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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问题上需要理性和宽容

在我国发生急剧变化的近10多年间,“合理利己主义”是对人们有广泛影响的一种道德观。理论界如何看待这种道德观及其在人们中的影响,对于我们面临的道德重建任务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至少,这将映射出对道德重建的研究是立足于生活还是悬在空中腾云驾雾,要寻求的是一种既能规范人的行为但又贴近人的心胸、既符合新的时代精神又体现人类恒久价值的合理而又可行的道德,还是严苛、独断、脱离人性实际的东西。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界有一种易把道德重建引入死胡同的不宽容倾向。
    前不久,有人以专家身份就青年学生关于“合理利己主义是否合理”的困惑答疑,想当然地把伦理思想史上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合理利己主义划归为“资产阶级道德观”继“粗陋的利己主义、公开的利己主义”之后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断言它因从利己主义出发而与我国现阶段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原则相对立。继而下断语,现实社会中“具有伦理价值的原则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伦理道德原则,而不可以‘天出二日,民奉二则’”。以此为据,决然否定了合理利己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价值。(中国青年报1996年7月12日彭yun文)其间,把是否占统治地位与有无伦理价值等同的判断,完全无视中外历史和现实中都常有并不合理也并不真具伦理价值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事实,在理论上陷入把现实当合理的误区。用“天不出二日,民不奉二则”这类极其专横、表达专制皇权的权力话语来强调自己赞成的道德原则的独占真理地位,排斥别的道德观的存在权利,则流露出存在于意识深处极权主义倾向,同时又表现出全然不了解由于不同文化模式多元并存以及同一文化中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存在不同的利益要求的事实日益彰显,伦理文化由一元走向多元已成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并反映出对与这一趋势相应的现代伦理精神的陌生,这种伦理精神是:在尊重人类普遍价值和相应公理的前提下兼容并存多种有差异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伦理文化发展趋势的不了解、对现代伦理精神的陌生以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偏狭,构成这种近来颇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不宽容基调。
    否定合理利己主义,主要理由是它以利己为出发点。然而,利己无非是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这是人的一种自然的必然性。马克思就以诚实而坦率的态度揭示过人性的这个侧面,指出:“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4页。)人有利己心,这是一个并非宜于进行是非判断或善恶判断的人性事实,利己心可以被疏导或被压抑,但却不可祛除,而行为合不合理、道不道德也不在于有无利己心,而在于赋予它以何种表现。假如完全否认个人对自己利益的关心,道德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生活的对立物。假如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成为唯一的兴奋点,就成为马克思曾抨击过的那种对他人悲欢、社会的兴衰无动于衷的“不开化的利己主义”;假如为谋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就更沦为粗陋的利己主义而具有反道德性质。对这种非道德的甚至反道德的行为方式,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是用“恶的、残忍的和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来表述的,并以自己倡导的“善的、富有同情心的、合乎人情的利己主义”即合理利己主义作为其对立面。

    但费尔巴哈倡导合理利己主义的缘由,是反对统治欧洲近十个世纪的那种充满统治者偏私意图的禁欲主义道德,从道义上为普通人被长期压抑的追求幸福的愿望伸张权利;在理论上则既以论证自爱或利己的必要性反对康德严苛的义务论,又以同情与博爱修正18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反对宗教禁欲主义斗争中倡导的矫枉过正的自爱理论。为此,他赋予合理利己主义以如下含义:对幸福的追求服从良心的指导,与他人追求幸福的愿望相协调。或者说,对己以节制对人以同情,达致自爱与博爱、利己与利他的协调。对于这样的内涵,“合理利己主义”是一个不甚确当的术语,而古往今来附着于“利己主义”一词上的不道德现象也极易使缺乏伦理思想史常识的人对费尔巴哈的主张望文生义,产生误解,近来学界一些人就此发出的议论就有牛头马嘴之误。然而就费尔巴哈赋予它的特殊含义以及我国许多不乏道德感的人在现今价值震荡,出现道德“空场”之际所持的“为自己也为他人,以求利己利他的和谐”的生活态度而论,显然与专注于自我的自私,即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判然有别。从个人看,奉行这种态度的人尽可以表现出多种道德水平,但必须以不损人为底限,这便是费尔巴哈向人们提出的唯一道德要求:“不要作任何坏事”;或者是恩格斯在叙述共产主义移民区的经验时表达的同样看法:“德育只限于适用这样一条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5页)。仅此道德底限就意味着与消极、自私的斗争。何况合理利己主义的要点在于强调自我感情与社会感情的协调,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协调,必然要求更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使它决不限制和排斥更崇高的道德表现而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从社会角度看,合理利己主义欲求的利己利他之和谐,决非最近一些批评者说的是一种迎合人们现实道德状况的低标准。道德起源于人类对良好生活原则的探寻,由于人类个体与群体不可分割的联系,健康的道德提供给人们的行为准则应能既有利于个体的保存发展又有利于群体的保存发展,就是说,应能引导人们在群己之间、利己和利他之间建立一种最佳和谐,从而引导一种公正的关系。无论出发点是利己还是利他,合理利己主义并不悖于这一目标。其实,在考察一种道德观对社会的影响时不必太在乎奉行者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不应忘了,在那个十分在乎人们行为的出发点、要求人人“斗私”的年代,不仅社会道德状况并不美妙,而且在这不美妙上还多了一种更糟的东西:普遍的伪善。倘若因合理利己主义有利己的出发点就否认它的存在价值,各行各业以诚实劳动谋求生活改善并为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了贡献的人在道德上将得不到承认,道德将只是那些占人口极少数没有衣食之忧的人的专利和精神装潢。因此,尽管合理利己主义这个术语并不确当,但就其内涵而言,它的道德价值不应怀疑。如果进一步分析合理利己主义从70年代末以来在我国何以成为一种很具现实影响力支配力的道德观,更能证明这个结论绝非虚妄。
