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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文集
·改善道德靠什么
·道德问题上需要理性和宽容
·被遗忘和被轻侮的
·象牙塔内
·南橘北枳的“教育产业化”
·草坪争夺战及其他
·谁说中国“学而优则仕”?
·体制性的劣变能力——谈大学教师聘任制
·不务正业的评比
·庆典是灾
·教育的雄心
·遗忘和隔离的工具
·最刺眼的不公正——2001年再谈高考录取线
·校方怎样使用资金,社会无须置喙?
·天鹅绝唱之后
·政府应该如何投资教育
·大学里“火烧阿房宫”
·活在自己年龄的孩子,想象力海阔天空
·肖雪慧声明:“肖雪慧就北京大学教授程立显剽窃我文章一事的声明”
·“爱国主义”辨析
·评《中国可以说不》的价值倒错
·慎言“代表”
·拯救记忆
·不谈使命谈职责
·罪证,还是文化遗产
·“民众大学”何处寻?
·杨雀的地理课
·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宪政体制的道德救治手段——《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漫谈
·历史的伟大律动——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所想到的
·面对公权失范,公民自我保护手段何在?
·当手执公权者横行不法时
·公民诞生的条件
·法律的错位
·法院充当风化警察——谈泸州市中级法院“以德判案”
·人大代表角色错位表明了什么
·民主的后援力量——纪念德雷福斯事件100周年
·也谈国民素质与民主法治——读《国民素质不高,民主法治难建》后不得不说的话
·不可回避权力制衡
·求索中的紧张——读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
·我看《要当“罗文”》
·个人权利:正义理论的基石——读罗尔斯的《正义论》
·捍卫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传统性结构
·据何判断“好人”“恶人”?——兼谈《一个法国青年的文化浪漫主义》一揽子结论
·学界“蠹虫”画像
·瞧,这一类冒牌货
·多样文化与普世价值
·尴尬的法律和费解的判决——我看刘海洋案
·要害在于差别性立法——就孙志刚之死谈收容制度和暂住证制度
·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纪念李慎之先生
·我的梦想
·与书结缘
·致余杰信
·历史还在忍辱含垢——写在林昭遇难44周年忌日
·中国德雷福斯和中国左拉的命运——兼谈上一世纪留下的真问题
·大自然厚此薄彼?
·大风之后
·校园林木劫
·假如Shep在中国
·柏拉图的睿见与谬见——读《理想国》扎记之一
·柏拉图的净化工程——读《理想国》扎记之二
·柏拉图为民主制树碑——读《理想国》扎记之三
·完美得难以受用——读《理想国》杂记之四
·开放的传统
·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的教育政策——反思九十年代的教育
·关于民办教育的对话
·清扫奥革阿斯牛圈--评《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
·如此偷懒的写法
·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自由知识分子
·不敢信不愿信但恐怕不得不信
·道德与赏罚
·中国人的道德尴尬
·个人所得税(含利息税)、印花税的增长能用于证明富裕人群的贡献吗——评《折磨人的不单纯是那个0.45》
·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
·纳税人、选举权及其他——兼答喻权域
·喻先生,请另出招吧!
·寂寞的思考
·异类经济学家——读《我们正在仰望星空》
·梦想与现实
·一面镜子--读《伦理学与经济学》
·打一回抱不平
·保护人性与保障人权──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
·身份、心态、语词
·已濒临绝种,何劳淡化?
·面对真实——也说国民性
·在“控制国家”的主题之外
·自由思想家王小波
·大学教师的悲哀
·教 师 道 德 漫 谈①
·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探幽
·“炒”文化
·就刘武俊的《反思纳税的中国语境》澄清一个事实——再谈剽窃现象肆虐我国学界
·重申和补充
·新闻界的行为失范值得重视
·宪政与国民
·作为学问家的何满子——读《何满子学术论文集》有感
·“以德治国”和伦理学家的正业
·泛市场化的“另类思考”把教育引向何方
·剽窃者的天堂
·自荐参选者的意义和困境
·童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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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人性与保障人权──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

