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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火烧阿房宫”

    90年代初,大学里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的是一位国家教委的视察员来到某重点理工大学,想了解理工科学生的知识面。学校给他物色来一个据说知识面广的学生。他刚发问:“是谁烧了阿房宫?”该生顿时惊恐万状,连说:“不是我烧的!不是我烧的!”事后向校党委书记转述这番对话,书记听后便说:“这个学生很老实,如果他说不是他烧的,可以相信他。”
   
    一个国家,智力资源最丰富、最深厚的地方就是大学,最权威的智力机构也是大学。这火烧阿房宫的笑话实在历害,不光一把火烧掉一大片大学生头上的知识光环,还烧掉了大学首脑的堂皇外衣,裸露出不学无术、知识贫乏的内里。如果考虑到人们视大学为智力权威机构的传统信念,这笑话不止刻薄,简直有点“恶毒”。然而,听过的人心里明白,这似乎荒诞不经的笑话包含的真实性是相当高的。
   
    几十年反知识、反文化留下的后遗症,再加上至今渗透在大中小学教育目的中的急功近利和由此导致的中小学教育偏科,高等教育文理分驰、重工轻文,大学生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知识面狭窄,早就不是什么秘密。80年代初就有中文系教授抱怨,全班几十名学生无一人读完过一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对世界文学名著就更陌生了。这状况,到心浮气燥的80年代中、后期愈加严重。至于大学首脑的学识,人们也心照不宣,不会奢望他们个个博学,尽管这样的“奢望”在国际上是惯例。但我们这里,大学首脑行政任命制几十年不变,低文化者管理高文化者,无学问者治有学问者才是惯例,如果这位置上坐了最有学问的人,或者不说“最有学问”而说“有真才实学者”,那么,多半出于点缀的需要,要不然就是阴差阳错弄出的例外。对了,我刚才还说80年代中、后期心浮气燥。是的,90年代的人也许更加心浮气燥,但要说开端,那就得往前推了。在教育界要追问始作俑者,则是一件尴尬事。只要记忆力不坏,凡身处大学的人都该记得,在80年代,中国教育的最高行政当局先是在学历上对大学教师资格提出一刀切要求,不多久又鼓吹大学“创改”,提倡教师从事第二职业。在恢复评学术职称后不久,突然又发明了给“思想政治工作”评职称、给行政干部评职称。学历上一刀切引发一阵大学教师考研热和转作行政干部热。有转行政热,是因为对大学行政人员并无学历要求。且不说这中间的不公正,也不说此后引起的行政机构及其人员呈几何级数的增长,更不去说行政干部在大学的僭越引起的大学教师在校内地位日益边缘化,不管怎么,强调教师学历,总还多少反映出对大学教师应有的学识的认识。但接下来鼓吹的创收和第二职业,后果就全然是灾难性的了,至少,它对校园内泛起浮燥之风难辞其咎。一时间,各大学谁也不甘落后,办起了公司,经营起商店、餐馆、酒吧、咖啡吧、卡拉OK厅……,许多教师则在外兼起了职。本职是铁饭碗,兼职要看表现,于是,敷衍第一职业,尽心第二职业,第二职业喧宾夺主就再自然不过了。至于“创收”,不光校方抽专人搞,从事教学的系、科也蠢蠢欲动,不管理工、财经还是文史哲,也不论与专业搭不搭界,都在打“创收”主意。热的程度,至今记忆犹新。在当时校校创收的气氛下,我所在的系,连原本认认真真从事教学的一些老教师也头脑发胀,建议系里给每个教师下创收指标,人人给系里贡献弄钱的门路,谁持反对意见,抱消极态度,谁就是“思想跟不上形势”,就是“观念陈旧”。在学术上对任何禁忌不买账,观点常被视为“超前”的我,却因对大学办商业有看法、对要求每个教师搞创收不买账,一下子挣来好几顶帽子。

   
    大学经费不足是事实,大学教师清贫也是事实。但“创收”和“第二职业”的主意把这本应通过体制转换、社区办学、大学对社会力量和海外开放等途径来解决的问题转嫁给了学校和教师。当一部分从事起第二职业的教师站在讲台上心辕意马,另一部分又陷在“集体创收”的亢奋和焦虑之中时,是没有多少人还静得下心认真进行学术研究,认真从事教学工作的。静不下心,有静不下心的说辞,譬如说是走出象牙塔,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若要问,到处找门路弄钱,结合的是哪一门子理论与实践,
   
    恐怕言者也不甚了了。至于这个情况对大学教师队伍的瓦解之历害,对必要的教学秩序冲击之大,就很少有人愿意正视了,当然也更没有哪位始作俑者为此承担过责任或者给过什么象样的说法。最糟的是,创收热也传染给了学生。学生纷纷在课余时间经营起各种业务。当然,他们经营的业务也跟教师们经营的一样,绝大多数与所学专业毫不搭界,而且多采用街头小贩经营方式,摆个地摊,推一辆自行车,零售香烟、点心、家乡土特产,甚至还有凉粉、凉面、过桥米线……等等。后来听说,这叫“练摊”。这种练法,肯定不具有当时那些急急忙忙跑出来为“新观念”、“新事物”捧场喝彩的人发掘出来的诸如“增强了实践能力”之类意义,更对学子们的学业无所裨益,倒是使他们中不少人学会了无证经营,以次充好,学会了用大字眼去给自己的纯利益冲动编织一件圣洁外套。
   
