便成为通则。

    通过对表现着自由社会基本特征的西方科学自治、学术自由和司法独立等传统的研究和考察,博兰尼认为,自由在西方世界可以存续和发展乃因其独特的基督教传统,人们通过基督教信仰认肯自己对于真理、正义、博爱、宽容的责任。而自由社会就是人们为这一系列独特信念承担责任并为之献身的社会。以司法为例,他指出,司法独立的确立有赖于历史上一代代法官们伸张正义的持久热情,而支撑这种持久热情、给他们抵御来自政治权力或任何利益集团的干预以力量的正是基督教传统中对超验正义的坚信。所以,该宗教传统及其相应的道德传统正是自由赖以存在的传统性结构。正是在对这一传统性结构的近代际遇及其20世纪发生的自由沦亡进行检讨中,博兰尼就自由作了深刻的思考,揭示了自由的悖论,揭示出挣脱专制束缚的思想自由释放出理性精神确立了理性标准,却经由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对理性标准的颠覆,对道德、信仰的彻底否定而最终毁掉自由的基础从而导致极权主义这一危险路径。运用理性对现存事物进行怀疑和审视无疑是思想自由的基本表现方式,博兰尼作为科学家,他当然重视怀疑在推进知识和社会进步上的作用,然而他看到欧洲思想自由史上无限度怀疑的破坏性,特别是当这种破坏性及于信仰、道德,便抽掉了人的精神根基,思想和理性因变得空无一物而毫无意义。十八世纪以来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自那以后,理性的自我伸张始终伴着高涨的怀疑精神,但怀疑推向极致瓦解了信仰和道德,解除了人们对真理、正义等共享价值的责任,人们从十八、九世纪普遍的精神亢奋、充满理想和自信突然落入空虚,怀疑一切的怀疑主义者和一无所信的虚无主义成为时髦。关于这两种人,博兰尼揭示了一个十分发人深省的现象:怀疑一切与盲信两极相通;无信仰、无公共精神的冷漠者与不择手段的阴谋家和恐怖分子两极相通;结果,不是成为专权的野心家就是受其操纵、充当极权制度的社会基础。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超验的或者说形而上的信仰目标被抛弃了,处于精神空虚状态的人迟早需要寻求精神替代。结果,国家、民族或者其他什么随便抓住的主义——比如,科学预言、历史法则、宣扬同室操戈的阶级战争、赤裸裸宣扬阶级权力而反对全民国家,等等——便取而代之充当起终极目标。由自由社会向极权国家的逆转就在这种替代过程中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博兰尼对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批判,与另一位德国浩劫的著名反思者、历史学家梅尼克不约而同。

    为了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传统性结构免于破坏,博兰尼反对怀疑一切而主张有限度的合理怀疑,怀疑尤其应止步于根本性信仰。这一限制基于信仰的本性和理性本身的有限性,即信仰由于其超验本性是无法得到充分证明的。在此需要一种理性的谦卑,承认理性能力在信仰问题上的局限。他相信,人只有在有所敬畏时才强大、高贵,不致沦落到受奴役地位。

    三.深刻反省和改进的力量

    不仅在《自由的逻辑》一书,也在内容远远超出科学哲学论域的《个人知识》中,博兰尼都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他效忠于自由国家的立场——包括接受它的缺陷和危险。不难看出,基于这一立场,博兰尼的思想有着保守的特性。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在他看来:自由社会具有深度的保守性。为此,他坚定捍卫西方社会中支撑了自由的信仰和道德传统,捍卫真理、正义等等构成西方文明核心的一系列超验原则,反对无论以怀疑一切或别的什么形态出现的激进主义,因为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攻击的正是自由社会赖以维系的纽带和立足的基础,哪怕初衷是彻底革除一切社会弊病。

    西方文明有一种深刻反省的力量并因此而具有最大的改进力。深刻反省在某些历史时期表现为对现存一切的怀疑和审视,如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怀疑审视不仅针对着现世的国家制度、法律、风俗、传统,还质疑了宗教,袭击了天国。诚然,这种怀疑的发展最终在十九世纪晚期导向了博兰尼揭露的那种与一无所信的虚无主义相联系的怀疑主义,然而就启蒙思想家的怀疑而论,他们在怀疑中有着寻找确定性的意向,在对教义和教会的批判中有着确立可靠信仰的努力。而且就他们的时代来说,他们的怀疑审视,包括对教义的质疑和对教会的批判,有着极其合理的历史缘由,事实上也推动了社会进步。博兰尼对传统信仰和道德的执守同样出自深刻反省的精神,是对启蒙时代矫枉过正的怀疑精神的检视。对于一个具有自由传统的文明来说,在自我反省的两种表现间寻求平衡,保持必要的张力,可以使社会具有一种开放的、反思的、自我改进自我治愈的机制,对个人来说则可以在保持内心的标准同时又保持心灵的开放。至于一个不具自由传统的文明,虽然通向自由的道路上有着不同的任务,但仍然可以从另一文明中自由的历险、自由与信仰和道德的关系、尤其是其间深刻的自我反省精神获得重要启示。

    200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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