    合理利己主义近10多年具有现实影响力,原因之一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愿望随着经济改革的到来和一些精神禁忌的破除而逐渐复苏。另一个或许更现实的原因,是社会公正的严重缺失和许多人道德沦丧的现状使个人的道德选择更加艰难。对于欲在缺乏正常的社会及道德秩序条件下既要维护自身利益又要持身以正、不随波逐流的人来说,合理利己主义体现了在群己、我他之间谋求公正、抗衡来自社会和他人的无理要求的愿望,同时又至少是一种洁身自好的选择。而那些一味要求个人利他、并不把公正与否的问题纳入视野的人是不考虑他人或群体对个人的要求是否合理的。至于洁身自好在他们看来是精神上的平庸和道德上的低姿态。然而如果诚实地面对现实,就应该承认,假如大多数人能洁身自好,会少却许多问题,而不至像现在许多人不得不为之的那样,把大量本应投入建设性活动的精力耗费于彼此算计和防范之中。如果诚实地面对现实,还应该承认,在我国现今道德状况下,洁身自好是需要相当的自律和努力才能达到的道德目标。
    但审视一种道德观是否合理,除了看它本身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还要考虑有无普遍可行性,考虑它的践行对社会条件有何要求。
    合理利己主义基于人有利己冲动这个普遍的人性事实,从我他两顾的方向对这种冲动加以引导而不是压抑或放纵,这就使它具有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基础。事实上,这种人生态度并不是在19世纪经费尔巴哈等思想家提倡才出现,它古已有之。古代拉比犹太教《父辈语录》中的著名箴言“假如我不为自己,谁会为我,假若我只为自己,我是什么”,表达的是相同的道德精神,即:既承认个人关心自己是正当的、必要的,但又要超出这种关心使人性升华。合理利己主义具有的不脱离人性实际的特征以及人们在历史上有过的道德经验证明它具有普遍可行性。顺便提一下,“粗陋的”、“公开的”利己主义同样古已有之。正如从来就有人自发地或自觉地遵奉诸如前一种人生态度而正直地生活一样,粗陋利己主义的败德恶行也从不缺少。一些“专家”、“学者”习惯性地把合理利己主义说成它的发展,并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一古脑儿说成某一阶级的道德原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
    一种道德原则有普遍可行性并不等于人们实际上都会自觉遵从它。无论组织得多么合理多么完善的社会都总会有一些在自己应尽的义务上持“逃票乘客”态度的人,也总会有破坏践踏必要共同生活准则的人,尤其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如社会转型期,这种情况会更严重。由于合理利己主义主张的我他两顾体现着人际关系上的公正,尽管社会状况不尽人意,甚至可能有许多社会成员道德水准低下,却并不对另一些人奉行我他两顾的态度构成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合理利己主义不要求有如实验室般的理想条件。而断然否定合理利己主义存在价值的人要求的“无私”作为个人给自己确立的道德标准固然崇高,但作为向全社会提出的道德要求却难免落空。原因首先在于,它要求了一种任何社会都满足不了的人人自觉奉行这个标准的实验室般的条件。在这种理想条件下,尽管人人都只利他人,但在人人利他的循环中,虽然每个人都不考虑自己,实际上其个人利益并不会被漠视侵损,因为自己不关照总有人关照。可是,且不说需要多么严密的社会控制和监督机构才能保证这种循环不被打破,严密控制又会销蚀掉多少创造性活力,而且对人性抱了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是,现实中有太多人囿于一己之利而缁铢必较,对他人、对公益则冷漠、麻木,更不用说还有为数不少借损人损公而肥己的败类,再加上社会还未形成能保护每个人正当权益的良性机制,倘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普遍的道德要求,一则因陈义过高而会使大多数人敬而远之,不具普遍可行性;二则于社会公正无所裨益,并且可能把道德变成一个专把道德上最优秀的人作为牺牲摆上献祭的祭坛,假如这些优秀者无缘被发现而树作典型的话。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两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其一,历史上那些持有宽容而开放的道德观、为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几乎都是突破了自我,灵魂负载着人类悲欢,关注着社会进步而堪称道德楷模的人,费尔巴哈是如此,合理利己主义在19世纪的另一重要倡导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如此。相反,竭力否定个人利益,一味要求人们克己、无我、自我牺牲的人中却常见这类人:他们不仅无须自己克己、无私,还可以挥舞着道德旌旗任意侵损他人,把别人作的牺牲装进自己口袋。其二,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当社会倡导的道德平实、宽容而又不乏使人升华的内容时,社会道德状况往往较为健康清明;道德要求过于严苛之时却常常适得其反。对此,我国道德理念与道德现状的讽刺性反差便是佐证:苛刻的道德理念不给个人权益以必要地位,人们也就大多敷衍道德,甚至干脆不理睬道德。仿佛是报应,一味强调集体至上,却适得其反地导致个人对公共事务的疏远和冷淡;一味要求个人利他、利公,又适得其反地使实践上的极端利己主义与宣传中的大公无私如形影相随。这似乎应了一句古谚:“通向地狱的路是用善良意图铺砌成的”。我们在致力于道德重建时,应从中悟出点什么,那种以“天不出二日,民不奉二则”的心态否定包括合理利己主义在内的各种并非不健康的道德观之存在价值的人也应从中悟出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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