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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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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现象之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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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城市沦落的教训
·沉重的遗产
·在辩驳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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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理性:城邦的女儿
·令人渴慕的时代——读基托著《希腊人》
·价值观的挑战——关于话剧《死无葬身之地》的断想
·抽打灵魂的鞭子——谈话剧《死无葬身之地》
·萨特是谁?
·在悲剧性冲突中所呈现的——《拯救大兵雷恩》观后随感
·我观《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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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争夺战及其他
·谁说中国“学而优则仕”?
·体制性的劣变能力——谈大学教师聘任制
·不务正业的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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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刺眼的不公正——2001年再谈高考录取线
·校方怎样使用资金,社会无须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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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火烧阿房宫”
·活在自己年龄的孩子,想象力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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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宪政体制的道德救治手段——《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漫谈
·历史的伟大律动——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所想到的
·面对公权失范,公民自我保护手段何在?
·当手执公权者横行不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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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充当风化警察——谈泸州市中级法院“以德判案”
·人大代表角色错位表明了什么
·民主的后援力量——纪念德雷福斯事件100周年
·也谈国民素质与民主法治——读《国民素质不高,民主法治难建》后不得不说的话
·不可回避权力制衡
·求索中的紧张——读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
·我看《要当“罗文”》
·个人权利:正义理论的基石——读罗尔斯的《正义论》
·捍卫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传统性结构
·据何判断“好人”“恶人”?——兼谈《一个法国青年的文化浪漫主义》一揽子结论
·学界“蠹虫”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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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文化与普世价值
·尴尬的法律和费解的判决——我看刘海洋案
·要害在于差别性立法——就孙志刚之死谈收容制度和暂住证制度
·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纪念李慎之先生
·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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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还在忍辱含垢——写在林昭遇难44周年忌日
·中国德雷福斯和中国左拉的命运——兼谈上一世纪留下的真问题
·大自然厚此薄彼?
·大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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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Shep在中国
·柏拉图的睿见与谬见——读《理想国》扎记之一
·柏拉图的净化工程——读《理想国》扎记之二
·柏拉图为民主制树碑——读《理想国》扎记之三
·完美得难以受用——读《理想国》杂记之四
·开放的传统
·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的教育政策——反思九十年代的教育
·关于民办教育的对话
·清扫奥革阿斯牛圈--评《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
·如此偷懒的写法
·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自由知识分子
·不敢信不愿信但恐怕不得不信
·道德与赏罚
·中国人的道德尴尬
·个人所得税(含利息税)、印花税的增长能用于证明富裕人群的贡献吗——评《折磨人的不单纯是那个0.45》
