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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挑战——关于话剧《死无葬身之地》的断想

   
    1
   
    几位抵抗战士执行了别人的愚蠢命令,三百名无辜村民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自己也将被敌人处决,还将因敌人要追查他们并不知晓的秘密而遭受酷刑。但眼下最痛苦的是三百名无辜者的牺牲引起的内疚和自责。这种内疚和自责,在把革命和原则凌驾于人之上的地方是陌生的。这些地方,革命,或者以革命为名义的什么运动是一个巨大的祭坛,无论多少无辜者作了牺牲,送他们的上祭坛的人是决不会为此内疚或自责的,在这些人眼中,人的牺牲是“革命”要付的代价和要交的学费。当然,这用血来付的无论叫作代价还是叫作学费,都不会由他们自己去付。
   

    2
   
    无谓的死亡和酷刑即将来临。不愿像牲畜一样无缘无故地受苦,不愿像耗子一样无缘无故死去的昂利和战友们痛苦地思索着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在为什么受刑?究竟为什么而死?若望突然出现,打破了他们无秘密、无义务因而将无意义地受刑和死亡的局面。因为,若望的真实身份正是法西斯党徒以酷刑相加急欲获知的秘密,它关系到正走向敌人陷阱的60个伙伴的安危。现在,不论受刑还是赴死,都将因为这个秘密而变得有意义,但这秘密同时也把他们置于了更严酷的困境之中。
   
    他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灵魂冲突,选择了用行动来承担罪责。由于他们的选择,与他们一道被捕的那个16岁的孩子再也无法开口说出秘密。遭受重挫的法西斯头目不甘心,他渴望看到抵抗战士也跟他一样贪生怕死,他用生的希望向他们诱供。就这样,一个新的选择困境出现在他们面前:是平静赴死还是以假供获得生还希望并把敌人引向歧路从而停止追查若望下落?然而,他们因先前的选择而厌恶自己。除了职业革命者卡诺里之外,昂利、吕茜在自己身上已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由是,生与死的选择成了又一次惊心动魄的灵魂冲突。如果说,他们前一次以承担罪责的选择战胜了敌人,这一次,他们终于又战胜了自己,为了还能有所行动,为了那些需要他们的人们而选择了生的希望。
   
    不糊里糊涂地活着,也不糊里糊涂地死去。无论生还是死,都要寻求意义的支撑。所以他们被“为什么而死”、接下来又被“为什么而活着”的问题所折磨。而这样两个在他们看来无比重要的问题,对于不在乎生或死的意义的人,特别是奉好死不如赖活为生存智慧的人来说,是多余的。
   
    3
   
    索比埃天性敏感、脆弱。但严酷的现实使这个本该手执乐器的人拿起了武器,走进了抵抗运动。在身陷囹圄中,对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的恐惧占据了他的心灵.他担心自己在酷刑面前也许连母亲都会出卖。为了守住秘密,为了良心,他选择了以自杀挫败敌人的严刑逼供。当他终于作出这个决定后,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赢了!”
   
    是灵魂深处克服怯懦和恐惧的斗争换来了这以生命为代价的人格胜利。这样的斗争,身陷狱中的每个人都要经历,但在索比埃身上,斗争远比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卡诺里来得艰巨,因为他自身有着更多的障碍需要克服,但这丝毫无损于他。其实,人的尊严和伟大正是在与人性的弱点作斗争中显现的。如果没有这种斗争,不论是屈服还是视死如归,都不过像按指令行事的机器人,屈服谈不上沉沦或耻辱,不屈服也谈不上崇高或英勇。
   
    4
   
    有人说,剧中抵抗战士的两度选择符合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因而符合此间宏扬的“主旋律”。理由是,他们为了整个游击队而掐死了16岁的小战友——吕茜的弟弟;吕茜更是作了双重牺牲。既为顾全大局而默许了战友们对弟弟所作的一切,又为了胜利而牺牲了爱情,克制了对她深爱着的若望的感情。据说,这是集体主义战胜了姐弟之情,是正义之情战胜了男女之爱。
   
    天知道这些人中了什么邪,思想竟如此懒惰而又如此自以为是。由于懒惰,随便就拿一套僵硬刻板毫无阐释力的意识形态话语去诠释这出极为复杂的心理剧;由于自以为是,把自己恐怕也不甚了了的“主旋律”强加于剧作,而该剧作者萨特恰恰从思想到行动都疏离于任何“主旋律”。
   
    符合“……主义”或“旋律”之说稀释了剧中人处境的极端残酷性——对于抵抗战士来说,法西斯一手制造的选择困境,其残酷丝毫不亚于同样以法西斯肆虐欧洲为背景的《苏菲的抉择》中那个母亲的困境:她被强迫在儿子和女儿之间作抉择;“符合”……或“旋律”之说还简化了这些处于悲剧性冲突中的人物心理的复杂性,而且,其混乱和不着边际更令人啼笑皆非。吕茜与若望的关系变化,根本不是什么正义之情战胜男女之情,而是法西斯匪徒施加的强暴击碎了她对爱的渴望和爱的柔情。与爱被毁同时发生的是她与昂利、卡诺里在分担同一种命运和罪责中形成的新的牢不可破的关系。这极其个人化的情感变化与集体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而她对若望,无论是热恋还是爱情成为遥远的过去,都碍不着正义。
   
