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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与现实

   历史有时轮回似地出现一些相似的情节。大约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征服了希腊。但长期耽于征战的罗马人一接触到希腊文明,立即被震憾了。整个地缺乏自己高水平文化的罗马人在辉煌的希腊文明面前象乡巴佬似的自惭形秽。希腊文明以无法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它的军事征服者,希腊的哲学、艺术、文学和各类学术胜利进军罗马,占领了罗马的文化生活,从许多方面改变了这个军事民族的性情。罗马人拼命模仿、吸收希腊文明成果,又着力于创造适合一个已有庞大疆域的世界帝国的法律、政府机构和组织,探索对纳入帝国疆域中各民族有聚合力的政府治理原则——这种原则的基调是明智、宽厚而不是单靠军事力量这种盲目的压迫工具,形成了继承希腊文明但又有别于它的罗马文明。公元五世纪,征服者被征服的一幕又在强悍的北方蛮族与已衰落的罗马帝国的关系上重现了。英国史学家J· 布赖斯在其《神圣罗马帝国》一书中对此作了生动的叙述,对其历史后果作了发人深思的分析。
   
   当陶醉于自己的伟大而早已疏于习武并陷于腐败的罗马帝国在日尔曼人大规模入侵下趋于崩溃时,帝国曾经拥有过的最持久的历史、最辽阔的国土和最令人惊羡的国威和辉煌,甚至包括那些被捣毁了的宏伟建筑的断壁残垣,都对日尔曼人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震慑力和吸引力。对其中目光远大的蛮族领袖来说,罗马靠许多代人的智慧和努力建立起来的国家的牢固结构、它赖以支撑的一整套法律、基督教及其仪式的庄严神圣,尤其令他们敬畏。征服者屈服于罗马声名的魔力,心仪于罗马的法律和宗教对人的野性力量的约束作用,选择了用他们的力量“以继续并维持罗马盛名的光荣”,而不是消灭罗马的名称,建立一个日尔曼帝国来代替它。
   
   而瓦解中的帝国纵然早已四分五裂,还在蛮族攻陷罗马城之前自己就分裂为讲拉丁语的西罗马和讲希腊语的东罗马(即拜占廷帝国);罗马城被攻陷,蛮族在476年最终灭了西罗马帝国,纵然标志着罗马帝国在事实上已寿终正寝,但旧帝国版图中饱经入侵灾难和溃败屈辱的各民族仍然怀有一个信念:坚信这个有着传奇般伟大、并使一切臣民共同享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世界帝国是永恒的;他们仍然共有同一个帝国国民性的观念,坚持自称罗马人。尤其对于据有罗马城这个帝国首都,并长期充当罗马文明代表的意大利人来说,帝国情结更是深厚,尽管他们自身已是异常堕落。面对伴随分裂、战败而来的混乱无序、野蛮无知,统一的世界帝国昔日的辉煌既是一个回忆,也是一个期盼。

   
   征服者和旧帝国疆域中被征服的臣民就这样拥有了一个共同观念:相信罗马帝国是世界秩序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后来发生的一切,正是这样的心理意识与历史的、现实的、物质力量等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于是公元800年圣诞节,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上演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戏剧性场面:罗马主教为当时已成西方霸主的法兰克王查理戴上帝冕。随着主教带头高呼“查理·奥古斯都”、“罗马人的皇帝”,教堂内外欢声雷动。从这一刻起,灭于476年的罗马帝国在西方复兴了,它与东部沿袭了罗马帝国名称和体制的拜占廷帝国形成对峙,罗马教会也通过主教行使加冕权而摆脱拜占廷控制,成为西方基督教的领袖。
   
   查理大帝的征服活动和罗马主教的加冕创举复活起来的罗马帝国是一个奇特的产物。这个世界帝国的军事物质力量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法兰克王国,它的首都和作为它精神中心的教会却在山脉以南的罗马。而且帝国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其精神权力疆域与帝国行政权力疆域相等同的教会,在皇权旁边共生了一个教权,二者间将发生的既依赖又争斗的关系,构成日后影响西方历史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此外,从查理开始,皇帝都是日尔曼人,在罗马帝国灭亡前曾长期居于帝国中心的意大利在复兴的世界帝国中事实上沦为了北方强国的属地,这又埋下了日后无数冲突和战争的根子。这个帝国虽然后来号称“神圣罗马帝国”,却并不像这显赫名称所宣示的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和伟大古代的继续。除查理大帝和奥托大帝等极少几个强有力人物之外,名义上有无限权力的皇帝根本主宰不了广大疆域里的世俗事务,约束不了那些野心勃勃、自行其事的蛮族部落首领,皇帝在实际上的微弱无力使帝国成为一个虚名,在一切方面,它都只是辉煌过去的黯淡阴影。
   
   然而,它作为一个信仰的共同体是真实而富有生气的。它承担和体现了一个伟大理想。那是古罗马时期播下的,又由于基督教的强化、传播和保存而在罗马帝国灭亡后仍然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理想: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是人类共同的家乡和普世和平的保障。这个理想在战乱和冲突的西欧现实中是一个梦。正如作者在比较神圣罗马帝国同拜占廷的东罗马帝国时指出的,神圣罗马帝国“除了就它与日尔曼王国的合二为一而言以外,只是个人类统一的梦想”,而“东罗马帝国是个现实”。因为东部是稳定的、延续的,而在西部,神圣罗马帝国不过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统一和普遍性的追求,现实中的西部却一直被混乱、动荡所困扰。可恰恰是混乱、动荡但保有了一个梦想的西部活力喷涌生机无限,进行着各种实验,而且,“好几次成为几个伟大原理相互冲突的剧场”,例如世界性和民族性,普世和平与民族解放等伟大原理。正因为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权力不稳的糅合体,它在现实事务中软弱无力,这使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有了空隙和条件。但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帝国代表的理想和教会始终坚持的普世教会地位及普遍性呼唤与民族性吁求构成一种经常冲突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它使欧洲民族在形成自己的民族性时又同时持有人类团结、世界一体的理想,因而得以摆脱孤立、狭隘和猜忌排斥。结果,一个形同虚名的世界帝国却因其体现的理想而曾经是团结欧洲、教化欧洲的力量。
   
   帝国早已过时,但在那个时期蕴酿出来蓄势待发的各种力量既冲突又互补,经若干世纪的努力和奋斗,创造了当代欧洲的新秩序,这个秩序兼容了民族的利益和欧洲大一统的古老理想。正如昔日混乱、动荡但有一个伟大梦想的西部和稳定、延续而缺少伟大原理或梦想的东部之间呈鲜明对照,现今,她与东部固步自封、壁垒高树,沉溺于和受害于民族仇恨的现状又成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与某些既缺对人类共同理想的尊重又缺兼容多种原则之气度的国家动辄民族主义狂热大发作的现状也成意味深长的对比。这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对比,印证了一百多年前问世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基本思想:伟大理想具有塑造现实的重要作用。
   
   1999.8.1
   
   
    《神圣罗马帝国》商务中译本,九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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