·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
·纳税人、选举权及其他——兼答喻权域
·喻先生,请另出招吧!
·寂寞的思考
·异类经济学家——读《我们正在仰望星空》
·梦想与现实
·一面镜子--读《伦理学与经济学》
·打一回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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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内

一、 大学里的“制度优越性”
    国门打开之初,一位赴美交流的女副教授对老外纵谈我们的制度优越性。证明之一是我国大学教师职位稳定,用不着像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教师那样总得担心如不能继续以新的学术成就证明自己的水平就将丢职。谁知此论一出,立遭反诘:不能出新成就,意味着学术上落伍,继续教授学生,岂不误人子弟?副教授一时语塞,但很快想出过招办法:“可以给他们安排别的工作嘛!”老外请教如何安排,副教授答,让他们去图书馆。听众哄堂大笔。这位学术使者习惯了国内大学图书馆充当不合格者、被淘汰者的收容机构角色,不知道美国对大学图书馆要求非常高,对工作人员的学识要求也非常高。因为人家禀持一种观念:大学图书馆不只是保存文化遗产的机构,也不只是有文字记载的知识和思想的交流链条中的重要环节,还直接是高等教育体系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进行高质量教学和研究必不可少的手段;大学图书馆的意义不仅在于向人类的遗忘挑战,还在于它作为知识宝库和学术研究场所,是孵化学者的巢穴,是生长中的人类知识有机体。关于它,著名图书馆学者、教育家吉尔曼有句名言:“大学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在大学的心脏地带工作,工作人员不仅要高效率地从事图书的管理工作,以先进的编目、上架方法和流通手段,尽可能方便读者,为教师自由研究、学生自由读书提供条件;更承担着给师生进行研究提供必要咨询、开展情报服务的重任。这样的任务,如果不具备相当广博的学识是不能胜任的。事实上,早在大学图书馆随着大学创立而出现时,它的馆员就同时也是学者,他们既要管理和保护藏书,也要亲自研究这些藏书。在现代,大学图书馆员的工作范围扩大了。但无论是早期职能还是扩大了的职能,都离不开学识,特别是成为现代大学图书馆一个基本任务的为学术研究而开展的情报服务,更是需要学识。
    这些本属常识,大学教师不应毫无所知。但我们过去长期国门紧闭,大学自外于公认标准久矣;无时不在的超强度意识形态宣传又硬塞给人们满脑袋偏见,使人离开健康的常识亦久矣。刚出国门,闹点内行人说外行话的笑话,自然难免。但由这类真实的笑话透露出的问题是不能一笑了之的。无论是对教师学术水平的马虎要求,还是对图书馆职能的误解,在我国大学都是很普遍的。在国际交流中因开“黄腔”而招致的嘲笑,如刺激我们去改善,也不枉然。可事隔多年,大学教师学术水平差强人意,图书馆工作人员平均素质低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

    二、大学图书馆三多一少一无外加一乱
    上伦理学课时,我曾给学生开列过一份人文经典名著阅读书目。一位女同学想读卢梭的《忏悔录》,向校图书馆工作人员查询。哪知对方不识“梭”和“忏”,找了一阵后说,没有《忏悔录》,只有《千(音)悔录》,不是卢梭的,是卢俊(音)的。这位同学叙述这轶事时,赌咒发誓说不是杜撰,不是损人。我半信半疑。但有一点无可怀疑:现今的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大成问题,制约了它的功能正常发挥。其实,制约大学图书馆功能正常发挥的还不只是一个人员整体素质问题。长期以来,大学图书馆普遍存在着三多一少一无现象。工作人员中照顾关系的多、走后门来的多、低学历多,精通图书馆管理的专业人才少,能为师生的研究与学习提供参考咨询和线索的博学者则几乎没有,尽管有的大学图书馆设有咨询部。近些年又因经费紧张很少购书而再多了一个新书少,因购书者受知识和眼光的限制,有学术价值的新书更少。
    教师必须借助图书资料了解和掌握自己专业的研究成就与学术动态,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但学校图书馆在藏书种类和质量上的问题常使教师从图书馆得不到需要的书籍。全靠自己购买,费时间不说,还有囊中羞涩的尴尬。于是,图书馆的落后现状使作为教学之基础的学术研究落入无米之炊的窘境。
    就算图书馆藏书丰富,但分类排架的混乱又令人查找书籍时大伤脑筋。诚然,因为缺乏有足够学术水平和经过专业训练的馆员会使书籍分类不准确、不规范;一些工作人员文化素质低,诸如新华书店售书者闹过的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望文生义归入技术类书籍的笑话,大学图书馆也是常有的事。但图书分类的混乱还并不是因为工作人员的水平和文化素质问题造成的。出自水平与素质问题的插曲至多不过是在全面的分类混乱上再添一点乱。图书分类的总体混乱源自我国长期以来把一切领域意识形态化。一种主义、一种学说被钦定为国家指导思想,于是就处处要突出这领导地位。“突出”原则贯彻到图书分类法上,破坏以学科为基础的分类,把作为无涯的知识海洋中一条溪流和人类探寻真理的无尽之途中一个环节的一种特定学说当作大类,而且是雄踞一切文科类别之首的领导型大类。但居领导地位的学说并不能囊括一切文科书籍,余下的不得不仍按学科分类。意识形态分类标准和学科分类标准混用,使图书分类不伦不类,由大量的交叉重叠造成的混乱使得开架查书非常困难。我多次有过不愉快的架上查书经历:因为双重分类标准作祟,想要的书在它该呆的地方没有,在它不该呆的地方又可能有,为一本书,几层楼跑上跑下,累个半死。我敢说,这样的滋味,到图书馆借过书的人大都领略过。当然,理工科要幸运得多,不会先来一个马克思主义物理学或者列宁主义天文学,然后才对关于知识分类的理论表示尊重,依学科分类。少却了许多瞎折腾。
    意识形态侵略图书分类而导致的麻烦和混乱不是大学图书馆独有的“荣幸”,我国所有大图书馆都如此。我不知道现在的图书馆学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想一想,真难办。维持现状,混乱将一直延续下去,它的荒唐和对读者的折腾也将一直延续下去。若要纠正,光是一个给图书重新编码上架,工程就浩大无比。
    三、南郭先生好混饭