20世纪以来,人类在经历了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以后,又不断面临新的威胁。除了由于人口爆炸、生态平衡、能源危机等问题带来的困境,更为严重的是,人类发明了足以毁灭自身的核武器。此外,还有日益漫延的恐怖主义、不断引发战争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部分国家还存在的缺乏监督机制、在国际国内事务上不负责任、以“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为行为准则的不良制度这样一些对人类构成更现实崐威胁的危险因素。这些危险因素与核武器的存在结合在一起,把人类置于头悬达摩克利斯剑的险境。除了这类人们容易注意到的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危险,还有一类不易为人们普遍关注然而对于人类却更为深刻的危险,这就是人性本身所面临的危险。人性面临的危险包括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种种副产物,例如,专业化对人性的分割,过度的物质主义对人的丰富性的遮蔽,实利主义的膨胀和人文精神的衰落导致的人性萎缩,大众传媒以大量信息包围人而导致的精神麻痹状态……。然而,人性面临的最严重威胁还是人权因种种缘由,尤其因社会政治制度不良而得不到伸张,是由人权不张而导致的许多人悟性丧失、精神沉沦。要保护人性,首先要保障人权,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妥善解决人类生存和人性所面临的其他问题。
   
   一、人权概念的历史沿革
   
   人权是一个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前提,以肯定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概念。在思想渊源上,它直接来自人道主义伟大思潮。人道主义起源于古代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自己的本质以及人生意义和目的而进行的探索,发展完善于近代人追求幸福,追求个性发展,追求本质力量表现的运动流程之中。作为形而上探寻的成果,人道主义一方面揭示出人的理性能力是人区别于万物的根本标志,揭示出人由于具有理性能力而与万物之间构成了作为认识者、实践者、评价者的主体与作为认识、实践、评价之对象的客体的关系,揭示了人的主体地位,并据此在价值领域确立了“人是目的”这一根本原则。另一方面,人道主义揭示出常常被社会关系、被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所遮蔽的个人独立价值。对个人的发现是近代以来人类取得巨大成就的真正秘密所在。与个人觉醒共生的,是突破地域、文化界限的人类一体的博大观念。正是人道主义对人的理性能力,人的主体地位和个人独立价值以及人类一体的揭示,直接引伸出人类自由与平等的思想,为人权概念的诞生作了最重要的准备。

   
   17世纪以后,从人道主义发展出来的自然权利概念已经是人权的正式表达。几乎所有自然权利说都坚持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人在这种天赋权利上都是平等的。这种思想曾被许多人批评为一种虚构,但这种虚构的内在真实性却决不比实存的现象少,因为,它反映了人对自身本质最深刻的领悟,与深藏于人类本性的要求相一致。人类历史尽管纷繁复杂,但其发展进程显示了一个基本趋向:不同人种、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制度下的人,一旦精神走出蒙昧状态、一旦有了自我意识,哪怕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都要或迟或早地表现出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人的这种追求基于一个事实: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舒展开人的类特性,并且打开人性无限发展和深化的通道;人只有当自己的人身自由,思想、表达自由和自我管理自我决定的自由都得到保障时,才能表现自己作为有理性的存在和创造性主体的种种本质力量,也才具备了履行在世界上的责任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基础,人的尊严才能确立起来。至于平等,作为个人独立价值的体现,当然也是确立人的尊严的基本要素。正由于这个原因,任何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对精神活动的自由、行动不受无理干涉以及身份平等的要求便会自然产生,因而使相应的权利具有类似于自然规律的性质。
    对这一事实的体认导致了十八世纪欧美人权运动的高涨,它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以及《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宣言》这两个划时代的文件。两份宣言都突出了“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的自然权利思想,包含了后来为人们普遍确认的四大权利: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权利,规定了“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这种对于人类是最基本的因而也普遍适用的原则,但是这些思想和原则曾因法国革命的副产物而蒙上灰尘。法国革命中以平民专政代替贵族专政以及在平民专政中由于一部分民众表现出不负责任的乱民情绪所招致的社会恐怖,本质上与法国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追求、与《人权和公民宣言》的基本精神相违背,却因为这种副产物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而与《人权和公民宣言》同被视为法国革命的标志,致使许多人不适当地把二者联系在一起,因而,人权思想在19世纪受到冷落。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惨遭蹂躏,尤其是这个世纪出现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形形色色极权主义公然蔑视、践踏人的权利和尊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不幸,人权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它所具有的跨文化的普遍性在灾难中充分显露出来。在人类沉痛教训和深刻反省之际,人权思想不仅得到复兴,而且越出欧洲、北美范围而被全世界广泛意识到。1948年12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开宗明义,把承认每个人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和不移的权利”视为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把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不虞恐惧不虞匮乏的权利正式确立为基本人权,把以法治来保护人权确立为全人类的共同任务。这个宣言标志着,源自人道主义伟大潮流,经过人类自我体认和深刻反省而形成的人权概念其内容已经规范化;它还标志着,由于蔑视人权带来灾难已越出地域、文化和种族界限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灾难,目睹并经历了这种灾难的人们认识到人权是需要全人类共同加以保护的人类基本价值。
   
