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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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皇上”不见人

前一阵子,清宫戏《雍正王朝》在央视台播得红红火火,晚间打开电视一准撞上。虽说这剧的主题歌中什么“终不悔九死落尘埃”的过头话,“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瞎捧胡诌过于离谱;除皇帝外剧中人开口一个“主子”,闭口一个“奴才”,再加上个答得溜溜顺的“喳”,也不中听。但我明白,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皇权,主奴关系是基本格局。这关系格局不仅体现在语言中的奴才、主子等称谓和应答方式上,还普遍内化到人的心性之中。莫看称别人为“主子”,称自己为“奴才”太自我作贱,可世世代代都有许多人去争这奴才资格,而且当上的人还硬是把奴才给当出了自豪感。历史就这样,看宫廷戏,断少不了这些词往耳里灌,没法子。至于过头话,也不去挑剔了,不就一部电视剧?只要剧还算紧凑、堪看,管它怎么吹捧怎么扯淡,反正不拿它当历史正剧,更不拿它当历史教科书,不过消遣而已。
    谁知,有的人可没打算让观众只拿它休闲娱乐。刚播完,好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就炒起了“雍正热”。演员、编导、清史顾问、清史专家、满学专家、历史教授一齐上阵,摆出一台满汉全席大餐。起初不知其味,但看到一段段深情款款说帝王的文字,特别是导演以移情式体验替皇帝发出的“宽”也难、“严”也难,总之“当家难”的感慨,才开始尝出这台大餐的味来:那是一股在胸中翻涌着的谄媚的热情和奴性的狂热。人各有所好,谁有这股子情,自己要去热,就热去吧。可偏偏人家又不满足于自个儿往帝王身上倾注全部感情,还非得把教化世人当使命,要大家都跟着去理解帝王们的“当家难”。其实别的不说(比如,不去说导演囿于“家天下”的思路使用的“当家”一词太不合时宜。此处姑且沿用之),仅两个事实就足以令这“当家难”大可怀疑。一是在中国历史上坐过帝王宝座的人里面,似虫一般懵懂的婴儿和少不更事的幼童不在少数,患老年痴呆症的也绝非个别,甚至弱智靠着暴力和一帮子与其利害相关者的“辅佐”,也照样坐稳宝座。既然这位置上可以有婴幼儿、老年痴呆、天生弱智当家,我看当家未必就难。二是从古到今,许多人为了抢到这个位子,阴谋、阳谋、战争、杀戮,无所不为,甚至不惜父子、夫妻、兄弟反目,兵戎相见。如此血腥的争法,肯定不象编导、演员们说的,怀抱了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万丈豪情,冲着“当家难”而去。当家后的一干好处诱惑大着呢,帮着皇帝去发什么“当家难”的感慨,未免太自作多情,也未免太不把历史真相放在眼里。对帝王的偏爱和对历史真相的蔑视让导演施展出十八般武艺,非要人们相信,因为当家难,无论是宫廷内的杀戮还是在全国屠刀高举、大兴特务政治和文字狱,都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如此一来,便没有什么罪恶不可以被“当家难”化解了。谁要遣责罪恶,反倒成了不识大体和数典祖忘。这不,导演忿忿然地发了一通宏论:“在处理雍正‘暴虐’的问题上,我注意到一种现象: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作品总是要挖掘封建帝王的缺点,他们或暴虐、或荒淫,一句话,千方百计要把皇帝老儿从宝座上拉下来。法国人谈到拿破仑,美国谈起华盛顿,十分骄傲,中国呢?康熙、雍正、乾隆,励精图治,特别是雍正,大胆革新政治,因此才把前清历史推向了前进。我想为中国人塑造一个或者几个伟大人物。”(南方周末99.2.19)。原来,不光为雍正鸣不平,还为中国历史上所有帝王叫屈。令导演耿耿于怀不能释然的是,1949年之后这半个世纪中,文艺作品总在“挖掘封建帝王的缺点”,总想拉他们下宝座。这抱怨很有意思,似乎拉帝王下宝座至今都还是罪过,似乎中国人命贱,非得有帝王高踞于宝座压得所有人吭哧吭哧出不了气才高兴,居高临下贬得所有人不是人才舒心。“挖掘缺点”的措辞更有意思。似乎帝王们圣洁、完美得连缺点都需挖掘才出得来,似乎帝王的荒淫、暴虐是挖掘手们栽给帝王的赃。然而,封建帝王何止缺点!而且,无论过去的专制皇权时期,还是1949年以后,又何尝允许过挖掘帝王“缺点”!