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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张文质君早就约请我以“教育:必要的乌托邦”为题谈些什么,后来又拟成一份访谈提纲寄给我。我觉得题目和提纲都非常有意思。但好几次开始着手,都被别的事打断。文质君催了我若干次,现在,三年过去了,再搁置就怎么也说不过去了。下面写的,说是访谈,其实是在完成文质君派给我的任务,所以,依序按文质君的六个问题来思考。

    1、【你多年来一直关注教育,对教育经常觉得“有话要说”。从1949年算起,50年快过去了,你认为中国教育主要有哪些大的问题?】

    中国教育的问题堆积如山,要一一罗列,可能没完没了。但我认为最严重的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提供受教育机会不公正。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义务教育名存实亡,一大批孩子被排斥在校门之外,不能享受受教育的权利。机会不公正的另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表现是,地区、城乡教学质量和办学条件的巨大差异,重点校与非重点校、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享受的不同待遇,使得事实上给在校就读的孩子中的少数提供的是优质条件,给大多数提供的是低劣的条件。二是中小学教育从教育思想、培养目标到教材内容、课程安排都贯穿了一种政治功利主义,孩子的个性和愿望完全不受尊重,他们被当成可以任意揉捏的泥团,根据特定的政治需要去加以造就。于是,按这种需要安排教材内容就势所必然,强行灌输就成了最基本的教学方针。这个问题比社会各界正集中火力抨击的应试教育危害更大。应试教育与教学内容的优劣不一定有多大关系,政治功利主义却直接关涉教学内容这个要害问题。特殊的政治需要,哪怕不那么自私,也有着使人思想划一的倾向和囿于一时之功利的倾向,所以天然地具有排斥那些使人视界开阔、目光远大、灵魂丰满的东西的倾向,天然地排斥批判性、创造性思维,排斥与此密切相联的无私的好奇心、知识上的冒险意识和反独断的探索精神。如果这种需要本身就自私,那么,狭隘就会成为一种必要,根据政治需要来掩盖、歪曲、篡改历史或社会真相也会成为一种必要。灌输给孩子的“知识”常常会具有反知识的性质,使尚无辩别能力的孩子一开始就被错误的、扭曲的“知识”所包围。事实上,这正是我国中小学语文、历史和政治课本的最大问题。三是大学因缺乏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而丧失它作为学术和教学自治中心的地位。办学目的极端功利化、办学方向极端专业化使高等教育的功能萎缩和退化,大学保存和创造文化的功能降到最低点;大学作为智力权威机构的地位则因文科研究充任现行政策注释员、理工科重实用技术轻基础理论,再加上滥评职称导致的学术层次不可救药的混乱和颠倒而越来越具讽刺意味。这些情况表征了大学精神的沦落。

    2、【这些问题或者失误,是否与“教育缺少自己的独立品格”有关,你又是怎么看教育的独立品格的?】

    无论教育机会不公正还是教育培养目标上的政治化、功利化,或是大学精神的沦落,都是体制病。教育体制最根本的弊端就在于我国教育长期以来都是政治的附庸和工具。既是附庸和工具,当然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独立品格 ”。而且,由于任何独立性品格都是动摇和破坏依附关系的,想在教育上表现独立性反倒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过。然而,对于人类和任何国家的历史发展来说,教育承担着传递文化和批判 性地发展知识以更新扩大文化遗产的使命;对于个人,教育负有开发人性和潜力,革新人的天赋、扩大人的生命内涵,为人的一生奠基的任务。这些使命和任务具有超越于阶级、党派和一时的政治功利的独立性。教育当然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但不脱离政治意味着对公民社会及其条件的关注,而决不意味着委身于任何政治派别和任何特殊的政治需要。否则,教育可能沦为反教育,例如,为了特定集团的特定目的而限制甚至阻断文化的传递和交流、钳制创新、堵死批判性发展知识之路、封闭人的精神和眼界,既扼杀人的理性精神又窒息人的激情和冲动,致使人性收缩和扭曲,甚至会用缺德冒充有德去败坏人心。有人尖锐指出,我们的学校教育训练了一大批没有节操的顺民。可以说,这正是教育因缺乏独立性而沦为反教育的一大恶果。

    教育使命的独立性要有制度性安排来保证。首先是必须使一切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干预从学校中退出,在中小学以公民教育取代政治课。在大学,必须恢复高校的自治权,政治评判标准退出学术、教学领域,教授治校取代行政官员治校。

    3、【1978年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定变化,教育的情况也是这样。特别是近10年这种变化加快了,但是教育可能比原来处于封闭状态时有更多麻烦,对此你怎么看?】

    我认为,1978年以后,中国教育曾出现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首先,高考制的恢复否定了文革后期那种弊病百生的推荐制。推荐上大学依据所谓政治标准,既使大学彻底丧失独立评判标准而彻头彻尾地成了政治工具,又反映出对知识的蔑视。而且,推荐大权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使这本来就极其荒唐的制度又因干部滥用权力而使“推荐”背后有了一个遮掩着无数丑恶事件的黑幕。推荐制从理念到实践都使那段历史构成教育史上最荒诞最黑暗的一页。高考制恢复了学校以知识掌握程度为独立判断标准的传统。尽管考试不一定就能反映一个人掌握知识的情况,但却对于当时在全社会重树知识的权威起了重大作用,也对调动中、小学生的求知欲和求学热情起了积极作用。刚恢复起来的高考制也还没有走向极端,成为把中小学驱上应试教育怪圈的指挥棒。

    第二,78年以来我国有过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高考恢复后的大学就置身于这场运动的中心,并充当了先锋。在向一个个禁区突进中,高校师生显示了不寻常的探索热情和勇气。这种热情和勇气既表现在求知、求真、锐意创新上,也表现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国家、民族所面临的政治、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上。我以为正是这样一种健康蓬勃的精神状况使当时的大学恢复了丧失已久的荣誉,虽然由于学术研究中断了多年,教学水平还谈不上高。