   人权概念的历史沿革表明,第一,人类历史有一种确定无疑的伦理内容,这就是争取和捍卫人的自由,正是这个斗争的演进导致近代人权观念的出现而且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确认。第二,人权是对人类基本特性、需求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最集中的表达,它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准则具有公理的性质,因而提供了文化和价值的多样性的多样性赖以展开的统一性基础和道义基础。第三,人权作为个人觉醒的产物,本质上属于个人;作为对人的本质需要的确认,它既不由任何组织、机构授予,任何组织、机构也无权剥夺。作为对个人自然权利的表达,人权概念使任何等级制都失去了依据,它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个人与包括政府在内的种种组织、机构之间的基本关系,尤其是以此划定了高度组织起来的权力机构──政府行为的界限,并确定了评判政府的基本标准。以上三点使人权观成为人类道德构架的核心。
   
   二、人权标准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提供基准线
   
   《世界人权宣言》在半个世纪前经联合国大会通过,意味着它已成各国认同的人类自由权利基本宪章。这期间,世界保卫人权运动日益发展,人权问题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正常交往的基础,任何地方都无法回避。另一方面,自19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学家对不同文化独立价值的发掘,人们开始学会以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异质文化。然而,既肇始于部分人类学家在揭示不同文化的价值时对差异性的片面强调,也因为一些人把对待异质文化的开明态度矫情化,致使无条件颂扬差异却忽视甚至否认共性的文化相对主义出现了。文化相对主义作为思维片面性的产物,本身就具有消解普遍准则、瓦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相互沟通和交往之前提的弊端。它一旦扩大到与人权保障与否关系最直接的社会、政治制度评判上,认为凡是实存的便是合理的进而走向价值相对主义,并且把原本非意识形态的人权标准意识形态化,人权标准的普遍性、统一性便面临被消解的危险,道义评判标准上的混乱和倒退也就在所难免。
   
   的确,随着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广泛和深入,不同文化日益被人们所了解,多种文化模式并存,异质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成了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然而,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表现,无论不同文化之间有多大差异,比起那些使所有人都成为同类的一致性来说,差异是表层的。事实上,在晚近几十年中,人类学家通过更深入的考察已经发现,在广泛的领域和长期的人类经验中存在着所有民族都倾向于服从的普遍准则,发现了表层的文化习俗差异甚至冲突之下存在于深层的一致性,它们就源于人在基本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以及在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上的共通性。这些一致性或共通性构成了超越地域、文化、种族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正是由于这一基础,很不相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的人才能沟通和交往。因此,多种文化模式并存的前提是对人类价值和相应的公理原则的认同和尊重,正是对人类基本价值和公理的认同和尊重才使每一种具体的文化模式的独特性是有价值的因而也才是值得保存的,各种相异的文化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成为国际文化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从文化多元并存的事实并不能引出各种文化都有同等价值的结论。实际上,各种文化的价值取决于它反映人性的程度和满足人需要的程度。因此,文化的价值本身是一个需要根据人权标准衡量的问题。对社会、政治制度的衡量更是如此。比较而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适应和积累的产物,其产生和变迁是一个较自然的过程。而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变更虽受着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状况等多方制约,但却更多了些人为选择因素;当这种选择出自社会强势集团时,对大众来说,便有一种被动接受甚至被迫接受的性质。这就显然存在着一个对其合理程度或优劣的判断问题。就是说,制度的合理性或价值不能由它存在着这一事实本身得到说明,而要由特定制度下人的生存状况来说明。人的生存状况首先是由人权来标示的。
   
