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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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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而邪恶的发明

    人类有过许多愚蠢的发明。禁书及其为着查禁书而建立的书刊检查制度也许要算最愚蠢的发明之一。当然不是指禁书之举的动机蠢。在这方面,禁书者多半有着非常精明的利害考虑。说蠢是因为此举不懂或是忘记了人天生就有一种想食禁果的冲动。许多事物,不禁人们不在意,一禁欲望就上来了。就阅读而言,遭禁的书怕是最能刺激起阅读欲望的一类。但禁书之举不但愚蠢而且邪恶。因为它针对着人最重要的权利——独立应用大脑进行创造和判断的权利。大脑和理性的潜质是上苍赐予人的独特恩惠。书籍负载的正是人在应用大脑这一最杰出器官和展开理性潜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最重要成果。而书的易于保存和传播又使它所负载的人类理智成果可以超越时空,为人们所共享。关于书的重要性,有一个著名假设。大意是,假如一场突发性灾难毁灭了人类一切物质成就,惟独图书馆幸存下来,这种情况下是有重建人类文明的希望的。但如果保存下来的是物质成就,被毁的是所有书籍,那么,人类将重新在黑暗中艰难踟躇。不幸,人类历史上恰恰是搜索查禁书籍的书刊检查制度曾十分肆狂。毁之于它的书籍不计其数。其祸之大,即使说这一制度的发明使人类向黑暗和愚昧倒退了许多世纪,也毫不为过。
   
    如今,时代有了不小进步,公开查禁书的事已不多见,但并未绝迹。为了人类理智成果不再被毁灭,为了人们能自由分享这些成果,有必要去了解历史上的禁书现象。适应着这种需要,近年出现了好几种对世界禁书概况作介绍的书。其中,由玛丽.斯帕恩和肖峰主编的《世界历代禁书大全》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这本长达八百余页的《大全》列出了世界各国禁书中除中国以外的主要书目并对每本禁书作了内容简介。对于喜读禁书的人,它简直就是一份导读。但它最有价值之处在于通过禁谁禁什么书所透露出来的倾向,在于对每本书遭禁原因和过程的逐一介绍所展现出来的各实施禁书的国家中人们的生存处境。
   
    还无须细读,只消浏览《大全》目录和书末附录便不由你不佩服书刊检查机构搜索员的好眼力,他们几乎无遗漏的盯上了所有最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思想家。最有意思的是,某些在意识形态上看似截然对立的国度或时代,禁起书来却经常性的“英雄所见略同”。当笛卡儿、伏尔泰、卢梭、康德等先贤大哲的著作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先后遭禁时,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也把康德等人列入进“可耻作家”;易卜生的《群鬼》在这两处都没逃脱遭禁命运;而托洛茨基出版于1903年的一份报告在沙俄时期和苏俄时期先后被禁,禁的理由一样:作品反对现存政府的哲学。终身为自由而歌的伟大诗人海涅的遭遇最具讽刺意味。生前他的作品被德国联邦议会查禁,一百年后被纳粹焚烧;二战后苏联在东柏林的占领军同样容不下这只吟唱自由的夜莺,于1954年禁了海涅作品。

   
    《大全》显示,禁的内容大多是人类文化的精华。禁的过程和手段则让人看到禁书史是一部充满血腥的历史。从中世纪起,教会异端裁判所的烈火熊熊燃烧了几个世纪,把无数被判为异端的书和作者扔进了火堆;在16世纪的法国,拉伯雷的朋友、《巨人传》的出版商被处死并陈尸示众,他自己则被迫流落异乡;16世纪的英国,托马斯的《意大利史》因批评天主教士而冒犯玛丽女王,被绞死并肢解;在18世纪,笛福在反讽作品《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中建议将不同教派斩尽杀绝。起初信以为真的教会发现受愚弄后,笛福被捕,并遭受带枷示众的羞辱;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中通过描写“一战”而控诉战争的罪恶和戳穿纳粹的“英雄”神话。结果,他成为纳粹的眼中钉而生命面临危险。他逃出了魔掌,但书被投入了火堆,妹妹受到株连,被纳粹随便找个口实从肉体上消灭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坛怪杰皮利尼亚克在苏联文学中首次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某些特征,谴责了内战的残酷,描述了独断专行、陷害无辜的破坏性机制。他让小说中的最高领导冷冰冰的说出“历史的车轮,尤其是革命的车轮.......很大程度上是靠鲜血和死亡向前推动的”。自然,有权选择由哪些人的血来润滑革命车轮的只能是最高领导。作者道出了秘密,于是他被现实中的最高领导选中。1938年,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使他遭枪决......。这些使作者及家人甚至出版者蒙难的作品,有的歌颂人性,表现了生气勃勃的新的时代精神,有的挑战专制与黑暗,有的把被光环遮住的罪恶真相揭露出来,无论光环是“英雄”是“保卫祖国”或是别的什么靠无辜者的鲜血和死亡来成就的“历史必然性”......由于真相是对靠谎言来维系权力的那部分人最大的威胁,于是畏惧真相的人就用烈火、囚车、枷锁、绞架、利剑刀枪来对付真相。刚才提到的只是因自己或亲人的作品遭遇烈火刀枪等暴力手段的几个较著名的例子。还有无数殉难者,他们中许多人的姓名和身世都淹没在了无法穿透的黑夜之中。
   