专制皇权下,“挖掘皇帝缺点”是灭九族的大逆罪,别说没几个人有胆去试,有的人无心犯忌甚或本意要拍皇上马屁却一不小心拍到马背下,落下个“恶攻罪”,也招来杀身之祸。49年以后,调子也早定下了。秦皇、汉武,不过略输文采,唐宗、宋祖,也就稍逊风骚,成吉思汗乃一代天骄。有的帝王身后名声不佳,有了这个调子,心领神会者便忙不迭地做起了翻案文章。虽说也有几个剧作家冒傻气,去写了《谢瑶环》、《海瑞罢官》,直指帝王的暴虐和昏聩,结果,剧作家落下个“借古讽今”和“反党”的罪名,被弄得死的死、下狱的下狱,对这些剧的围追堵截、穷追猛打则成了“文革”前奏。其实,从古到今,我们这个民族最不能发出也最罕有的声音就是这位导演抱怨说是太多了的声音,最习惯于发出而且也最被鼓励发出的就是她和她的同道们正在发出的赞颂帝王之声。可以说,对“明君圣主”的颂扬一直是压倒一切的主旋律。这旋律只是在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后,在民主启蒙的五四运动后,才渐低、渐弱了一阵,但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又以前所未有的强度重新奏响。八十年代开始的反省国民性虽使它一度销声匿迹,但却早已是许多人的生命律动。它让一部分人做着君临天下的皇帝梦,又让另一部分人膝盖头和嗓子眼痒痒的,总想有个叩拜、供奉的对象,哪怕有个幻影也会纳头便拜、山呼万岁。近些年宏扬传统,早已作古的帝王们一个个如沐春风,死而复生,成批重现于影视屏幕上。影视界受许多禁忌和纪律管束,剧目被禁的事时有发生,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但帝王剧绝不在被禁之列,它们一路畅通,越拍越红。只见女皇、男帝、后妃什么的,在银幕上、在几十个电视频道上轮番登台,好些时候还挤作一团。帝王们霸气十足的声音与臣仆们低眉顺眼却又不乏得意的“回主子”、“奴才在”的应答声,加上一帮有跪拜叩头癖的人的捧场叫好声,又混声合成为一曲“颂帝”主旋律。
    如果说在对帝王的颂扬分明呈强音之际,导演对挖掘皇帝缺点和拉皇帝下台的抱怨,在事实判断上就是彻底颠倒的,那么,她关于中国人与法国人、美国人,雍正诸帝与拿破仑、华盛顿的一番中外比较纵横谈则是在把中国的皇上和臣仆的关系、把独领风骚的臣民心态推而广之,走向世界了。要命的是,这一推就推出了天大的误会;这误会因对别国人民的气质和历史浑然无知却又过于轻率地横移比附而生。

    法国是大革命和人权宣言的故乡,1789年爆发的大革命是法国人民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诞生的《人权与公民宣言》向全世界宣告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把中国的皇上和臣民关系横移到这个为自由而起义,这个传播了新世纪的福音、提供了人类自由权利基本宪章的民族头上,实在有点糟糕。诚然,导演所说的法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拿破仑在他戏剧性的一生中当过皇帝。但对法国人来说,拿破仑首先是以一个为平等博爱在战斗中久经风霜而且功勋卓著的战士姿态出现的。他粉碎过王党在巴黎的暴乱,保卫过国民大会。当王党勾结外国君主阴谋复辟时,他作为军事独裁者上台似乎成了从王党和欧洲君主包围下拯救革命的一种需要。他把自己强加给了共和制的法国,用新的专制破坏了人民取得的自由,但他又镇压了王党的复辟阴谋,为维护大革命的主要成果出了力,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体现了大革命成果的《民法典》大部分被吸收进了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他用战争侵犯了各国的独立,但他数次击退反法联盟并长驱直入欧洲各国,不仅使共和制的法国在各君主国包围下免遭覆灭,他的军队还把法国革命的思想传播到全欧,把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移植到了他控制过的各国,这些国家在体制上模仿法国,成为她的“姊妹共和国”。由于他的军队彻底摧毁了欧洲社会陈旧的基础,各被占领国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是把他当解放者来欢迎的。黑格尔赞颂他的名言——“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便源出于此。在各国君主讨伐下,拿破仑战败退位。被大革命推翻的波旁王朝趁着他的失败,坐“外国大篷车”返回巴黎,复辟了王政。这个事实则给人们一个印象:拿破仑是旧王朝不共戴天的敌人。在复群王朝倒行逆施清算大革命之际,拿破仑曾有过百日崛起。无论是热烈欢迎他的人民还是对他惊惧仇恨交加的复辟分子,都把这次崛起看成是作为大革命标志的三色旗的“百日崛起”。但他在欧洲君主的联合打击下失败了,最后终老在囚禁他的小岛上。这个结局更使他的一生有了一种在与欧洲旧势力决斗中战败的英雄的悲壮色彩。