   由于人权直接源于人的基本特性和基本需求,它实际上是一种最低标准,是文明的公分母。人权的崇高性并非因其标准高而是因为它作为文明的公分母具有超越任何文化或制度分歧的不可违背性。人权被践踏,人便会陷入灾难和不幸,在人权毫无保障的地方,大量的人会丧失人作为人所必不可少的类特性(如思考能力,自主能力)而不能保持在人作为人所必要的维度上。国际社会把保卫人权的作为基本目标,实际上依循的是有如卡尔·坡普在《猜想与反驳》中提出的那种“把反对可避免的苦难作为公众目标,而把增加幸福主要留待个人发挥首创精神去解决”①的思路。也就是说,保卫人权是基于防范罪行和不幸的考虑而不是出自增加福利的考虑,是基于维护人追求幸福的起码条件而同最紧迫的社会罪恶作斗争,而不是基于提供幸福本身。正因为如此,对于各国来说,人权标准表达的是政府行为不得跨越、一旦跨越便堕入野蛮和罪行的界限;它超越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更超越意识形态之争,世界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的丰富性、多样性也只能在以人权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背景上展开。因此,尊重文化的多元价值取向决不意味着取消具有普遍性的共同评价标准而搞相对主义,决不意味着对践踏人权的反人类行为的容忍。
   
   在世界保卫人权运动中,文化和价值相对主义事实上已在扰乱着国际社会的是非判断。不仅如此,文化和价值相对主义在对待群体和个体时,表现出不平衡性甚至虚伪性。即:持此立场者在为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经济、文化特别是政治差异辩护时,往往忽视特定群体内个人的选择自由;而当其把压制个人表现多样性的制度也视为合理时,他们对世界上文化、经济、政治制度多元并存的肯定就以对某些群体内个人在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上的多样性的否定为前提了。这使得某些国家中的强势集团可以借相对主义对外以文化多元并存的事实为借口反对普通公理,以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作为抗拒和践踏公理的遁词;与此同时,对内又坚持自己兜售的价值观以及利用政权力量,利用对大众传媒的垄断和监督而制造的伪文化是绝对的,以价值一元化排斥和打击异于官方价值观的其他价值观,要求人们以“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偏执态度对待异质文化,并借此取消人们的选择余地,压制人的主体精神。这些集团还故意抹煞一个事实:虽然人种千差万别,具体的个人又由于自己无法选择的因素而置身于千差万别的文化、经济、政治环境下,但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一员,都有着共同的本能、特征、基本欲求和基本问题。他们声称人权标准因文化、经济、政治状态的不同而不同,鼓吹人权的差别性标准,实质是试图在分明是同类的人之间竖起藩篱,把人类分割为权利不均的不同等级,正如他们往往在国内又以阶级来分割人民,通过预先给予各个阶级以值得怀疑的道德判断把人民划分为不同等级。这种把人类拉回到野蛮的等级关系中的企图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而且与他们自吹自擂的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形成尖锐的讽刺。而所有鼓吹差别性人权标准的强势集团又都毫无例外地预先剥夺了大众发言权,却又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讲话,把反对人权共同标准的观念、甚至厚颜无耻地声称本国人不适于享有别国人可以享受的人权的观念强加给沉默的大多数,然后倒打一耙,指责国际社会把共同的人权标准“强加给×国人民”(其实就是指责国际社会竟然把“×国人民”看成不低于其他民族因而应与其他民族一样享有同样权利的)。这,则是对本国人民的双重侮辱。实际上,由于人权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它发乎人的本质,是人们在相互隔绝,蛰居一隔的状况下也会产生的诉求,不存在谁强加于谁的问题;真正强加于人的倒是否认人的本质要求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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