    第三,这个时期的大学走出了愚蠢的自我封闭状态,不光国内各大学之间展开了积极的交流,而且跟国外学术界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这一方面促进了学术的活跃,另一方面使国内大学开始接触和了解国际公认的大学标准和学术标准,并在这种接触和了解中发现了我国大学的学术、教学水平与国际上的巨大差距。这在师生中,在校方都激起了一股自发的教改热情。如果社会能继续保持对思想、精神、学术的开放态势,如果那时以大学为代表的探索禁区的热情和自发的教改热情能得到保护,或者至少能免于权力对办学方向、对学术、教学活动不断的粗暴干预,我国大学会少走许多弯路;而且,后来日益暴露和恶性发展的高考病也有望通过及早进行教育体制改革而得到遏制。不幸的是,干预、控制太多,教育难以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和特性去发展,问题和麻烦也越来越多。还是以大学为例。国门打开以后,大学与国际上的天然联系重新续上,而且在全球化趋势加快和我国经济基本上保持开放的情况下,这种联系一旦续上就很难再被掐断。然而,广泛的国际联系与国内对大学的严密控制和粗暴干预使大学处于在开放与封闭之间、在公认的学术标准和由特殊的政治要求派生的标准之间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左右逢源,不伦不类。所以,我不同意说走出封闭状态后的教育可能比原来处于封闭状态时有更多麻烦。封闭状态下的教育在性质上是彻底工具性的、在眼界上是井底之蛙的。没有麻烦但也没有希望,因为它根本没有给教育独立功能的发挥留下些许余地。现在的麻烦也不是走出封闭状态带来的,恰恰相反,是封闭对开放的抵制造成的,是开放与控制下的二重标准造成的。退一步说,就算走出封闭状态后麻烦多了,这种麻烦却并非消极的,而是我国教育要健康发展所不得面对的挑战。

    4、【近年来你为什么特别强调“义务教育的公正性”?】

    这个问题关注得比较早,主要是因为问题本身已经过于严重,无法视而不见。80年代后期就有资料披露出我国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失学、辍学率高。我从自己可以直接观察和感受到的现实中也发现,由于巧立名目的收费越来越高,城市里即使大学教师,要供一个独生子女上中小学,经济上也不堪重负。其他收入更低的行业,特别是农民和没有固定职业的城市贫民,就更不用说了。政府说了多年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儿童失学、辍学率居高不下,年复一年,没有改善。

    然而,义务教育是基础性教育,任何人都不能缺了这一环。我的这个看法,基于对教育的一个基本信念:人借助教育而进化,教育使人从简单的动物性生存状态向觉醒的、负责任的生活过渡。任何个人如果没有通过教育获得必要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不仅走向未来的道路对他们是封闭的,而且难以作为有责任能力的人立脚社会。所以,受教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基础性质的义务教育更是每个人都应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在这个问题上,个人的权利也就是社会的责任。社会至少应该向每个未成年人提供最低限度的学校教育,让他们掌握将来履行各种基本职责、参与社会生活所需的必要文化知识,并且在知识和智力上为将来正常生活、工作和进一步受教育打下基础,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平等机会。我认为,国际21世纪教育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使用的“生活的通行证”这一比喻最恰当地揭示了义务教育的性质。义务教育的这一性质就决定了它首先是应当由政府担负起来的“政府行为”,而且必须是免费的。90年代初以来,我在一系列文章和接受的访谈中详细阐述了这个看法。①

    说首先是“政府行为”,乃因为义务教育是社会对个人最起码的责任,社会只有先尽了这个责,才有资格对个人提要求。而政府受托管理社会,这个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说必须免费,则因为任何国家都存在贫富差别,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发展基础和国家的公民素质的基础教育只有免费才能不分贫富为人人都享有。我国还有两个特殊国情更要求免费实行义务教育。一是我国工资制度虽几经改革但仍属低工资制,公职人员的的工资收入中被预先提取了比例很高的隐形税收,其他各行业的人也不断被课以名目不清多如牛毛的费和税,把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费用推给家庭,这不公正。尤其考虑到人们还专门缴纳了教育税,每个城市公职人员每月都按工资比例扣除了教育税,农村人口也年年上缴了教育费附加,这种情况下还把费用推给家庭,形成双重收费,就更不公正。二是在低得不成样子的“脱贫”标准下,我国仍然有数千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而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还在使更多人因为被剥夺而加入贫困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义务教育不是免费的,而是按某些文人别出心裁的说法:是家长供孩子上学的义务,那么,义务教育对那些连解决温饱都困难的家庭来说就纯属空话,因为这些家庭根本承担不起这种义务。这一来,这些家庭的孩子就命中注定了没有未来。因为,一个未能接受必要教育的人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甚至完全缺乏准备。他们不仅无缘分享文化资源,而且事实上处于人类智慧和文化积累的进程之外,在谋生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也处于最不利境况;而完全缺乏文化装备的蒙昧状态还使他们的行为达不到规范要求。对他们来说,愚昧、屈辱、挫折、失败、贫穷、犯罪、受惩罚如形影相随。一大批人处于这种状况是社会的失职和耻辱,而且,这种状况还在事实上造成文盲的世袭和贫穷的世袭,它构成本来就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中最刺眼的一种不公正。每个劳动者都在以各种方式向国家纳税,国家理所当然应该向全体纳税人的子女提供接受必要教育的条件。但从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对中小学生实行政策性收费和乱收费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变成要用钱来交换的商品。结果是把一大批儿童排斥在了校门之外,剥夺了他们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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