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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道德化——孔孟儒学的致命伤


   哲学(包括宗教)是智慧之学,智慧是人们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的一种能力,它原本就无处不在,蕴含于人类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哲学家、思想家们将这种人生智慧抽取出来,进行专门研究,使之升华、结晶,成为促进人类健康发展、提高人类素质的“高级营养品”。所以,哲学家、思想家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提供人生的理想,并指出达成理想的方法。
   奠定儒学思想基础的中国伟大哲学家孔子、孟子生活于纷争动荡的春秋战国年代,其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针对此现状,孔子提出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这种讲究“爱人”,强调“忠恕”的“仁学”,无疑具有“人本主义”的色彩,因而具有其进步与人道的一面。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矣”等带有最早“民主性”萌芽的思想,这在当时的时代的确难能可贵。然而如何达成“仁”?我以为孔孟开出的济世“药方”,既达成理想的方法是苍白无力的,如同沈略兄所指出,儒家有其严重的理论(而非时代)局限。孔孟之儒倡导的达成“仁”的途径,无非“内圣外王”,“克己复礼”。内圣——强调个人自省,完善人格,即儒家之“修身”,以接近“圣人”的境界;外王,以“王道”治理国家,协调社会。而这两个方面,孔子又通通强调只要人人“克己复礼”就能达成——这未免过于天真!我以为孔孟儒学在关照政治等一系列社会生活领域时,存在一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而这恰恰成为“孔孟儒学的致命伤”。
   那么,何谓“泛道德化”?

   所谓“泛道德化”,是将道德意识无限扩张,以至越位侵犯到文化、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领域的本性,降于次要从属的地位,最终将其他各种文化表现,统统变为服务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
   我们曾经历过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大多数30岁以上的国人,都对那个时代至今心有余悸,在那样一个时代,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文化领域的种种诸方面,均沦为政治的奴仆,“教育要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是为意识形态、为政治服务;文学艺术要为“阶级斗争”服务,成了图解政策,图解“阶级斗争”的工具,结果除了几出“样板戏”,尚有什么文学艺术可言?连“历史”的重新评价,也变成为了图解政策,图解“上意”,可随意篡改扭曲;道德沦丧,人伦尽失,父子相互“斗争”,夫妻无情“揭发”;国民经济也几达崩溃的边缘——这是“泛政治化”,即政治无限越位扩张的恶劣后果。
   那么,道德的无限越位呢?
   六月兄指出,孔孟“以政治理想为最高境界”,孔孟“外王”的政治理想,含有重视民生疾苦、民本主义的思想,如: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孟子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些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因孔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构建于“人性善”基础之上的“王道”、“德治”,他们以理想化的、近乎虚构的先贤圣王尧、舜、周文、周武为蓝本,以“内圣”为实现“外王”的基本步骤,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只要人人“克己复礼”,发扬“恻隐之心”,“推恩以保四海”,“王道”政治就可以实现,这未免给人以“政治神话”的感觉。
   何谓“政治神话”?兹举例说明:共产主义好不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人自由发展,当然好!然而可能吗?至少我们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这一天了。社会主义好不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试图以“计划经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克服资本主义“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造成的生产的盲目性从而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端,在“共产主义”美好蓝图尚未有充分条件可以实现之际,听上去似乎是个相对合理的社会,然而“计划”是人制订的,如何保证制订计划的人不出错?我们五十余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效果如何?前苏联东欧、如今的北朝鲜的“社会主义实践”效果又如何?
