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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问家的何满子——读《何满子学术论文集》有感

在我国,何满子老先生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杂文家而享有盛誉。这种声誉,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杂文十分高产,而且集作者的风骨、阅历、智慧、学养和一针见血的洞察力于一体,格外有分量、格外耐读。然而在我看来何满子的重要性更在于他是一位通古今而博中西的杰出学问家。如果只关注他的杂文而忽视被其杂文家声誉盖过了甚至遮蔽了的学术贡献,对于思想、学术界将是重大损失。何满子的学问,我在读他那些议题广泛、见解精辟的杂文时已有感觉;而他的学术贡献,则是在读到刚出版不久的三卷本《何满子学术论文集》时强烈感受到的。尽管这个三卷本既不包括他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早年的论文又因十年浩劫中全被抄没而无法收进,收录其中的只是近二十年间写的学术文章,所以并不能反映何满子主要的学术贡献,但即便如此,这套文集无论就内容的丰厚或评析的深刻独到而言,都令人叹为观止,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问题的探究上给人的方法论启迪。

   一. 通过经典小说评析揭示社会风俗史和民族心灵史

   我国几大经典小说评析在文集中占了最大比重。这些评析写于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大多距今一二十年了,但学界最近的同类研究未必达到何满子的研究深度。其中所涉每部作品的评论都十分精湛、独到。以《儒林外史》为例,何满子对其内涵作了如是表述:小说假托写明代,“展示的却是清代中叶十八世纪的社会风俗画。它以封建⑴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从寒士如何在科举考试中挣扎以揭露科举制度的不合理,从这个制度奴役下知识分子的丑陋灵魂下手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和趋炎附势,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堪救药,乃至城乡下层人民都在这种糟糕透顶的社会秩序下被毒化,灵魂扭曲得不像样子。因为笔锋所向,主要对知识分子,所以名‘儒林外史’,其实所辐射的却是整个社会。又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和风习的凝固性,这部十八世纪的风俗画也照亮了整个封建社会,至少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各种色相。”⑵寥寥数语,直达小说核心,并高度浓缩地概括了小说展示的广阔社会画面及丰富的历史涵盖量。至于《儒林外史》的艺术特点,他指出,吴敬梓结束了直至《红楼梦》仍承袭着的宣讲体叙述骨架而开创了小说新格局,让生活直接和读者见面,由人物当着读者表现他们的活动。作为刻画人物灵魂的巨匠,吴敬梓“三言两语就简捷地奔向戏剧:只要几笔,一个人物就在纸上活跃起来,如同生活中的活人那样行动起来了,人物内心的隐秘全部揭开了。读者无须知道人物的历史,可是就已经认识了一切,诗人在刻画他们的特征性片刻活动时,已经将他们生活的本质全部摄取在里面了。吴敬梓善于将光度集中地照射在人物活动中的喜剧性的顶点,抓住这刹那,一下子就将人物的丑相彻底曝光。”⑶由于《儒林外史》的“烛照力达到了形成当时社会风俗的底蕴,它的洞察力穿透了人物活动的内心隐秘,剥出了铸造人性的社会机制”,这使其不仅是当时社会风俗的写真,也是各色人等心灵活动的真实图景,“将往古来今的社会风俗和心灵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在作家的艺术思维之内了”。⑷如此精辟的作品内涵概括、艺术特征揭示和思想成就总结,没有广博的学术背景和深入的研究功夫,是作不出来的。说起学术背景,何满子是十分深厚,研究面也极广,不仅早年就从事文艺理论、古代小说、中国思想史、民俗学等学科研究,1955年被搁置不用之前还在大学教授过西方文学史;至于评价《儒林外史》时功夫下得之深,不仅基于对文本的仔细研究,还基于对作者生平和思想情感、作品产生时代乃至此前整个专制时期社会状况、精神状况的深刻了解,以及对我国此前古代小说创作特征的研究。

   评《儒林外史》是如此,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也莫不如此。这使他就每一部经典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所作的总结都有很高学术价值。但我以为这还不是何满子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最重要之处至少有两方面:通过作品评析解剖社会历史和民族心灵以及在作品评析中对方法论的重视。其中,对方法论的重视使他的解剖准确、中肯,令人信服。

