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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伦理文化价值核心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起源于人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对自己的本质以及人生意义和目的而进行的探索,发展于近代人追求幸福、追求个性发展、追求本质力量表现的运动流程之中。人道主义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形而上的终极追寻还是世俗性的现实要求,都是人自身始终关注的,在任何时候都会拨动人的心弦。正因为如此,人道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既源远流长又永远常新的价值原则。
    作为形而上探寻的成果,人道主义一方面揭示出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是作为认识者、实践者、评判者的主体与作为认识、实践、评判之对象的客体的关系,揭示了人的主体地位,并据此在价值领域确立了“人是目的”这一根本原则。另一方面,人道主义揭示出常常被社会关系、被形形色色的群体所遮蔽的个人的独立价值。而对个人的发现正是近代以来人类取得巨大成就的秘密所在。
    作为一种现实的要求,人道主义则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人的各个层次的需要和利益,概括反映了人们共同追求的基本价值。这表现在它既肯定感性的人,又肯定理性的人;既正视人的肉体,又注重人的精神;它肯定人追求幸福的合理性,主张发展人的个性和能力,提高人的价值和尊严。它对于蕴藏于人自身的潜力的揭示带来了人的自信,而从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对人的本质的全面肯定则一方面使感性要求被长期压抑的人摆脱罪感而舒张了人性,另一方面又在物欲横流、遮蔽人性丰富性的世风中使人注意到自己的性灵和精神发展需求从而使人性免于受物欲支配而畸形发展。所有这些,决定了人道主义使人对自己具有一种特殊的自我清醒意识,对他物具有一种审视意识。它在近代作为一种时代潮流而出现,标志着人的主体性前所未有的提高。

    人道主义还不仅意味着发现人的特性、力量和潜力,还意味着对人的存在状态和处境的关注和探测。前者使人自信、自尊,后者使人清醒。人要保持在人作为人所必要的精神维度上,这两种意识都不可少。尤其19世纪以来,从人道主义特有的对人的存在状态和处境的探测意识中发展出一种洞悉人类困境的危机意识和作为主体的人对世界负有责任的意识,这种意识提醒人们在追求更大的发展时不断调整和校正自己的目标,遏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对世界产生的种种负效应和可能出现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在当代,当许多人还陶醉于人类借助科技发展而取得的种种巨大成就之时,一些深具人道精神的人士已经在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核威胁而大声疾呼,为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而大声疾呼。80年代初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和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的绿色运动就是这种精神的典型表现。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道德精神,它的“以人为目的”超越了分割人类的种种狭隘界限,以一种不计个人背景(包括种族、国界、阶级、职业、贡献等)的博大精神来确立人们彼此交往的原则,就是说,去掉一切标签,以人就是人的眼光看待人和处理彼此关系。它凝聚为一个无条件的道德指令: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必须尊重他人权利,不得有损于他人;它还内含着一个普遍的道德要求:人类共同体的任何人都不应对其他成员的命运漠不关心。这些在不同环境不同时代都经得起提炼和抽象的普遍指令和要求,具有不被任何个人身份与角色所遮蔽的普遍适用性。
    总之,人道主义蕴涵的具有恒常性的理想和普遍原则给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共同目标和统一尺度,它构成人类文明的“公分母”;而它对个人价值的揭示,对个人精神觉醒的激扬以及对人的主体精神的激发又使它成为近代精神的核心。至于蕴含于人道主义之中对人的存在状态和处境的探测、反省意识则使它在恒定之中又具有着不断接受新挑战的开放性。例如在这种探测、反省过程中提出的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新目标以及相应的人类责任,便构成了对于人类道德更新带有根本性的内容。在我国社会转型之际,把人道主义确立为当代伦理文化的价值核心,是我国伦理精神朝向现代的最关键一步,而且它对于我国伦理文化的建设还具有以下特殊意义:
    第一,这意味着向人类优秀价值传统的认同。人类历史上一切进步潮流、一切文化精神财富,无不体现着、贯穿着人道原则。当代世界各国,无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异,绝大多数国家都以人道主义为基本价值指向,并在这个前提下找到对话的基础。我国一度对人道主义的拒斥和贬损既背离人类共同道义基础,又在实践中酿成了巨大灾难。在贬损人道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建构的道德,本身就包含最大的不道德。
