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肖雪慧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肖雪慧文集]->[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 ]
肖雪慧文集
·愚蠢而邪恶的发明
·应当传诸后世的人类公则
·改善道德靠什么
·道德问题上需要理性和宽容
·被遗忘和被轻侮的
·象牙塔内
·南橘北枳的“教育产业化”
·草坪争夺战及其他
·谁说中国“学而优则仕”?
·体制性的劣变能力——谈大学教师聘任制
·不务正业的评比
·庆典是灾
·教育的雄心
·遗忘和隔离的工具
·最刺眼的不公正——2001年再谈高考录取线
·校方怎样使用资金,社会无须置喙?
·天鹅绝唱之后
·政府应该如何投资教育
·大学里“火烧阿房宫”
·活在自己年龄的孩子,想象力海阔天空
·肖雪慧声明:“肖雪慧就北京大学教授程立显剽窃我文章一事的声明”
·“爱国主义”辨析
·评《中国可以说不》的价值倒错
·慎言“代表”
·拯救记忆
·不谈使命谈职责
·罪证,还是文化遗产
·“民众大学”何处寻?
·杨雀的地理课
·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宪政体制的道德救治手段——《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漫谈
·历史的伟大律动——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所想到的
·面对公权失范,公民自我保护手段何在?
·当手执公权者横行不法时
·公民诞生的条件
·法律的错位
·法院充当风化警察——谈泸州市中级法院“以德判案”
·人大代表角色错位表明了什么
·民主的后援力量——纪念德雷福斯事件100周年
·也谈国民素质与民主法治——读《国民素质不高,民主法治难建》后不得不说的话
·不可回避权力制衡
·求索中的紧张——读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
·我看《要当“罗文”》
·个人权利:正义理论的基石——读罗尔斯的《正义论》
·捍卫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传统性结构
·据何判断“好人”“恶人”?——兼谈《一个法国青年的文化浪漫主义》一揽子结论
·学界“蠹虫”画像
·瞧,这一类冒牌货
·多样文化与普世价值
·尴尬的法律和费解的判决——我看刘海洋案
·要害在于差别性立法——就孙志刚之死谈收容制度和暂住证制度
·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纪念李慎之先生
·我的梦想
·与书结缘
·致余杰信
·历史还在忍辱含垢——写在林昭遇难44周年忌日
·中国德雷福斯和中国左拉的命运——兼谈上一世纪留下的真问题
·大自然厚此薄彼?
·大风之后
·校园林木劫
·假如Shep在中国
·柏拉图的睿见与谬见——读《理想国》扎记之一
·柏拉图的净化工程——读《理想国》扎记之二
·柏拉图为民主制树碑——读《理想国》扎记之三
·完美得难以受用——读《理想国》杂记之四
·开放的传统
·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的教育政策——反思九十年代的教育
·关于民办教育的对话
·清扫奥革阿斯牛圈--评《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
·如此偷懒的写法
·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自由知识分子
·不敢信不愿信但恐怕不得不信
·道德与赏罚
·中国人的道德尴尬
·个人所得税(含利息税)、印花税的增长能用于证明富裕人群的贡献吗——评《折磨人的不单纯是那个0.45》
·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
·纳税人、选举权及其他——兼答喻权域
·喻先生,请另出招吧!
·寂寞的思考
·异类经济学家——读《我们正在仰望星空》
·梦想与现实
·一面镜子--读《伦理学与经济学》
·打一回抱不平
·保护人性与保障人权──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
·身份、心态、语词
·已濒临绝种,何劳淡化?
·面对真实——也说国民性
·在“控制国家”的主题之外
·自由思想家王小波
·大学教师的悲哀
·教 师 道 德 漫 谈①
·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探幽
·“炒”文化
·就刘武俊的《反思纳税的中国语境》澄清一个事实——再谈剽窃现象肆虐我国学界
·重申和补充
·新闻界的行为失范值得重视
·宪政与国民
·作为学问家的何满子——读《何满子学术论文集》有感
·“以德治国”和伦理学家的正业
·泛市场化的“另类思考”把教育引向何方
·剽窃者的天堂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


   一、纳税:一个普遍匮缺的意识
   常有人指责国人缺乏纳税意识,这话不假。如果进而指责国人普遍缺乏纳税意识,不幸,这也是真的。我国每年偷漏税额高达几千个亿。偷漏税主体当然是各类企业,特别是暴富群体中的个人。别的不说,仅明星们的逃税丑闻就早已是长盛不衰、源源不绝的社会新闻。虽说暴富者在社会中始终是极少数,就是说,实际上可以实施逃税的个人在国民中人数极少,但人们对纳税的漠然态度却是普遍的。这漠然态度既表现在当一般收入者需要纳税时态度多被动,心不甘情不愿,也表现在对社会中不断涌现的逃税丑闻不在意、不上心,至少,此间人们绝不具有发达国家公民普遍具有的纳税人的自豪感,绝不持有人家普遍持有的“逃税可耻”,“逃税者是不尽国民义务的败类”这样的观念,当然也就没有基于这种观念而形成的谴责逃税者的强大舆论场。所以,一位明星大宗逃税远不及一次耍脾气罢演罢唱更激起公众愤怒。不断爆出的逃税丑闻很少激起过公愤,除非逃税者在别的方面早已劣行昭彰,人们才会抓住税丑闻来一次“借事出徐州”。
       
