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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一回抱不平

   我们这地方,有一个人们早已见怪不怪的现象。报刊、杂志、出版机构经常会塞给读者一些文风恶劣、内容荒诞而又贫乏但却投合了某种政治需要的文章和书籍。但我说的“怪”,还不是这类文字常被把关者看走眼而问世,怪是怪在它们对某种需要的投合不仅使其一俊遮百丑,而且还往往因此会享有了不受批评的豁免权,无论它们的制作者有没有“背景”,也不管它们怎么信口雌黄,别人都作声不得。没见两年多以前仿日本军国主义者腔调炮制《说不》的几个据称“无背景的小人物”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神气?他们对内可以自由地把除了权势者以外的各个阶层骂了个遍,对外又虚张声势地摆出一付要跟全世界动武的架式,仿佛就是要给令西方人惴惴不安的“中国威胁论”提供证据似的。然而,除了赞同者可以自由地为他们捧场叫好,别的人既不能自由地回敬,又不能自由地运用理性去揭露渗透于书中的好战情绪、暴力倾向、媚日情结和极权主义……
   
   写这几句话倒不是要旧事重提,而是正摆在眼前的一篇与《说不》风格、路数相似的文字勾起我又想了它,想起那常见诸报刊、传媒的怪异现象。
   
   眼前这篇署名李桃云,题目为《“休克疗法”无异于拨苗助长》的文章不足千字,但与洋洋数十万字的《说不》异曲同工。虽纵论经济、政治,却乏于说理、长于谩骂。短短文字中充斥了情绪性、随意性论断,透着阴暗心理的揣度和低格调的讥诮,除此之外,还有趋权附势的胡吹乱捧。

   
   作者就俄罗斯金融危机借题发挥,谈的是中、俄经济改革之成败,发的是对中国人越发强烈的政治体制改革愿望的无名火。文章开篇就告诉我们,“自1992年采取‘休克疗法’企图一步就实现市场经济以来,俄国经济一落千丈。这一两年似乎从谷底开始回升,孰不知,国际经济一有变数,又开始下滑。”接下来是一番令人惊愕的议论:“想当年,中国的改革采取渐进的方式,国际上讥笑的人不少。邓小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陈云强调经济转型……犹如急转弯车速过高会翻车。这些今天看来极为正确的观点,当时成为国际上某些人物的笑料。那些主张经济改革要用‘休克疗法’一步到位的人物,对政治改革也希望如此,似乎不一步到位就不够摩登。弄潮儿应运而生,有的还可得诺贝尔奖。人权叫得震天响的西方人物,他们看改革只看形式是否向西方、向‘现代’靠拢,至于人民生活如何全不放在眼中,倘要问之,至多以一声‘改革代价’应付之。有主子也就必然有奴才,跟着吆喝的大有人在,不知主子何时会赏他一个诺贝尔奖的。”然后是吹嘘“中国人自古而来就崇尚‘民本’思想,人民的鉴定是评价的根本标准。今年中国闹特大洪水,损失极其惨重,但社会安定,物质供应丰富,市场特价稳定,广大人民安居乐业”。
   
   此处引的文字几乎已占这篇短文三分之二篇幅。这段文字中对俄罗斯经济的判断,我不想多说,只想指出,不管是断言它一落千丈也好,还是把危机归咎于“休克疗法”也罢,我以为,都是既为时过早,又过于轻率和简单化。至少,如果全然不看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怎么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俄罗斯现今的状况?至于中国的改革是不是就如这段文字中吹嘘的那么成功,不必我多说,只要不当睁眼瞎,不装聋作哑、不囿于在体制内占据的优越地位,是可以有个公正判断的。而所谓“中国人自古而来就崇尚的‘民本’思想”,其中“民”究竟是作为工具性存在的载舟之民、令宝座上的人恐惧的覆舟之民还是当家作主之民?历史上的统治者究竟是把巩固他们自身的权力地位当根本标准还是拿“人民的鉴定”作根本标准,有历史事实在,有史家的评论,也用不着我再多说。我感兴趣的是这段文字中冒出的那股冲着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愿望而来的无名火。
   
