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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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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实验

很少有什么事物能享有古雅典城邦这样的荣誉: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且已瓦解达二十几个世纪,却一直令人兴奋、令人着迷,特别是——,还令人倾慕。别以为这是人的好古之心所使然,别以为雅典具有的撩拨人心的力量是因为与现今拉开了两千多年的时间间隔而使她有了岁月赋予的凝重和作为古老事物的神秘,人们可以凭借拉开的时空距离从她身上获得犹如在出土文物那里获得的审美愉悦。恰恰相反,是这存在于两千多年前的微型国家所具有的现代性令人倾心,欲置身其间。对此,在读威尔·杜兰的逾百万字巨著《希腊生活》时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感受。因为作者在其间浓墨重彩描绘的雅典历史和社会生活处处显出与现代人的追求息息相关。
    说古雅典具有令人倾心的现代性,固然少不了要指她留下丰富浩瀚的思想文化艺术遗产。它们内容博大精深、形式美妙绝伦、生命力鲜活丰盈,其迷人魅力,谁只要看上一眼,就再不愿转过身去。尤令人惊奇的是,当时思想家们表达的思想,有许多内容与18世纪启蒙思想家、与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思想家的思想在精神实质上别无二致,可以跨越二十几个世纪的巨大时差而与当代人心灵相通。但古雅典让人感到亲切的现代特性并不单存在于思想文化方面。在以宪政体制昂然面对正盛行于世界的绝对王权的希腊众城邦中,雅典作为佼佼者,开创了一种新的政体和社会格局,给世世代代提供了一个真正接近人类标准的现实追求目标。
    雅典政体和社会格局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极具现代意味。当早期雅典处于变动转型之际时,社会因平民与贵族之间不断的剧烈冲突而动荡不安。这情况在古代世界是普遍现象,它不是导致专制王权就是导致贵族专政,要不然就是出现僭主,以独裁来收拾乱局。但雅典人对这具有普遍性的局势作出了创造性反应,不仅要求解决冲突,而且要求寻找一种公平、正义的解决方法。公元前六世纪初,梭伦在无前例可沿的情况下以立法解决了社会危机。通过解除债务法,使已被逼到要揭竿而起的贫苦农民摆脱了困境;通过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使富有者获得安全感;通过大赦政治犯,既抑制了派系斗争的残酷性又促成了社会和解,而对于专制和谋杀罪不可赦的保留则为雅典政制的反专制倾向定下了基调;通过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并使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公民轮流参加陪审团而扩大了参与,拓宽了政权基础……。不诉诸暴力而是以立宪这种很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实现社会的和平转型,的确称得上是“历史上一个令人兴奋的奇迹”。奇迹之所以发生,当然有赖于当时以梭伦为代表的一批雅典贤者对政治、伦理问题的探索,有赖于梭伦本人的政治智慧和人格力量,但也有赖于雅典冲突各方愿意接受妥协、愿意达成均势,而不是抱着以自己为全社会的核心的霸道心态,非得由一方吃掉另一方。这种愿意接受妥协的气质是相当现代的,能使社会危机通过谈判而趋于公正解决。即使当代某些社会集团或社会力量,要具备这样的气质,也尚待革除野心、权欲和唯我独尊的自大狂心态并通过认真学习才能获致。

