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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如何投资教育

    《政府如何投资教育》(载《南方周未》98.9.25)一文起始就以展示我国科教兴国响亮口号与政府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甚至大大低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这一事实之间的讽刺性反差而引人注目。读者有理由期待,能坦率揭出这严重悖谬的作者会提供出基于理性和良知,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睿智之见。然而文章接下来告诉我们的却是,对政府来说,投资教育除了由此带来的民众普遍素质提高将有利于整个社会以及有利于塑造政府的公正形象外,没有更多理由要积极投资教育。据称,“由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组成的政府”不是超利益的抽象事物,它对任何投资都要基于自己任期有限这一事实,作政治成本与政治收益分析。与看得见摸得着的工程相比,投资教育的政治回报既不及时也不直接。既如此,政府缺乏积极性也就再自然不过。那么,谁有积极性?作者说,较之政府,教育乃个人得益更多之事,因而“民众投资教育的积极性要大于政府”。然后就势顺水推舟,以“鼓励家庭和个人的教育投资”之妙策,轻巧地卸下了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的责任,把它转移给了民众。政府当然不能无事可做,它被派给变革教育体制的任务。但文章所说变革,是把教育作为短缺商品推向市场,只字未提我国教育面临的最迫切任务:如何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也只字未提现今教育缺乏独立性这一关键的体制病,虽提及鼓励民间办教育,但其意不在独立办学而在如何有效地从民众口袋里多掏出钱来以抵政府教育投入之亏欠。
   
    关于政府基于成本与政治回报的分析进行投资的说法透露了两个相关联的政治学见解。一,政府成了由特定人员构成的利益集团,有着自身的特殊利益追求;二,国库成了政府私产,如何支出,要看政治回报的有无及大小。这令人惊诧的看法,倘作为对历史或现今尚处落后政体下的国家现实的描述,可能具有相当的真实性,若视为当然,就荒谬绝顶。在现当代,随着长期遮蔽在政府与人民关系上的历史迷雾逐渐散去,视政府为超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公共利益受托者和国库看守人而绝非特殊利益团或国库老板,这已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共识。纵然,组成政府的人有着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和变国库为囊中私物的倾向,但人们创造出民主政体及其分权制衡和监督机制就是要防止这两种潜在倾向变为显在的现实。但如果国人至今仍迷失于扭曲政府和人民关系的可悲观念之中,认可政府是有着自身利益追求的实体,认可它有权基于成本和政治回报的计较来行事,那么,政府以权谋私也好,行为短期化也罢(例如搞出些豆腐渣“防洪工程”为害百姓),国人都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话如此一说,自然是刺耳难听,但此间无非是把文章中若隐若现的内容翻译成了大白话,无非是根据文章自身的逻辑顺理成章导出的。
   
    至于教育,诚然,受教育程度可能是个人日后获取高收入的有利条件。但教育的功能和意义深邃而宽广,岂是个人经济回报率这狭小一隅所能圈住的!又岂是无论个人或团体的“生产力”与所谓“传播文化、道德的消费行为”这些不伦不类的对立范畴所能表现的!教育是人类文化的一种传递活动,执行着社会遗传的特殊功能;通过教育又形成着人类文化的新因素,因而它也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创生活动。由于这两方面功能,教育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一个中介。人借助教育而进化,教育使人从简单的动物性生存状态向觉醒的、负责任的生活过渡。任何个人如果没有通过教育获得必要的文化素养,不仅走向未来的道路对他们是封闭的,而且难以作为有责任能力的人踏入社会。这里,即便抛开教育的超越性意义,仅以纯功利立场看,教育对个人的重要性与对社会的重要性也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要想计较是个人还是社会从教育获益更大,是徒劳的,若硬要计较个高低,恐怕与作者断言的个人得益较多恰恰相反。这一点,各国教育水平与国力及文明素养的正相关联系可为正面佐证,我国每年递增的文盲半文盲大军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可作反面佐证。而且,教育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中介,对它的认识还必须超越单纯关注社会功利的立场,回到作为社会终极目的的人身上,充分认识教育作为人基本权利的性质。一个未能接受必要教育的人将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甚至完全缺乏准备的人,不仅无缘分享文化资源,事实上处于人类智慧和文化积累的进程之外,在谋生这个最基本问题上也处于不利境况,而完全缺乏文化装备的蒙昧状态还使其行为很难达到规范要求。对这样的人来说,愚昧、屈辱、挫折、失败、贫穷、犯罪、受惩罚如形影相随。一大批人处于这种状况,是社会的失职和耻辱。然而如果把教育仅看作个人对未来的投资,或者把它视为消费行为,并且要把它当作紧缺商品推向市场,循着这一思路,一大批缺乏投资能力、无力购买这紧缺商品的人在各方面都被排斥于发展之外,就谈不上政府失职;他们陷于在社会边缘和生存线边缘挣扎的悲惨状况也就只能自认倒霉。事实上,这正是《政府如何投资教育》一文传递出来的令人心寒的讯息。