    大学在人们眼中是文化圣殿,不仅因为它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活宝库,还因为它是创造性发展知识和在最高层次上传播知识的基地。大学教师是大学文化功能的活的载体。创造性地发展知识要靠他们的学术研究来实现,在最高层次上传播知识要通过他们的教学活动来实现。在最高层次上传播知识以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没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就没有高水平的教学。所以,发展知识与传播知识,或者说,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是不可分离的,它们是必须统一于每个大学教师身上的双重任务。令80年代初那位访美副教授不平的别国对大学教师在学术上的苛刻要求,其实就基于人家对学术与教学的统一关系,特别是教学质量对学术水平的依存关系的清醒认识。
    这种认识,我们的大学不是不曾有过。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胡适先生就提出,“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实际上,在过去的大学中,不做研究、不出学问的单纯教书匠是难以立足的。但在本世纪后半段,情况变化了。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和政治的需要,采取了全国统一教材的制度,对大学的教学内容实行严厉控制。无论任何学科,统一教材都意味着对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的取缔,也意味着教学可以与学术相分离,结果必然是使大学在最高层次上传播知识的功能变得有名无实。而文科在我国既是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和政治防范的重点,又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工具,统一教材还不单使大学功能退化,它的灾难性后果要深重得多。
    文科教材编纂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那二、三十年主要依据于意识形态标准,学术水准和知识含量成了最次要的,甚至是可以随时为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理由而牺牲的。事实上,那个时期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材不论是文学、史学、哲学,还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就不提了,早已“整改”掉了——全都内容僵硬、狭隘,还充满偏见,漏洞百出。教师在讲台上却不能越雷池半步。自然,学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别的不提,只要想想一批又一批学生,他们的智慧和灵性如何被贯穿在所有文科教材中那种缺乏人味、愚蠢而又自以为是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一步步禁锢、一点点吞噬的。对教师来说,文科的教学原本最应体现和发挥每个教师的学术个性,但统一教材釜底抽薪地取消了教师表现学术个性的条件。大学教师只管当传声筒,谁在讲台上表现学术个性,谁给自己招灾惹祸。如此制度,令真正的学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苦不堪言,却给不学无术的人提供了大学混饭的绝好机会。
    改革开放以后,统一教材的制度原封不动沿袭了下来。教材也基本上沿袭过去的框架、体系和内容。而其中文科教材仍然充满狭隘的偏见和谬误,弥漫着毒化人心灵的党派精神,与学术所要求的诚实、开放和无偏见毫不相容。严格说来,当时在教材问题上面临的局面与德国战后很相似:找不到一本可用的书。然而,我们并没有德国在战后彻底改造教材的气魄,事实上,过去的幽灵还在紧紧地追逐着人们,教材基本上原封不动沿袭下来则表明这个幽灵的影响力、支配力还仍然强大。
    近二十年间,一批新、老学人向各个禁区突进,取得了丰硕成果,完全具备了彻底改造文科教材的实力。但满纸荒唐的高龄教材根本置身于新、老学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之外,也丝毫不理会社会生活的质疑,陈陈相因,不断复制。内容的僵化、陈旧和无聊,令师生叫苦不迭。在80年代召开的一次全国伦理学年会上,不少高校教师抱怨:伦理学教材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翻版,枯索乏味,学生不想听,教师不想教。想来也是,左一个“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右一个道德的“反作用”,还有天书般的定义:“道德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上,按照一定客观规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道德关系的矛盾的表现”,再加什么“一个基本问题”、“一条基本原则”、“××个规范”“××个范畴”的弯弯绕,想不烦都难。一门致力于探索人性、探索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包含着关于人自身以及人类关系和人类事务的深刻哲理的学科,本是人类知识体系中最引人入胜的,却沦落到让人心烦的地步,真是莫大的悲哀。更大的悲哀是,这种教材统治讲台的地位还触动不得。于是,出现了一种很带讽刺意味的变通办法。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那里,教材成了供批评的耙子,要不然,索性丢开教材另讲一套,与它井水不犯河水。只是,那无用的教材白白浪费了学生的钱。
    这种变通在学术、教学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倒不失为一个能使教师把教学与学术结合起来的办法,尽管这办法充满了无奈。不幸的是,过去动辄借政治运动整肃异己那一套阴魂不散。在要不了几年就发作一次的政治痉挛中,大学里那些思想独立、富有才华和学术创见而又敢写敢讲的人几乎次次在劫难逃。而比钦定教材成批评目标或凉在一边坐冷板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统一教材制度和使大学随着政治运动一起动的体制虐待有才华有创见者,让他们饱受明枪暗箭的夹击,但对懒汉和庸才却很有温情,让他们占尽了便宜。一批连学术上的半吊子都说不上的人可以舒舒服服躺在上面,管他学生受罪不受罪,年复一年地在讲台上照本宣科,昏昏沉沉说“天书”。任随学生有多大意见,绝不会有被请下讲台之虞或受到清查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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