    梭伦宪法为雅典奠定了法治的基础和朝向政权进一步开放的趋势,即使后来僭主上台,也不得不有所约束,以避免触犯宪法而犯众怒。梭伦之后,纵然有过僭主政治,有过无数波折,但雅典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突破障碍一步步向前,终于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创造出民主政体,并成功地实验了民主。民主政治则使人类社会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自由市民。他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不分贫富地享有言论自由和参与政治的权利,还不分贫富地享有在其他地方一向专为帝王、法老和大祭司而存在,现今在一些国家也仍然多是特权阶层出没或者是只对钱敞开大门的戏院、运动场和节日酒宴等东西。公民可以自由地向生活的一切方面去发展。而言论自由和参与的权利又使公民大会成了不同观点和见解的摩擦场,任何重大问题都必须经由在全体公民面前进行的辩论,必须诉诸说服力,得到大多数公民赞同方能决定。公民们也轮流着直接担任陪审员,参加大陪审团的司法辩论。(顺便提一句,这一制度,可以从现代美国的公民陪审员和英国业余平民法官看到其深远影响,而正在我国发出的建立公民陪审员制度的呼吁更是投射出古雅典制度设计的现代意蕴。)公民大会和法庭辩论促成了政务的彻底公开,这里不允许存在要对公民保密的“国家机密”,任何决议也不可能由少数人在诡秘状态下作出。一人一票的平等投票权则使普通公民在权势者面前保持了尊严,在城邦事务上感到了自己意志的份量,并由此发现和体验了自豪感。这自豪感真实而高贵,与极权制下的臣民由虚幻的使命感或者民族精神的失控所产生的自我陶醉和眩晕感毫无共同之处。
    上述的公民活动还有一个绝非不重要的连带产物,这就是训练了公民的理性判断力和鉴赏力。谁也别想让这些自豪而挑剔的公民洗耳恭听某个要人在台上数小时地信口雌黄,容忍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长篇废话。不论是谁,发言念错字要引起哄堂大笑,说话离题会招致大声抗议,讲话超过时间限制会被轰下台。面对他们,谁敢在台上打官腔?谁敢用昏话、假话、屁话去糊弄?其实不光在公民大会和法庭辩论中是如此,平时公民对执政官抱的就是这么一种“你演砸了,我嘘你”的心态,而决没有面对权势的惶恐和毕恭毕敬。在这样的公民面前,执掌政权者不能不感到没有任何个人只有民主政权才能满足最苛求的观众——民众,也不由得不产生民众是自己命运的决断者的明智意识。他们因而谨慎用权,兢兢业业为城邦服务,为民众服务,决不敢渎职,决不敢利用权力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更不敢妄想以人民的鲜血来成就个人的“伟业”。
    至于鉴赏力,不妨拿古时的雅典和当下的中国作个比较。此间尚需在大学生这一占人口比例极小的高文化圈加以普及的音乐、戏剧观赏力,雅典公民几乎天生就有。因为他们一出生就在高质量的论辩气氛中耳濡目染,眼、耳变得敏感而挑剔。不光政务上的假话、屁话糊弄不了他们,在文化、艺术上,诸如这里可以年复一年地塞给人们的贺岁片和大拼盘式拙劣晚会之类不入流的玩意,此间可以轻易博得叫好声,在雅典却只有遭“嘘”声的份。因为,诚如威尔·杜兰所言,剧院的观众已经在公民大会和法院中形成了,或者说,在雅典的完人教育中形成了。而雅典的完人教育,据雅典哲学家阿里斯蒂帕斯评价,可以使人坐在剧院看戏时,“至少不会像块石头”。把看戏时不至于“像块石头”视作公民的必要素质,其间无疑贯穿着一种我们至今也有待争取的社会对每个人的人性舒张的重视。
    雅典民主制是前无古人的独创,它展开了一个成功地摆脱王权,成功地调和了自由与秩序的社会前景。由于她的宪法,公民享有的权利,她所具有的使人伟大的生活方式和久经考验的自由精神,这个自由城邦代表了人们所珍视的一切。她在自己存在的几百年间激发和保护了涌动不息的创造热情,使人类能力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并使人类有了与神比肩的自信和尊严。由于体现了人类理想,雅典成为千秋万代的典范。诚然,她有局限,例如,她因陶片放逐法使这个最早的民主社会暴露出制度上极为粗疏的一面,且有走多数暴政的危险;而作为制度的局限,雅典最招致批评之处是,她的民主因排斥了妇女、奴隶和外乡人而范围狭隘。然而,关于通常被指责为雅典人滥用民主、贬抑和打击政治杰出人物的陶片放逐,威尔·杜兰指出,由于公民大会有权通过陶片法把人们认为对城邦有危险的人逐出雅典,它有效地抑制了掌权者的野心,防止了任何个人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可能。他还指出两个不曾为批评陶片放逐制的人所提及的事实。其一,这一专门针对权势者的预防措施对于受公众怀疑而遭放逐的人是相当温和的,除了令其离开雅典数年,既不没收财产也不损其名誉,完全没有专制制度对待政治犯的那种残酷性;其二,公民大会并不滥用这项权力,雅典自开始陶片放逐直到其废止的9