    在查禁书的数量上,从1559年起开始大规模禁书并不断发布禁书目录的罗马教廷既是禁书运动的始作俑者,也是历史上的禁书大户。而在现代,查禁书最多、手段最严酷的要数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戈尔巴乔夫以前的苏联。这两处查禁的对象主要是那些表达了不同于当局宣传灌输的观念和信仰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充满自由气息、引起独立思考,催逼着人们去反省人生和现实,使现行观念受到理智检查、审视的作品。为了彻底禁堵这种倾向的作品,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焚书运动煞费苦心,专门成立了以开列书和作者黑名单为使命的“反非德意志精神行动委员会”,对世界范围内的作者按他们的好恶进行排队,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焚烧。焚书算不上纳粹的发明,纳粹的独特发明是给每位书被焚作者都写上一段名曰“焚烧格言”的判词。这些判词诋毁作者的人格,标榜是为了“爱国”的、“道德”的理由,为了“不背叛世界大战中的士兵”而焚书。那一边往火堆里扔书,一边口中念念有词的情景既残忍又滑稽。但纳粹就这样用冠冕堂皇的话粉饰了野蛮并不失时机的把焚书现场变成纳粹意识形态宣传阵地。
   
    苏联禁书没有焚烧,也没有写格言。但要给出一个公开的理由来藏匿不便言明的动机。例如,格罗斯曼《生存与命运》遭禁,给出的理由是损及“国家安全”,真实原因却是小说对斯大林极权和苏联劳改营黑幕的揭露触怒了当权者;《日瓦戈医生》真实描写了支持和参加十月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下的不幸遭遇而被判为“仇恨社会主义”。当瑞典文学院因这部作品的非凡文学成就以及作者对人生和历史的诚实不欺而决定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后,苏联作出的反应是攻击评奖结果是“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是国际反动派一次挑衅性行为。这种我们很熟悉的语言及其它所透露的阴谋论思维方式和心态,如果拉开一段时空距离,看到准忍不住想发笑,但置身其间是笑不出来的。帕斯捷尔纳克从此背负沉重压力,两年后在孤独中离世。直到戈尔巴乔夫实行民主化改革之前,在充斥着这类语言的苏联,那些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伟大传统的作家没几个逃得掉作品遭禁,自己被批被囚被杀被放逐的厄运。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大全》显示,最讲究思想言论自由的美国竟也算得是一个禁书大国,只不过频繁发生的禁书行动很少成功。几乎每次禁书都有多方牵制、打架,煞是热闹。作者抗议海关、邮局;反对禁书的民间社团与要求禁书的民间社团之间辩驳;民间力量与官方较劲;校方禁书家长反对;家长请禁但遭校方拒绝;法院驳回警局、驳回市议会,二审驳回一审,最高法院驳回州法院......。尤其令人大开眼界的是,许多禁书行动系民间所为。仅从《大全》所涉参与禁书的社团也可看出,美国民间社团组织十分发达,什么“农场联盟”、“促进高雅读物母亲联合会”、“反对堕落与诲淫社团”......真是名目繁多,五花八门,而且个个能量可观,不仅可以向学校、海关、邮局、警局、议会施压,而且还有开上“淫秽书籍曝光车”作街头宣传的“壮举”。但禁书不论是民间行为还是官方行动,都要受到许多牵制,尤其要受法律限制。书被禁的作者和支持者可以控告、可以反控。一旦诉诸法律,就得听从法院的了。这种多方牵制,最后各方听从法院裁定既可以避免民间参与沦为暴民行为,又防止政府摆脱来自民间以及权力结构中其他力量的制约而走向暴政。就禁书行动本身,这种“美国式扯皮”使得这地方别想有如前面那几个禁书大国的高效率。特别是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之故,最终裁定多半会推翻对书的指控。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特点也与其他禁书大国大异其趣。一是几乎没有过全国性的统一禁书,禁书行动大多限于某州、某市、某校,除非海关、邮局介入,但即便介入,多半也很快遭到抵制;二是禁书行动起于道德顾虑的居多,这种情况下的禁阅对象主要是中学生而不是成年人;三是作者不必担心因写了什么而蹲大狱、当逐客,更无书或人被扔进火堆之虞。这样,虽然禁书行动频发,但各方牵制造成禁堵低效或者无效,再加上禁堵行动的规模、范围有限,结果是禁者不幸,作者幸、读者幸。
   
    然而,对书的查禁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代,无论是异端裁判所或纳粹式的还是美国式的,都是对人的理性的侮辱和对人的尊严的冒犯。即使禁书出于道德愿望,这愿望背后却大多隐匿着以自己的判断为是非标准的自以为是,隐匿着以为有人在精神上永远需要自己牵引着学步,想把别人的精神置于自己控制监护之下的僭妄态度,要不然就是被惊世骇俗的见解所激怒而对自己尚不理解的作品妄加反对的轻率态度。但事实上禁书更多出于维护权力地位的需要,这种情况下采取的一切手段都为着消灭独立思想,为着最大限度的收缩人的心智,把人变成精神上的白痴。所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禁书以及各种专为此而设立的机构都应成为历史陈迹。至于如何防止某些书对心智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并从长计议的问题。禁和堵是没用的,只会刺激起他们的好奇心。
   
    2000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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