   文学应能反映社会的风俗史和民族的心灵史,这是何满子文学观的核心思想。他对经典小说作了全方位评价,但重心在于揭示作品展示的社会风俗史和民族心灵史,而他的评析本身则构成对社会风习和民族心灵更深入的再剖析,比如就《儒林外史》所作的上述整体性概括便已经深深融入了他这方面的思考。同样这部作品,他还通过具体人物分析把社会状况和民族心灵剖析引向纵深。其中,透过考了一辈子科举的范进老年中举后喜极而疯,何满子以“卑微的灵魂承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喜讯”,与他透过整个中国文学缺乏悲剧这一现象而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相映衬,这个结论就是:中国人因传统文化、社会制度的捏塑已经变得缺乏承担悲剧的气概。通过揭示承受悲剧和承受大喜能力的普遍丧失,把民族心灵孱弱、精神萎顿的不幸事实直接置于读者面前,并深刻透视了导致这一不幸事实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但对社会状况和民族心灵作的最令人震撼的解剖,是在就阿Q这一艺术形象所作的分析中,特别是在解析鲁迅关于“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这一逻辑的历史根据时。他指出阿Q形象的巨大概括性,它概括了小农经济及其意识下中国人的灵魂或曰国民性。这种国民性乃专制制度及其与之高度耦合的传统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既定秩序正常运作时,有着阿Q式灵魂的人物是这一秩序的顺民;一旦社会秩序脱出轨道,平时被压抑而得不到实现的欲望便蠢蠢欲动且有了实现的机会,所以一有革命必作革命党,非如此,想要“鸟男女”跪地求他的心愿没法兑现,钱财宝物轮不到他享用,各色女人不能由他挑肥拣瘦任意选用。一旦眼界大开,权力在握,欲望跟着膨胀,这些未见世面时的原始欲望也就朝向更具野心的方向变形。所以“处于倒楣的卑微状态的阿Q自然是一副阿Q相,飞黄腾达起来的阿Q自然会俨乎其然,带有神圣的光圈,但灵魂不变,只是放大了变形了而已。”一句“灵魂不变只是放大变形而已”,道出了我国数千年历史中反复上演的权力易鼎活剧中弄潮儿的灵魂真相。他从卑弱的阿Q稍有小势时爆发的低劣欲望和对更弱者的残忍逻辑地推出飞黄腾达后的阿Q会作些什么,正如历史上农民暴动得手后“都要杀同伙、杀功臣哥们、杀知识分子,杀无辜百姓,阿Q也不能不如此,这是国民性注定了的”。⑸这里又是寥寥数语,便把已经被历史证实了但人们并未正视或不敢正视的社会现实和人的心灵这双重残酷真相抖落出来。而且,就革命提供给阿Q们满足种种原欲的机会与阿Q们一有革命必加入之间的逻辑关系,抖出“革命船变成权力船”的真相,并就此顺带揭开所谓“朴素阶级感情”的实质:投靠革命党“能使自己跻身于使老爷们和鸟男女们害怕的阵营......,他怎能不对革命‘神往’呢?”⑹虽说“顺带”,但绝非不重要。“朴素阶级感情”这一在近半个多世纪中作为兼有政治和道德双重正面评价意味而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用语,与其他大量同类用语一起弱化了国人本来就不甚健全的理智和道德感,并严重阻碍了人们政治意识的觉醒。然而即使在我国思想界对流行意识形态进行审视和清算之时,此说也仍然逃逸于外。是何满子以其饱含睿智和勇气的神来之笔揭了它的底,而他的揭底不仅是对既往的民族心灵的锐利解剖,更戳破了遮蔽人心智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新式魔咒。值得注意的是,对“一旦有革命阿Q便会做革命党”这一逻辑的历史根据以及诸如“朴素阶级感情”之类进行的揭示,表露了这位称得上世纪老人的杰出学者对中国式革命的性质的看法:在上述国民性为底色的情况下,在革命船可以与权力船等同的情况下,革命无论以什么名义进行,最终都脱不开权力之争的实质因而不触及既有社会体制的根本,这使得治乱循环成了中国历史必陷其中的怪圈。