   0年中,仅有10人被逐。虽说如果民众缺乏理性和节制,这一制度会显露出危险的一面,但设立这一制度以全体公民来防范个人野心的初衷永远可以启发后世热爱自由的人进行制度设计的灵感。至于雅典民主实施范围的狭隘,我以为并不是民主制本身的狭隘,而是根源于当时对人的认识的局限和城邦造成的眼界限制,因而具有表层性和历史阶段性。民主制实际上内蕴着突破狭隘范围的普适性原则,这就是由雅典人提供并成功试验了的下述原则:政府对人民负责,陪审团审判,公民享有思想、言论、集会自由、享有参与权等。一旦对人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拓展,人们可以在雅典所提供的这些原则基础上去实践能把所有人包括于内的民主政治。事实上,当时存在于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城邦生活中的一些重要因素已经在孕育着这种突破,甚至可以说已经在现实地体现着这种突破。例如,希腊的几大宗教圣地,它们吸引了各城邦的人到访,促进了各城邦之间的交流,挑战了人们狭隘的地方观念,维持了一种超越城邦政治的共同希腊生活意识。其中,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宙斯节成了国际性假日。在此期间,连监狱中的罪犯也释放出来分享节日的欢欣。宗教节日还推动了一些带国际法性质,蕴涵着全人类道德律的共同规范的产生。例如,四年一度的奥林匹亚运动会期间,希腊全境所有战争必须休战,前往运动会的旅客不论来自何处,不论途径哪个城邦,都不得受干扰和侵害。这些规范受尊重的程度从以下事例可窥一斑:虎视眈眈想一口吞下希腊的马其顿王菲力浦二世也曾规规矩矩地替他手下几个抢劫了赴运动会的一位雅典人的士兵付罚金。如果说与宗教圣地相关的希腊生活惯例传输了使人的眼界突破城邦限制的共同规范,那么,雅典的某些惯例和法律甚至孕育了突破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界限的因素,体现了启蒙的人道主义精神。例如,优遇前来雅典的各类逃亡者,奴隶享有的庙宇避难权、禁止杀害奴隶的法律,节日期间允许奴隶前往观看戏剧,等等。而且,雅典一直有人因奴隶的存在而感到良心不安,在雅典城邦存在的中期,有的思想家已开始在为奴隶的不自由境遇抱不平,甚至有的思想家还提出了废奴主张。所有这一切都标示着使雅典突破自身局限的可能。
    当然,人们可以指责雅典的不光是她有过的局限,还有她犯下的许多错误。其中,苏格拉底以言论获罪而被处死,成了雅典民主制一个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但这个悲剧性事件并不是民主制本身的必然,恰恰相反,是这个制度下出现的反常事件。它不同于专制社会对思想、言论的镇压是制度性的,以思想、言论定罪杀人是经常性的,谁批评它、反抗它,谁就会粉身碎骨。苏格拉底事件正是因反常而突出、而令人震惊,并令人良心不安,令人反省这个制度的缺陷。而专制社会的杀人勾当把许许多多可能的苏格拉底淹没于历史黑幕之中,既不会让他们的命运成为使专制制度受到人们质疑和抨击的题材,更不可能使这类事件成为制度反省的契机。
    在苏格拉底事件之外,雅典还铸下别的大错:对外的扩张野心,在与其他城邦的关系上老大自居,与盟国的关系由盟主而霸主。这些错误招致了战争,招致了挫折和失败。但这些同样不是民主制本身造成的,反倒是雅典民主制所具有的自我支持力量和修复力量使她可以奇迹般地一再从挫折和失败中崛起,并重振雄风,再现辉煌。在雅典经历的挫折中,“三十暴君”的统治最令雅典人刻骨铭心。这是一小撮寡头分子乘雅典惨败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际,阴谋颠覆了民主制而实施的僭主政治。但雅典人很快就推翻了僭主统治而重建民主,并且很快治愈了战争失败造成的创伤,重新成为许多城邦的盟主。威尔·杜兰在提到这段经历时,还指出一个事实:在“三十暴君”掌权的几个月间对公民生命和财产的暴虐远甚于民主政治在先前数百年间由于失误而造成的。这个事实对于那些以克服混乱、保障安全之名为专制权力辩护的人是极为雄辩的驳斥。雅典最后不是亡于自己的民主制,而亡于希腊城邦之间不断进行的自毁性战争,亡于城邦周围那些觊觎着希腊、也忌恨着民主制的外部强敌的进攻,亡于各城邦之间在面临外部强敌进攻时不能联合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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