   
    文章关于教育的见解与其关于政府的见解相结合,还有另一个结论呼之欲出:政府投资教育缺乏及时而直接的政治回报,但却关涉形象大事。既如此,文章开头展示的口号与实际呈巨大反差就不仅无可指责,而且不失精明,因为这雷声大雨点小的办法能以最低的投入取得当下的最大回报,至于雨点小欠下的债,那就留给后任了。不过,倘以回报论高下,历史还可提供一个更精明的事例,那就是纳粹德国的教育政策:大力发展科技教育而禁绝人文教育。对于大独裁者希特勒来说,此举既可以把青年制造成替国库增添财富的生产机器,又不必担心有得自人文教育的不利于独裁统治的自由、尊严意识和怀疑精神在他们身上躁动。独裁者的黄粱美梦最终是破灭了,但就成本与收益分析而论,这一招太绝,所以他身后不乏效法者。不信的话,不妨回忆一下我国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的高校教育。
   
    末了,还得回到实际问题上:谁来投资教育?鉴于国库拥有的财富是人民创造和积累的,而不是政府追求政治回报的资本,政府作为公共利益受托者,应把它用在于人民有利的事情上,而教育事关每个人的生存发展基础和国家的公民素质,当是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鉴于教育的成败对个人和民族的影响不是在短时期就可以显现其全部效应的,对于民族,有的影响甚至要经过几代人才能真正显示出来,所以,投资教育首先是应该由政府担当起来的政府行为。这个结论不排斥鼓励民间兴办教育,但却不能因此而降低政府教育投入的责任,而且我国有两个特殊国情还要求政府投入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不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两个国情一是我国公职人员工资收入中已预先提取了比例甚大的隐形税收,其他各行业的人也无时不被课以名目不清、多如牛毛的税和费。如果说正常情况下的公共库存包含有每个公民应享有的份额,在我国现行税、费情况下就更应如此。二是在我国低得不成样子的“脱贫”标准下,也尚有几千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加之近年来盛行“掌勺者私占大锅饭”和“抢来本钱作生意”,愈演愈烈的腐败使越来越多的人因被剥夺而陷于贫困,从而增大了贫困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给个人以必要的受教育机会,乃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至于文章作者提议的推向市场或推给个人和家庭,我以为,哪怕对高等教育,都不一定是好主意,对属于基础性质的义务教育,就更不是好主意。前一个主意无异于主张原本只适合在经济领域运作的市场交易原则越界运行,侵入到人的基本权利领域,使原属无条件的、人人都应享有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成了需要用钱来换取因而也就只有一部分人能享受的权利。后一个主意由于忽视了我国至今未根本改变的低工资、高积累的事实以及大多数国人脆弱的经济承受力而既不公正又不切实际。作者以为可以靠这两个办法改变求学机会少的现状,自然也是一厢情愿。无论民间投资或政府投资,既进入市场,就得讲利润。这一来,贫困者将不能以公正或权利的名义要求义务教育,却只能仰仗于靠不住的慈善行为,使求学机会更加渺茫。对此,作者可能料想不及;而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短视会给教育带来些其它什么影响,恐怕就更是作者料想不及的了。
   
    1998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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