    拿破仑一生的活动轨迹万分错杂,无论历史评价上还是法国人心目中,他都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而并非我们导演笼统断言的,法国人以他为骄傲。他作为皇帝而建立新的独裁的活动劳而无功。他顺应人民的要求、顺应欧洲社会向更高文明推进的一面,却给历史烙下了深刻的个人痕迹。例如,无情镇压王党复辟活动、击退反法联盟以保共和国安全、用法典确保了大革命主要成果的延续、在对欧洲征战时充当的革新者角色……。虽然他的上台标志了法国革命的结束,但他的国内外政策使他在事实上成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正是这一面使他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战士载入了史册。如果说法国人崇敬拿破仑,那是因为在他们记住了他复杂生涯的这一面,在想象中把他塑造成了大革命的儿子和英雄,而不是因为他给自己加上了皇帝尊号。实际上,他生前死后受到的严厉谴责,恰恰是因为他的称帝野心使共和国蜕变成了帝国,并收缩了人民在大革命后享有的自由。由于这一面,他被视为了暴君。但我们的导演似乎除了知道拿破仑是皇帝,对他的复杂生涯和那个时代的状况一无所知,对法国人的心态也一无所知,结果错把拿破仑与法国人的关系同中国皇帝与顺民的关系相比附,误以为法国人崇敬拿破仑是因为他一度的皇帝身分和帝国的浮华。这实在太小看了法国人。
    如果说法国历史上曾有过君主制时期,拿破仑也到底还当过几年皇帝,导演的比附虽说捕风捉影,总算有风可捕、有影可捉,但搁在华盛顿和美国人身上,就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美国是独立战争的产物,进行这场战争并建立了这个国家的人民禀持一种对中国人来说至今也很不熟悉的信念:“一切人生来都是同样地自由和独立的”,他们还坚信:“纳税而没有代表权就是暴政”。独立战争就是因为他们对宗主国干预和课税的愤恨而起,虽说这税并不同于拦路抢劫般的乱收费或凭借权势登堂入室、明火执仗地强索硬拿。这个国家以《独立宣言》这样一个由组织起来的人民集体关于民选政府的权利声明为历史性开端,她的出世罕见的干净利落,自打出娘胎那天起,就没有携带有皇上、臣仆关系的基因。华盛顿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是领导独立战争的统帅,也是美国现行联邦体系的开创者和守护者。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一度处于缺乏秩序和稳定的动荡局面,一批持君主主义思想的军官们怂恿华盛顿利用自身声望和手中军权出任美国国王,遭他愤然拒绝。他谴责说,如果在行动上迈出这无法挽回的一步,借口社会稳定建立君主制,那将应验了敌人和专制主义者的预言,“他们竟然发现,我们无能管理自己;建立于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各项制度不过是一种空想和无稽之谈。”1787年,确立了美国国体的联邦宪法在他主持的费城制宪会议上诞生了。用他的话说,这是这样一部宪法:为防止国家走向暴政,它“采取了比人类迄今所建立的任何政府所采取的还更多的防范和其他难以逾越的措施。”人们感念这位开国元勋,因为,当美国在动乱中时,不止一次,有人认为除了专政以外别无希望,但是,“美国的动乱并没有导致无政府状态或军事专制。国家得免于难,应归功于乔治·华盛顿坚韧不拔的勇气和绝对的诚实。”作为第一位民选总统,华盛顿还为这个年轻的国家开创了不连任三次总统的先例。他彻底退隐时是64岁。这个年龄在中国政坛恐怕才正当青春年少。几年后,华盛顿再次拒绝当总统候选人。尽管要他出任总统是同胞的愿望,但他认为,如果他这样做了,“将是可耻的”,因为“另一个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却会因此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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