   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愿望既缘自体制病带来的切肤之痛,也出自理性认识。任何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人都不会看不到:我国社会潜伏着许多可能一触即发的危机,要化解危机,实现平稳过渡,政治体制改革是再也不能绕开的一道坎。至于改革步伐该快或该慢,这是一个人人有权各抒已见、通过公开和平等的讨论去寻求一致、达成共识的问题。就算有人如《休克》一文作者所说,想要改革“一步到位”,作为一家之言也有存在权利,其他人可以提出争议意见,但无权嘲笑,更无权侮骂和丑化。但在这位作者笔下,主张加快改革步伐不仅被揣度为想显示摩登或时髦,更从阴谋论的思维出发,把这种主张臆断为“包藏着妄图使中国步俄国的后尘也乱它个够的祸心”;持这主张的人则被侮骂为跟着西方人吆喝、想从西方主子那里讨个诺贝尔奖的“奴才”。这种极度丑化和侮骂溢出的对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的敌视,直令人想到那些寄生于体制病的特权者,他们用权力、有时也用笔(但用笔时并不讲道理)来阻遏中国的改革。
   
   有一个人们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这就是:体制病导致了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异常刺眼的不公正:好处主要由特权阶层享受了,代价全由人民承受了。所以,与暴富群体的出现形影相随的,是城乡贫困群体的扩大。这一情况早已引起包括一些政府高层人士在内的各界有良知者的关注和焦虑。体制病还导致了权力与责任的不相称。决策失误不必承担责任,所以失误可以反复发生,而对决策过程毫无发言权的普通民众却不得不一再承受决策失误的后果。长江水患,就是一例。《休克》一文作者闭眼不看这些事实,漠视贫困群体的存在及其生存状况,漠视招致今年特在洪灾的重要原因是应受追究的渎职、失职及多年围湖造田、毁林造田等错误决策,漠视人民正在为体制弊端付代价的现实,居然敢那么不得体,给下一个“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的结论。最滑稽的是,作者把“改革代价”之类原本由造成失误的官员及其帮闲文人发明出来搪塞承受代价的善良百姓的说辞,张冠李戴地栽赃到“人权叫得震天响”的老外头上。与这不顾尽人皆知的事实而随意栽赃的手法相映成趣的,是“跟着西方人吆喝的奴才”之类国骂。且不去说把公民植根于切身体验和理性良知的改革愿望说成跟西方人吆喝,暴露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敌意和蛮横无理的心态,但对其“奴才”说稍加辨析。但凡奴才,总是趋权的,也总是精于利害权衡的。如果作者笔下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真是奴才,那么他们一定很弱智。本来无须多高智力也判断得出:若要权衡利害,对一个人的命运起大作用的外力是这个人置身其下的权力,而不是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什么外国佬。可是被作者骂作奴才的人居然放着近旁攥着自个儿命运的权力不去趋附,偏要去招惹死抱权力不放的人,去谈他们最不愿听的政治改革问题。这种哪壶不响拎哪壶的“蠢举”带不来好处不说,还易招来无穷的烦恼。倒是另一些人精明:一边专拣权势者受听的话去递送秋波,一边以语词强奸术把有拂权势者之意的独立特行者骂作“奴才”。这可是真当了奴才却还可摆出英雄状。
   好了,对《休克》一文,该就此打住了。其实说了这么多,全都是开头讲的那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引出来的,只不过想作个实验,此间引的这段文字是不是也拥有不受批评,不被质疑的豁免权。另外,再透露个小小的秘密:以此文为那些被《休克》作者扣上几顶大帽子的人抱个不平。因为我知道,无论是“跟西方人吆喝的奴才”还是“包藏让中国乱个够的祸心”,都不是可以随便扣的罪名。谁背上这些罪名,是要给一把叉进地狱而且永世不得超生的。
    1998年11月头稿,1999年3月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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