   二.以合理的方法推进研究

   何满子研究问题时对方法论极为重视。他认为,生活有多广阔复杂,文学就有多广阔复杂。基于此,他坚决反对无论是根据任何“先行”的主题去裁剪生活还是用某种“先行”的艺术表现形式去驾驭生活的企图,指出后者将某一表现技法(诸如黑色幽默、意识流、魔幻主义等)夸大为艺术创作原则,势必牺牲生活的多样性;前者则淹没和涂改历史真实,封闭作品内涵的丰富性,曲解作品的历史涵义。他摈弃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和线形思维,主张从作品出发但同时要从社会精神现象的全盘基础去考察作品,看它如何受社会精神现象、当时各阶层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影响,又如何反映出社会精神现象,“从全局理解局部,也从局部辐射出全面。”⑺正是这种方法论的娴熟运用,澄清和纠正了许多简单化导致的流行结论。譬如针对把作品高下与时代直接挂钩的流行看法指出,尽管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愈益呈现出随着时代向前推移而提高的基本倾向,但又有并非与时代同步、后来作品未必超过前代的不平衡规律。例如,主要以一流文人为作者的唐代传奇小说无论在艺术水准还是思想内涵上都高于宋代兴起直至包括明清才子佳人型的市人小说,前者风格高华质朴,价值观上倾向于否定门阀制、世俗礼法;后者因大量使用情节以外的藻饰而文风浮艳,思想倾向上,以明清之际才子佳人小说为例,是对晚明反礼教、要求人性解放思潮的反动,或礼教统治和反礼教统治之间一种折衷性的妥协⑻。在具体作品评价上,他反对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小说理论,尤其反对庸俗社会学对作品作微言大义的理解,反对大而无当、牵强附会的结论。什么孙悟空大闹天空象征了起义领袖反对封建王朝,保护唐僧上西天取经代表着向统治者投降;什么《红楼梦》是写阶级斗争的政治小说,等等,这类长期垄断文坛的说法被何满子一一揭开了它们的不着边际和荒谬。就《红楼梦》,他一反众论,通过作品提供的场景和艺术形象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作品描绘的是一个大家族在内外错综矛盾中走向衰颓的历史及其毁灭的必然性。所以,贾氏家族的命运及其经历具有典型性,是几千年中“无数钟鸣鼎食的大家族,推广而至各个王朝”在正常情况下都要经历的,尽管这一过程表现不尽相同但实质无异。而无论一个家族或一个王朝的败落,都并不意味着一种制度的终结。“说一个家族毁灭就宣告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从《红楼梦》的形象本身言,是没有根据的,也不是曹雪芹艺术思维中本来具有的内容。”⑼像这样集实事求是精神与高屋建瓴和具穿透力的历史眼光于一体的评论在文集中比比皆是。它们纠正了庸俗社会学、特别纠正了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对作品进行的随意歪曲,在还作品以本来面目的同时挖掘了作品真实而丰富的内涵。其中对《水浒传》,他视之为以梁山聚义故事为线索提供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社会风俗画,至于这部风俗画的整体意向,他是这样概括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不甘雌付的草野人士去当强盗的合理性,公道正义不在封建王朝的范围中而在于强盗世界......。小说只是憎恶这社会制度的不公平,抒发平民的愤懑,而无意于彻底砸烂这部统治机器。”他指出这种心态乃市民心态,其间包含的伦理观也基本上是市民式的。就是说《水浒传》呈现的是市民意识的社会风俗史。这与几十年间盛行的从阶级斗争角度诠释《水浒传》的流行评定迥然有别。而“市民意识”定位,恰恰是排除了大而无当的阶级斗争诠释法,实实在在从作品本身、也从史实出发的结论。他依据对梁山好汉落草前的身份结构及各自落草原因的具体分析,以无可置辩的事实否定了所谓《水浒传》表现了地主与农民的基本矛盾,主题是农民起义的定论。他指出梁山好汉的落草并非全是被逼,逼法也各有不同,有被大官逼得走投无路的小官,有被先上山的不择手段逼上山的,有行侠仗义惹下祸而落草的......,林冲作为逼上梁山的典型,逼使他落草的矛盾与地主官僚压迫农民无关,而是任何社会都有的、同一阶层内部可以大量发生的强者欺凌弱者现象,“打不上什么阶级烙印”⑽。正因为上梁山原因各不相同,呈现出的社会风俗画才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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