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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和伦理学家的正业

   一
   我一向不愿凑热闹,无论现实的还是理论的;对来自权力系统的“新思想”、“里程碑”什么的,尤其躲得远远的。
   不久前参加一次研讨会,“以德治国”是不少论文和发言必涉话题。对于这种一经提出学界许多人就一涌而上忙不迭作阐释的话题,本不想介入,但部分发言引发我一些思考,感到有话要说。这些发言在“以德治国”和伦理学的前景和任务之间建立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关联,以为在近一二十年间倍受冷落、日趋式微的伦理学这下子地位重要了,伦理学界这下子有事可做了。其实不光这会上,在“以德治国”提出后,整个伦理学界都似乎有一种被注入一剂强心针后的亢奋。
   我很奇怪,像伦理学这样承担着为人应对自身面临的持久性挑战提供理性启迪的任务、承担着揭示人性赖以凭借的那些基本原则和价值根基任务的学科,它的地位难道要仰赖于执政者的重视?难道不提“以德治国”它就不重要了吗?我很奇怪,假如现实中伦理学受冷落,为什么不反省反省受冷落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伦理学呢?如果伦理学界不是不合时宜地把一套本身就大成问题、既疏离于人的基本经验和生活本质又极端教条和狭隘的价值观和规范硬塞给大众,就是追风逐潮,以种种投机性论证去消解公理,模糊普遍法则给人的行为确立的界限,甚或更等而下之,把靠抄袭、剽窃、东拼西凑而成的大杂烩兜售给社会,藉此欺世盗名,窃取教授、博导等头衔......,如此这般的伦理学难道还可以指望得到比受冷落更好的待遇?对于这样的伦理学来说,衰朽原本就是它难以逃避的命运,无论谁的重视都无法使它起死回生,由“重视”而来的热闹,连回光返照都够不上。最让我奇怪的是,伦理学这古老的学科似乎就没有自己独立的对象和任务,似乎它不是依据学科性质和发展着的生活实践去确立自身任务,倒需要从“以德治国”的提出中去使自己有事可做。种种悖谬表明,由“以德治国”引起的亢奋透出的是对权力系统极其强烈的依附情结。这实在很可悲。
   伦理学自产生以来就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人类道德现象。作为人类在应对自身面临的挑战时协调内外冲突的产物,道德既有着由人自身及其生存条件的某些共性所决定的基本恒定的内容,又因生活实践的不断发展和生存条件的变化或差异不断地经历着调整、变迁,并呈现出多元性。伦理学以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且形态多样复杂的道德作为研究对象,它本身也必将不断面对新的挑战和新的任务,并在对新问题的发现和研究中使自身不断丰富和深化。眼下,我国伦理学面临的是整个社会道德问题异常严重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学界有必要弄明白自己该务的正业是什么。我以为,直面不良的道德现状,认真探寻导致普遍道德不良的政治、经济体制原因,历史、文化原因以及我国现存道德体系自身的原因,为道德改善提供有价值的思路——这是伦理学不可回避的任务,也是伦理学界的正业。只有回到正业上,而不是将兴奋点集中在阐释政治人物提出的口号上,伦理学才有望在接受现实的挑战中获得发展契机,伦理学界也才有自己的尊严和不被冷落的理由。

   二
   上述看法并不意味着“以德治国”不值得关注。由于这一提法把道德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就与每个公民发生了利害上的关联。这当然很重要。正是基于此,它有理由被纳入伦理学的视野之内。所以准确地说,问题不在于伦理学是否应该问津这类提法,而在于,是热中于表态或竞相在阐释其意义上用工夫,还是借理性之光的烛照对它进行辨析。在我看来,伦理学家应持后一态度。立足于此,问题便接踵而至了。
   首先,“以德治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者说,这一提法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成立?“以德治国”字面上最直接的意思是用道德治理国家,换句话说,它是作为治国方略而提出的。在这层意义上,又可作方向不同的两种理解。一是用道德来治理为官者,二是用道德来治民。暂且不谈用道德治理国家是否可行,先考量这个含义上的两种理解。治官究竟靠道德还是靠法律、靠体制?如今这已是常识,用不着再多说什么。显然,这层意思不能成立。退一步把它不那么确当地理解成以某种道德规范要求于官,当然是可以成立的。然而无论古今任何文明国家都对官员有道德要求,至于官员是否遵守,则根本不在乎国家是否把道德作为治国方略,而在乎有无使官员守德的机制。这一来,问题就回到法和体制上了。既然如此,这种理解上的“以德治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作为对民的要求呢?问题更大了。它意味着为政者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以至在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上导致一种根本性的颠倒,所以,“以德治国”应该不至于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至于用道德来治民,撇开这一方略在政治理念上的不合时宜甚至是根本错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可操作。