   这是一种很糟糕的状况。诚然,对那些本来就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占尽了好处的富者来说,无论从道德上谴责还是以法律去惩处其逃税行为,都是他们应得的。但人们对纳税的普遍漠视呢?且莫说法律对此无用武之地,即使从道德上去指责,怕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对此,需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先追问,国人为什么会普遍缺乏纳税意识?
   二、纳税所为何来?
      
   在现代经济社会,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征税作为公民个人和法人团体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强制性捐献或让度,实际上是压低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去满足政府开支的需要,但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要求的。而这整体利益既应体现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上,也应体现在政府通过良好的税收制度去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矫正市场运作中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财富分配上的不公正,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
       这一公认的现代税收原理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二是税制与公正的关系。
       
   在第一点上,现代税收原理表明了一个至关重要、但又几乎不为国人所了解的事实真相:政府是靠纳税人的钱来支撑的,政府官员是靠纳税人的钱在供养的。既如此,人们心甘情愿出钱的第一要件就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换个更明瞭的说法,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应能让纳税人感受得出,不是让钱打了水漂,更不是花钱买了罪受,请人来高踞于自己头上逞凶扬威,而是花钱换来了只有通过政府才能提供的服务。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不外乎两个方面。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年》一书主人公言:“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让我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没有人再敢对我提要求。”可以说这段话道出了政府必须提供的最基本服务——保护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保护公民不受无端侵扰。威尔•杜兰在《希腊生活》中谈及古雅典税收时说,黄金时代的雅典人原谅国家的苛征,因为国家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又表明,政府应提供给公民的不仅是消极性质的保护,还应把社会安排得有利于每个公民去发展自己。无疑,广泛的发展机遇必须以安全为前提。由此观之,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雅典虽然谈不上有精深的税法理论,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社会,政府服务于人民的性质是明晰可感的,因为她的人民可以感性地体会到由政府提供的消极性保护和积极性发展机遇——后者除了要求社会有广泛的自由和广泛的参与权,还要求有发达的教育、文化及其设施等公共产品——这两类服务。在当代民主国家,安全保护和发展机遇更是每个公民可以明确地作为自己的权利来要求于国家的。
       
   在这样的关系基础上,自觉向国家纳税,不作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的“逃票乘客”,也就自然会成为公民普遍具有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这里,义务和权利是不可分离的。所以,确切地说,发达国家公民普遍具有的,实际上是完整地把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统于一体的纳税人意识。而我国通常讲的纳税意识只强调公民应尽纳税义务,却并不含有公民应享有权利的意思。一字之差,透露的社会格局和观念上的差异却是巨大的。纳税人意识折射出公民花钱购买政府服务的真相,单纯强调纳税意识,反映的却是一种跟索贡与纳贡无大区别的社会关系格局;纳税人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脱离权利的纳税意识却还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之间连着一条脐带。
       
   撇开残缺不全的纳税意识,立足于纳税人意识,政府征税是必要的。但对于掏钱的人民来说,既有个成本高低问题,也有个税收负担在各个人和各阶层的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此外,政府征税除了满足财政需要外,还要通过征税去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也涉及公正。优良的税制既可以把人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代价降到最低,又可矫正财富分配不公;恶劣的税制则增加人民负担和加剧分配不公。
       
   亚当•斯密早在两百多年前提出的优良税制四原则——个人纳税能力、确实、方便和节约——至今仍具经典意义。其中,“确实”指征税必须以确定不移的法律为依据,使纳税人明确应缴哪些、缴多少、怎样缴,明确什么机构有权征税,以避免任意专断的征收和税吏的勒索。“方便”指纳税手续简便。“节约”要求把征税过程的耗费降到最低,避免因税吏过多、薪俸开支过大以及贪污、中饱私囊、随意加征等腐败行为而造成税款流失,使人民付出的高于国家所收入的。这几点主要影响人民负担的高低,同时也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公正。而最直接影响公正的是如何根据个人纳税能力确定征税额。现今,任何国家的税收都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间接税是从消费品征收的增值税,任何人每购买一次消费品,就纳了一次税。适合消费者纳税能力,可起到矫正分配不公的对消费品征税是从价计征而不是从量课征,即对高档商品征高税,对大众化、平民化的日常用品征低税。直接税主要有所得税、遗产税、馈赠税。基于个人纳税能力并有抑制和矫正财富分配不公之作用的征税方式是分级累进税,而累退税则背离个人纳税能力和加剧分配不公。
       