   理想美则美矣,奈现实丑陋何。
   孔孟相信“人性本善”,且经过后天教化可以更加向“善”,他们周游列国,到处宣讲他们的政治理想,其百折不回的精神固然可嘉,遗憾的是没有一个统治者接受、实行他们的学说,盖因首先象传说中尧、舜、文、武那样的“圣王”现实中实在罕见,而人性也不可能是天生的纯善,后天的教化也有相当的局限性。与孟子同时代的公都子就曾当着孟子之面列举下列事实:“告子曰:性无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这些说法就是较为实际的。其实孟子自己也承认“人之所以异与禽兽者几希”,他大骂那些见死不救的统治者,说他们与持刀杀人者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如此一来,孔孟政治理想的蓝图美则美矣,然其完全建立在个人人格完善、建立在“德治”基础之上的政治理想,又有多少实现的可能?一种理论一旦没有实现的可能,其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便大打折扣。
   我认为孔子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学习方法,倒是值得称道,“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有教无类”“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及强调学生是主体、尊重学生个性的“因材施教 ”“教学相长”“循循善诱”等,至今仍有价值。但个人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失败的,两千年之前已不可行,两千年之后,就更加难以适应与两千年前迥然不同的现实了。
   在孔子的心目中,“仁”“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号召人们“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的欲望,以合于周礼。但他的“安贫乐道”,尚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惟求“道”,孔子主张“先义后利”,“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而在“义”与“利”的问题上,孟子则走得更极端,几乎是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孟子》开篇《梁惠王上》开门见山即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告子下》:“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公孙丑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衅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本坛网友路西南德君已指出:照孟子此言,岂不是“为国家图富强,为人民谋福利,为抵抗侵略捐躯战场、折冲国际的英雄和外交家,都成了民贼,要被铲除”?网友沈略也曾置疑:“俄罗斯(一度)有那么大的疆域岂不是沙俄当年大讲仁义的结果?……当年威天下的蒙古(成吉思汗)岂非是得道的大慈善家?”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古今中外之有国者,未见有以兵之强为患也。而如孟子等儒者只单纯强调“仁义治国”,“修文德以怀远人”,若照此实行,恐误国非浅!宋室便是一味强调“修文德”不重武备,而遭至“靖康之难”的。南宋朱熹云:“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纪纲。今日谏诤之途尚壅,佞幸之劳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而国用未节;则德业未可谓修,朝廷未可谓正;纪纲未可谓立。凡古圣王所以强大折冲,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谓备。”南宋国破家亡,惟余半壁江山偏安一隅,欲报国仇家恨,收拾旧山河,自当树立威强,巩固国防,而朱熹喋喋不休于“圣王德业”、“格物致知”,究竟有多少实际效用?
   儒家以“理”排斥“欲”,以“义”排斥“利”,不重物欲的满足,忽视人民现实生活的改善。孟子虽也承认一般百姓“无恒产则无恒心”,所以主张明君要“制民之产”,但却反对言“利”,反对“求富”,“辟土地,充府库”,看不起齐桓、晋文的霸业,照孟子之言,上下皆不言“利”,“有仁义而已矣”,岂不是要人民只能维持“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无饥”之类不饥不寒最低的生活标准?这种“重义轻利”的传统影响极为深远,至宋明理学,更发展为影响极其恶劣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清代学者戴东原猛烈抨击宋儒,直指他们“以理杀人”,“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如是也。”梁漱溟先生也曾指出:“试翻看全部《论语》,全部《孟子》,(贬斥欲望)处处表现如此者不一而足,引证不胜其引证。其后‘理’‘欲’之争,‘义’‘利’之辨,延二千年未已,为中国思想史所特有,无非反覆辨析其间之问题,而坚持其态度。语其影响,则中国社会经济在二千余年停滞不进者,未始不在此。” 儒家极少考虑到人对于“欲望”及“利益”的追求,犹如水流,堵塞及放纵都有可能造成灾害,惟有疏导和善加利用,方能达成水利。我们今日推行市场经济,就是要获取最大的物质利益,改善人民现实的生活。
   儒家“泛道德化”在中国文学领域的表现,则是强调“文以载道”,这虽是隋唐“古文运动”中韩愈所倡导,然溯其源者,始作佣者当是孔子。
   《诗经》本是西周至春秋时一部民歌选集,其中充满着人类自然的情爱和活泼的生命,是中国文学灵感的源泉之一,然而这部纯文学的诗集,一旦落入儒家之手,立刻就染上了道德价值的色彩,一变而为“教化”的工具,“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孔子眼里,变成了歌颂文王“后妃之德”,孟子也一口咬定《诗经》是歌咏“王道”之作,其实,这根本是孔孟想当然耳!诗歌本身的真义全被糟蹋了!至唐代韩愈发起“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虽则对反抗六朝浮华淫巧文风有正面作用,然过于强调“文以载道”,使“泛道德”的洪流淹没文学故有的田园,文学变为道德的奴婢,字里行间,充满着道德的阴影,使文学在文化中失去了本性和独立的领域。实际上,文学关注的是永恒的人性,反映的是作家种种人生体验,而道德是要告诉人们“应当如何”,过分强调文为“载道”之器,只会贻害文学。幸好中国还有道、释,有魏晋风骨,否则中国也许不会留下如许丰富优美的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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