    第二,人道主义是我国传统伦理文化与现代伦理文化之间可能找到的最佳结合点。在我国社会转型之际,旧伦理体系由于其基本精神与当代中国发展走向相抵牾而趋于崩溃。但这个事实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彻底抛弃传统伦理文化,在一片空地上去随心所欲地建造新伦理文化的大厦。历史既不能回避,也不能割断。倘若回避、割断历史,再好的设想也会因缺乏根基而落空。而且,伦理精神的现代化与社会其他各方面的现代化一样,本身应是人类传统文明的健康的继续和延伸。这就意味着,伦理精神的现代化首先应是对人道主义的继续和延伸。我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尽管缺少注重个体的精神,但有着关注人事甚于天命的世俗化特征,这一特征与人道主义肯定人对现实幸福的追求有某种相通之处。我国传统伦理文化最有价值之处或许是对人的精神、性灵的重视以及着眼于保持人的性灵、提高人的精神而对道德修养方法的探索,这些内容经过改造可以形成注重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注重人自己把握自己的能力的人道特征。而我国传统伦理文化肯定人有与生俱来的道德资质,肯定这种资质经过每个人的内省可以发掘出来。这种观念有可能转化为作为人道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的对人的精神平等的肯定。即使直接服务于宗法等级关系的“孝”这样的理想和规范,尽管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显然悖谬的内容,更有其作为宗法等级关系之核心规范而表达绝对父权、以身份论是非的荒谬性,以及将这绝对父权移植到君臣关系上“以孝事君”的专断性,而且这极为荒谬和专断的一面在历史上兑现为生活现实时,具有非常残酷的性质;但是它也含有尊重人的天然联系,要求人以尽人伦之责而区别于动物的内容。这后一方面内容使“孝”以颇具民族性的方式蕴含着全人类因素,这一因素的价值恒久而普遍。两千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靠着上述种种因素维系了道德生活中较为健康的一面。而当代,在人类生存环境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之际,我国传统上对天人和谐的追求,以及道法自然的思想,其潜在的人道价值更是突显出来。
    总之,由于我国传统伦理文化与人道主义之间存在不少相通契合之处,以人道主义为价值核心和连接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点,有利于保持和改造我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有利于继续保持民族文化的认同,使新伦理文化能够既纳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而具有普遍性品格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而在世界文化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第三,这是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既是现代化的目的,也是现代化的创造者。现代化所追求的无论是科学技术进步还是物质财富的增长,无论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还是先进的教育文化体系的确立,背后都隐含着人这一终极目的。反过来,又只有充分尊重人、肯定人的利益和需要,使人享有较大自由,现代化事业才能顺利推行。由于人道主义肯定个人健康的自我表现和追求,对人的精神必然具有建设性影响。因为人道主义同时肯定人的理性、精神、感性、肉体,对于人发自各个需要层次的欲望不是禁锢而是引导,这种自然而不矫饰的道德观宏扬人的生命力,因而可以有效地保护蕴藏于人自身的能量。作为个人健康表现的自信、竞争在道德生活中受到推崇,又使道德对人的能量有一种释放功能并激扬人进取不息。这种精神状态和素质无疑是我们这个民族所需要的。至于直接派生于人道主义的内核“人是目的”同时又为我国伦理文化中历来缺乏的权利意识、契约意识、宽容精神、批判精神等重要精神,也都是在当代要形成一种较为有利于人肯定和发展的社会道德气氛和社会环境所不可缺少的。
    第四,人道主义作为核心价值的确立奠定了新伦理体系的基础,而且可以纠正我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固有弊端。首先,它的确立定下了新道德体系关于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身、人与自然这四大道德关系的基调以及经济道德、政治道德、职业道德、家庭婚恋道德的基调,因而能对整个道德体系起到制导作用,以防止堕入异化歧途。其次,人道主义对人是贴近而不是敌对,对人性是疏导而不是压抑,这使它具备获得人们广泛认同的条件,因而不仅可以体现在道德规范、道德理论的层面,而且有利于渗透到道德的深层结构之中,变成个人的道德情感,化为社会的道德风尚。最后,人道原则在道德生活中具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这是因为人道主义肯定个人独立存在的价值,它讲的人不是湮没在集合概念中的而是最终必须还原为个人;但与此同时,人道主义肯定的独立个体又不是孤立的,而是人类的一份子。这样,既可以获得对于人及其需要的真实具体、符合人性的理解,又可以从千差万别的个人活动中抽绎出普遍有效的行为规范。正是作为这两方面的高度综合,人道主义才博大精深而无偏狭性。而我们传统上对人的理解既缺乏把人还原为个体的意识又缺乏把人抽象为类的意识,却只是把人纳入种种政治的、社会集体的范畴,在道德生活中导致许多尴尬。例如,“为人民服务”作为道德准则纵然有其崇高性,但这种崇高性常常因不可操作而受到嘲弄。原因在于,“人民”作为集合概念并不能还原为个人。更何况按我国惯例,人民是一个政治范畴,先天地排除了一部分人在外。把它作为道德行为的出发点,顺理成章,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就会有在公共场所的尊老爱幼须先查身份的荒唐,还会有对危难者见死不救反以“安知他(她)是敌人还是人民”相辩解的悖谬,更有令没有受到良好服务的批评者做声不得的“你代表人民吗?”这种常见的反唇相讥……致使一些人对任何公德的违背乃至践踏都可以找到堂而皇之的理由。可见,把人湮没在集合概念中,尤其纳入政治范畴中,既导致道德规范不可操作又导致道德本身的偏狭。这两点都对个人良知和社会公德有着致命的危害。人道主义以人为目的的基本精神及其基本道德指令,却有着超越一切界限的普适性。此外,人道主义关于对人的态度可以而且必须还原为对每个人的态度,因而它作为道德要求明确而具体,对人们的行为有现实指导作用,便于在道德生活中实施,这一面则表现出它的可操作性。由于以上三点,人道主义奠定了社会公德的基础,使人们具个性特色的丰富多样的活动有了一个不能违背的共同道德背景。建立这样一个背景,正是我国当前道德状况提出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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