   良好的服务(含公共产品)和社会公正都是人民所欲的,人民乃为此而纳税。
   三、为我国现行税制把脉
         
   暂且搁置蕴涵于现代税收原理中最根本的问题——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先用优良税制四标准来衡量我国现行税制。其中,是否方便、是否节约,人们心知肚明,用不着在此“饶舌”。是否确定,纳税人是否避免了任意专断的征收和敲诈勒索?对此,学界有“一税预算内,二税预算外,三税无底洞”的总结;民间有“雁过拔毛”、“有一座庙就要烧香,有一个菩萨就要磕头”的切肤之痛,还有随便哪个部门、随便弄个什么标志戴上往路中一站就强索“买路钱”的奇特景观;...总理在九届人大会上则说更清楚:“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所以,这里也用不着多说。需要探究的是,税收负担是否体谅到个人纳税能力,是否在人们中间公平分摊,是否有矫正分配不公的作用。
       
   首先,与发达国家分级累进的所得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相比,我国税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财富基数越大,征税比例越高的分级累进所得税是富者多负担,贫者少负担或不负担,因而可以克服由于市场经济的短视、人们在机遇上的差异和占有公共资源的差异造成的分配不公,具有调节贫富并合理负担的功能。流转税却无此功能。第二,在最终要转嫁到每个消费者身上的间接税征收上,发达国家实行从价计征,对只有高收入者能问津的高档品征高税,对大众的生活必需品征低税,这就减少了低收入者的间接负担。而我国虽一定程度上实行对高档品征高税,但同时“对盐等生活必需品征税具有累退性质”(1),这意味着我国部分间接税有加重低收入者负担从而加深其生存窘况的性质。近几年一而再,再而三大幅提价的邮资费便有此性质。第三,在发达国家,遗产税和馈赠税之类税种的征收目的不是提高财政收入,而是为了抑制不劳而获和矫正不公,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是为了“逐渐地、持续地纠正财富分配中的错误,并避免有害于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机会公正平等的权力集中。”(2)为此,实行的是高额征税。而我国却没有实行高额遗产税和馈赠税。还莫说我国权钱结合的现实使富人得到无数好处,仅就现行税制这几方面而言,如果要说现在的中国是“富人的天堂”(3),一点也不过份。而且现行税制的下一个特点更为这个判断提供了证据。第四,我国对广大农民征收的税带有人头税性质。还在18世纪,休漠就指出“人头税是一种横征暴敛”(4)。稍后,亚当•斯密也指出,人头税不是流为任意的、不确定的,就是完全不公平的;在不把社会底层的福利和安全放在眼中的国家,人头税极其普通(5)。从18世纪至今,视人头税为最不公正,是税法学界的普遍看法,各发达国家不仅早就废除人头税,还宣布人头税非法。而我国对农民的征税,不光是亚当•斯密批评的任意性与不公平性兼而有之,而且我国农村金钱与权力往往合一的现实还使得富者既有手段也有力量把自己应纳的税转嫁到贫者头上,甚至搜刮贫者以肥已,形成“劫贫济富”的颠倒格局。
       
   以上种种,表明我国税收制度相当缺乏公正性。而且,我国税收不确定这一众所周知的弊病,使我国财政收入除了预算内的,还有高比例的预算外收入这一大世界奇观。这一部分游离于预算外的政府收入不受监督,没有加入再分配,使我国税制缺的不只是公正,还有透明度。这些制度缺陷无疑与国人缺乏纳税人意识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还不是国人缺乏纳税人意识的最根本原因。最根本原因是现行税制和我国自1949年后一直采用、至今也尚无根本改变的高积累、低工资制遮蔽了公民的纳税人身份,从而遮蔽了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真相,使出钱者和花钱者大都弄不清钱的来路和去处。
       
   其中,对农民的征税一方面带有最不考虑贫困者生存状态的人头税性质,此外还有雪上加霜的恃权敲诈、索贡性质的滥收费;另一方面,又从未给农民以机会去对所征的税(更不用说各种“费”)表示同意。农民纵然在纳税,也多半仍像处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抱着臣民纳贡的心态纳钱纳粮。这种情况下,谈何纳税人的身份意识?城市居民对自己的纳税人身份同样浑然不觉。而原因,除了没有机会对所征之税表示同意,还有扭曲的税制与高积累、低工资制的结合使城市职工一般都不知道自己创造的财富与实际收入之间存在很大差额,不知道这一差额被转移到企业利润中进了国库,因而也就不知道自己已把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可支配收入让度给政府了。至于人人都在通过购买消费品纳税的事实,无论农村人口还是城市人口,无论有稳定职业者还是无稳定职业者,仍然大多浑然不觉。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