    至于吕茜和同伴们作的选择,也与集体主义无关。依据集体主义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公式,在小弗朗索瓦和六十个游击队员之间,具体的个体生命消失和简约在了“一”与“六十”的对比之中。在“一”与“六十”之间,选择是不困难的。然而吕茜、昂利和卡诺里的困境在于,他们相信每个个体生命都是神圣的,整体的事业或多数人的利益并不能消泯侵犯生命神圣戒律的罪感。而他们侵犯了一个神圣的生命,尽管这个生命第二天也将面临死亡。他们作这样的选择是如此困难,以致于他们的痛苦撕心裂肺,此致于他们因此而厌恶自己,不愿再活在世上。除了他们,还有一个人也许痛苦更深,他是若望。他想阻止战友对孩子采取的行动,但他无能为力,因为他身系六十个人的安危,他完全被自己的处境束缚住了,除了对自己的身份保持沉默,他别无选择。但他却还得活下去,将每天想起这求饶的孩子,终生得不到解脱。
   
    对吕茜和同伴们的选择,可以有多种理解:这孩子力量不够,还不能承担成年人才能承担的风险,犯不着让他在临死前再受酷刑折磨;他跟大家一样已无生还希望,守住秘密可以保住有生还希望的若望,从而使其他正走向死亡陷阱的伙伴们得以安全转移;吕茜和同伴已经为挫败敌人和保持自尊付出了惨重代价,不能让孩子的招供使敌人终于可以说:“我制服了他们”,所以,他们选择了以非常手段帮助他守住秘密,使他至死也仍然属于战胜了敌人的“我们”中的一员……。种种理由中,唯独不会因为弗朗索瓦与六十个人相比,他是少数,六十是多数,吕茜、昂利、卡诺里的选择是在多与少之间权衡的结果。如果硬要拿这种牺牲少数(哪怕是一个人)以保全多数的公式去解释他们的选择,那实在是对他们的亵渎。
   
    写到这里,还不能不顺便提一下,集体主义在行动起来时,可以是非常自私、非常狭隘的,甚至可以是非常血腥的。多的不说,只须想想纳粹德国推行的集体主义。
   
    5
   
    法西斯把战争强加给世界,使弗朗索瓦在本该读书和玩要的年龄参加了抵抗活动。行动失败,他被捕了。其他被捕者要面临的酷刑和处决,他同样不能幸免。然而他只有16岁。对这种连成年人也难以承受的残酷命运他缺乏准备,无力应付。他渴望活下去,想逃避酷刑。他迁怒于游击队长若望,威胁要供出若望,让若望也尝一样的苦头。这样一个孩子,我们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叛徒”来指称他。而“叛徒”在我们的语境中,是该受万人唾骂,永世不得超生的十恶不赦者。
   
    然而在萨特剧中,抵抗战士对这孩子的仇恨心理和卑怯表现给以了怎样的理解和同情啊!当最终决定对他采取行动时,职业革命家卡诺里自责:“一切都是我们的错,我们不该把你带上,……我们请求你原谅”;昂利对孩子说,“我们不是你的审判官”,他表示他们面临的一切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太残酷,他自己如果在这个年龄,也会招的;若望遭受着比死还难受的孤独和无奈感的折磨,他痛恨自己,内心深处有一种冲动,希望弗朗索瓦去告发他,他便可以跟战友们一样也带上手拷,也遭受毒刑,也一道赴死,与他们共同分担命运从而结为一体。弗朗索瓦发出告发他的威胁,他的第一个反应是“随他去”,当昂利和卡诺里要掐死弗朗索瓦,他试图阻止,但他的处境束缚了他,他无权阻止也无权评论,只能痛苦地置身事处。
   
    弗朗索瓦死了,悲痛欲绝的姐姐抚着他的尸体,大声地对弟弟说:“谁也没有权利责备你,你已经尽了力,你之所以半途停下来,是因为你的力量还不够。”弗朗索瓦之死,使每个人都陷于了深重的罪感之中,只有当吕茜说出下面一番话时,大家才稍感宽慰。她说:“是敌人借我们的手杀死了他。我对你们说,你们是无罪的”。“他一死,便是我们的人了。他紧闭的嘴封住了一个秘密。”
   
    观这出剧,令人震撼的不仅是人在极限情境中惊心动魄的灵魂冲突,还有另一价值背景下对人的处境和人性弱点的深切理解。由于这种理解,那些曾经有过软弱行为的人不会被无休止的歧视和迫害所追逐;如果革命不得发生,这种理解也将使革命少了许多无情打击和自相残杀,从而减少由此带来的嗜血性。
   
    199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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