因为,道德发生作用有着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的特殊性,例如与法律比。法律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是“免除一切情欲的......理智”①。法律的效力植根于不受主观意志干扰的法律程序之中,并且以物质的外在强制力为后盾。但道德对人的规范作用既不诉诸于什么程序,也不以有形的强制力为后盾,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诉诸于人的良知和自律精神。良知或自律精神属人的内在素质。以强烈依赖着人的内在精神素质的道德为治国手段,是没有可操作性的。不仅如此,还因为道德不具备法律作为“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智”所具有的那种透明性以及效力植根于法律程序之中所具有的确定性,无论用它来治民还是治官,都不能不带上强烈的人治色彩。于是,由此便逻辑地引出另一结论:在作为治国方略的意义上,“以德治国”与法治是对立的。而走向法治,才应该是我国努力的方向。
   否定“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的合理性、可行性,强调法治的努力方向,决不意味着否定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法治固然意味着国家治理必须严格依循法律,意味着各级政府和一切政党、一切政治力量只能在法律框架下行事而不得超乎法律之外。然而在真正的法治社会,法之上还有更高的法。这是因为,国家法律本身还有一个正义与否的问题。作为现代法和政治思想之核心的正义问题,其实正是关于法和政治的道义性问题。国家的法和政治的合法性就取决于它们是否合乎道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法学的主流思想不无道理地把包括宪法在内的世俗法律叫做实在法,把它们基于其上的正义原则(或者说赋予法律以道德性的指导原则)叫做自然法。回到“以德治国”上,就是说,如果要保留这一提法的话,恐怕只能理解为在施政中必须灌注着道义精神。政权的合法性应该从其道义性中获得。
   三
   施政中有没有灌注道义精神,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任何宣言来证明的问题,它只能由国民可以现实地观察到的行动提供证明,只能通过国民在各个社会领域的实际感受来证明。诚然,鉴于我国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人们在这方面不可期望过高,但至少有理由期待政府行为不突破道义底线。首先,政府应该让人们能够体验到,政府拥有的权力乃为着给全体国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而存在,而不是一种控制甚至压迫国民的异己力量。政府还应该让人们能够体验到,政府是力求为政公正的,至少没有以政府行为去人为拉大地区差距和贫富悬殊,譬如,没有以公共教育资源的极不公平分配拿低劣的教育打发贫穷地区的孩子,没有以名存实亡的义务教育把大量穷孩子排斥于校门之外,没有用不公平的高考录取线对发达地区锦上添花、对欠发达地区雪上加霜,等等。再者,政府行为不至于发生严重错位,不至于该在场时不在场,不该在场时横在面前。该在场时不在场已属应受到全体纳税人追究的失职;不该在场时偏在场则是蛮不讲理甚至违法,诸如当农民工欲进入市场时多种政府机构一涌而上纷纷宰上一刀,拿底层民众当歧视、欺侮对象,动辄拿他们当“严打”对象,动辄大规模驱赶外地民工,不仅驱赶,还把他们强制性送往比劳工营好不了多少的地方干挖沙之类苦力,如此等等,不论出自哪一级政府,都不仅丧失合法性,而且其中一些已经理应受到刑事追究。
   就改善我国不良的社会道德状况方面,人们也有理由对政府抱有期待。在我国的道德振兴上,政府的职责是:提供有利于人们道德生长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在消极的方面应对自我有所约束:不用自己和听者都知道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去钝化人们的是非感,不指鹿为马摧毁人的良知,不以似是而非的或者干脆虚假的宣传去扰乱、阻断人民的历史记忆,导致集体失忆或者集体性的记忆错乱,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国于国的仇恨,不以对历史和现实中真相的扭曲、掩盖造成一种使国民在谎言和暧昧的东西包围下而丧失基本的道义感,以至于以人性的堕落使文明世界震惊。在积极的方面,政府至少应能保证一种正常而健全的社会赏罚机制的形成,使人们不至于因体制性的惩罚有德鼓励无德而在现实利益和道德追求之间过多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伦理学自产生以来就具有社会批判功能,这一传统的功能在近现代更加强化了。以我国的现状,伦理学在这方面有太多的事需要做。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68页,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2001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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