   
    与教师创收、学生练摊几乎同步进行的,是整个高教领域刮起的一股势头强劲的新浮夸风和近乎荒唐的“教改”风。许多中专学校不顾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和教学设施是否符合高校要求,迫不急待升格为“学院”;原有的一些学院升格为“大学”,大学内的许多系则在师资实力并无明显增强、专业并无拓展条件的情况下摇身一变,成了学院……。全国突然间一下增加了许多高等院校,给人一种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表象。但那些勉为其难升格的“高校”,其教学质量如何,那些由“系”而“院”的校中“学院”是否都有学院之实,刮风者就讳莫如深了。
   
    至于那段时间在大学进行的“教改”,现行高校在体制、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的真正弊端根本不在“改”的范围之内。我国长期以来视大学为政治工具和高级劳动力培训场所,而不是扩大人的知识视野和精神内涵,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保持和追求人类共同价值之所在。这样一种在高等教育定位上的根本性缺陷导致别的一系列弊端。例如,高校缺乏自治权、院、系安排不合理、课程内容陈旧、文理失衡、文科教育的意识形态色彩过重、教师知识更新慢、教学方式呆板……等等。“教改”对这些亟待革除的弊端纹丝不动,却反向用力。所谓教改,主要是课程调整。调整的指导思想是急功近利的所谓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而对市场的片面理解又夸大和彰显了市场行为本来就具有的短期化倾向。因为人文学科对人的能力和精神素质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不是显见的,是缓慢的,而不是立竿见影的,结果,本来就十分薄弱的人文学科又遭一劫,被大大削减。我所在的系,哲学史、思想史类课程取消了,基础理论课程压缩了,腾出的课时如果安排具有独立的理论基础和广阔发展前景并能拓宽学生思路的新兴学科,倒不失为一种补偿。然而这样的课和被砍掉的那些人文课程一样,没有职业培训立竿见影的速效性,再说,也没有相应的师资力量。结果,新增的是文书档案学、秘书学、公共关系学,甚至旅游经济什么的,总之,社会上热什么,就千方百计增设什么课,课程零碎而五花八门,没有了课程之间应有的内在联系,无法帮助学生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知识框架。而这类课程知识含量低,缺乏思维上的启迪性,上得越多,越封闭了学生的知识视野,越限制了他们思维活动方式的可塑性。我所接触和了解到的其他系其他学校的课程变化也大体是这样一种趋势和特点:往万金油式的、即时性的实用方向去改变。89年以后,大学里的人文课程和有关专业又遭到一次惩罚性的削减和压缩。本来就失衡的课程更加失衡。严格说来,不只是失衡,是人文学科几乎全军覆没。虽然增加了许多“新”课,但思想内蕴丰富的课程一而再、再而三地遭殃,结果,在热闹的表象下是教学内容深刻的贫乏。
   
    如此的逆向“教改”,本来就是一场灾难,如果再加上另两个因素,进大学来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在学业上简直可以说是“灾难深重”。首先是政治运动对大学的骚扰。一旦要清除什么“污染”,或者反对什么“化”,大学总是首当其冲,教师、学生得统一思想,得全体总动员,得人人表态。这且不说,“运动”的精神还得灌注到课堂教学中。连接不断的这类运动使得高校仿佛是一个风向标,行无定向,一个劲地随风乱转。而随风乱转所影响的不只是教学内容,还有师生的人格。有这类骚扰,要论辛苦,当数教师。教师们本来就因生计所逼要忙于第二职业和创收,不断的运动又要求他们忙于各种前后矛盾、缺乏尊严的表态,弄得教师既没有多少功夫去更新知识,也没有办法把注意力集中于扩大学生精神视野,帮助学生形成善于学习的能力。结果,倒霉的自然是学生。另一个因素是滥评学术职称所导致的混乱和颠倒。不知从九十年代什么时候起,高校行政官员僭取学术职称成风。一些连从事学术研究和高校教学的ABC都弄不清楚的官员在僭取教授、副教授头衔后也装样子兼起课来。教学质量怎样,人们心照不宣,倒霉的自然还是学生。
   
    这么多因素逆向影响高校教学质量,如果不是还有一批坚持大学理念的教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顶风而行,如果不是许多教师在被迫随潮沉浮之际,一有机会,内心那份求真求实的热情就会在教学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如果不是还有许多学生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通过博览群书和刻苦钻研来充实自己,学生想要在大学获得良好的知识素质和精神素质,恐怕可能性太小。而在一种气氛浮燥、所学东西零乱、贫乏的情况下,如果大学生只是闹出“不是我烧了阿房宫”的笑话,而没有闹出更大笑话,譬如——“不是我策划了国会纵火案”,那还真的该庆幸。
   
    1999年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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