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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乔文集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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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回家!”
·泛道德化——孔孟儒学的致命伤
·就台海问题与网友商榷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才女林徽因
·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宪政史回顾与反思
·渴望免于恐惧的生活——写在宪法颁行20周年
·思想者宣言(代启蒙论坛说明)
·十四周年祭
·置疑劳动教养制度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为小思怡绝食而作
·祝福你的生日,亲爱的刘荻妹妹
·出离愤怒!——为我的朋友杜导斌因言获罪而呼
·回望2003:民间记忆版本
·追寻一个圣洁的灵魂——感悟林昭
·无耻者无畏—抗议当局拘捕“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的暴行
·十五年——无语问苍天
·怀念我的同学师涛
·关于师涛案致中国最高当局的呼吁书
·紫阳,走好!
·也谈“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与历史责任
·伊拉克人民的荣耀与中国人民的悲哀
·3月4日参加听证会“惊魂”记
·打破坚冰 共建宪政民主中华—我看连胡会谈
·国际笔会上海活动侧记:独立中文笔会上海接待人员被警方绑架的六小时
·打开历史心结 共建和谐社会——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的公民意见书
·没有“压力”就不可能有“妥协”——兼答刘路、归宇斌先生
·孩子之死—— 悼沙兰惨祸生罹难小学生
·阳光下的罪恶—— 最强烈抗议对师涛、张林的中世纪野蛮审判!
·捍卫灵魂自由的代价——从林昭到卢雪松
·抗议武汉公安拘捕文炎!请还公民“合法结社权”
·至陈光诚先生的一封信
·广东:法治的“蛮荒之地”?
·打假有罪?剽窃有理?——我看“周叶中事件”
·为了孩子——写在2006年岁首
·由许万平案透视中国司法的程序违法与实质专横
·“和谐盛世”的耻辱与荣耀 附:我的维权绝食声明
·卫子游: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在真实里”——小乔女士访谈
·中学历史教学的新视野
·尘海苍茫七十载——写于鲁迅辞世70年
·一样的生命 不一样的哀思
·赎回选票行动:通向公民权利的入口处
·侠骨柔情 男儿本色
·写给为“宪章”受难的晓波
·零八宪章:言论表达权利与中国公民运动
·回国之路是走出来的 ——声援冯正虎先生
·旧文回放:杨佳之死
·今天,让我们一同站在被告席上
·晓波生日快乐!
·虎年迎正虎回国
·东师古——一个国家对一个盲人家庭的“超限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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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历史心结 共建和谐社会——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的公民意见书


   烦请上海市公安局转呈
   尊敬的中共中央领导
   全国人大各常委委员、各人民代表:
   你们好!我是李剑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上海市浦东新区居民。现本着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的社会责任感与公民意识,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向你们反应一些问题,切盼能得到各位领导和各位人民代表及时的信息反馈和释疑。
   自2003 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去年秋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今年初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均一再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胡总书记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总书记还进一步阐释:“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和谐社会”也是最频繁亮相的热点名词之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在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着力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出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对此,我认为,执政党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崭新执政理念,相较于历史上曾在我国奉行了数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理念和仇恨意识而言,无疑体现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更符合人道、人权等世界范围普适价值观,符合新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民意。我个人为此深感欣慰并支持新一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
   然而对照中央所提出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新的执政理念和重大历史任务,对照宪法和法律,反思我国的历史和现状,一些实际问题却令我一直倍感困惑以至愤怒悲哀并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认为自己作为公民有责任向各级领导和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各位人民代表反应。
   譬如据我几位在京朋友证实,今年以来,在“盛世”的首都北京,至少有数十位依法应享有公民权利的公民被北京市公安或国安机关先后多次不出具任何法律手续地非法剥夺、限制人身自由,如丁子霖、蒋培坤、鲍彤、刘晓波、刘荻、李海、齐志勇、胡佳等所谓“政治敏感人物”,分别在1月赵紫阳先生丧期、3月“两会”期间、3月下旬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期间、4.5清明前后、4月下旬连战先生来访、五一和五四长假期间以及近日六月“敏感期”前夕,先后多达六七次、每次长则十天半月短则两到三天被非法软禁家中或宾馆。今年前五个月中,他们被非法剥夺、限制人身自由天数居然超过三分之一接近一半!且在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常同时遭遇电话等通讯自由被限制。胡佳还曾于4月底5月初遭短期羁押并被刑讯;郭飞熊则因依法申请五四反日游行于4月底被北京警方不出具任何理由地“刑事拘留”半月(警方向当事人出具“刑事拘留通知书”上“原因”一栏空白);最新的消息则是:5月20 日前后,齐志勇、胡佳、赵昕等人士家门前又有警员站岗,估计至少持续到6月中旬。刘晓波夫妇则在敏感的6月前夕离开北京外出旅游避祸。在上海,著名维权律师郭国汀遭遇“黑色元宵节”被上海司法局吊销律师执业执照并被非法搜查办公室和查扣电脑,其后被执法部门以莫须有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嫌疑刑事拘留(后取保候审并于近日撤销取保出国做学术访问);3月4日,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干预由市司法局公开举办的一次普通的“行政处罚听证会”,公安机关非法绑架、扣押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数位依法前往参加听证会的公民(郭律师的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嫌疑据说就因为我们几人前去参加听证会被当局视为郭律师授意),甚至在随意抓捕公民的过程中公然诬陷诽谤守法公民为“抢匪”,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并对我们施以程度不同的搜身、审讯、强迫具结“保证书”等违法侵害,以至有网友在网上惊呼此为“3月4日事件”;近日国际笔会下属悉尼笔会会员和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海外会员到上海做短期访问交流,上海警方再一次无理粗暴干涉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和私人聚会,竟当着独立中文笔会旅欧回国会员张裕先生的面并在酒店门口众目睽睽之下野蛮绑架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上海接待人员的我,并非法扣留6小时;同时独立中文笔会邀请参与是次交流活动的上海本地人员包括郭国汀律师等五六人无一例外均遭警方软禁或传唤,致使作为“东道主”的上海朋友无一人能够依约出席当天欢迎国际笔会来访外宾的晚宴,再度酿成可耻的“5月19日事件”。警方之不近人情令人匪夷所思!4月初我前往江苏常熟市探访从北京回故里省亲扫墓的江棋生先生,我们和江先生一行在常熟的两天受到当地苏州警方全天候“贴身保护”。回上海后我即获悉,四川省已被“刑满释放”的“前政治犯”欧阳懿先生在外出访友和寻找工作期间,于4月6日被杭州警方拘捕,随即四川警方以“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从事非法活动”为由在四川遂宁市将其正式拘留。
   对上述种种,本人均感难以理解更无法接受。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 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第40条)丁子霖、鲍彤、刘晓波等人,以及意图参加3月4日上海“听证会”和5月19日中澳笔会作家正常文化交流活动的我本人和其他朋友,难道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难道不属于应“诚信友爱、融洽相处”的“全体人民”中的一分子?赵紫阳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且是为党工作多年的老党员、老同志,在他去世举丧期间,政府为何要如临大敌地大规模非法软禁公民且严厉限制民间自发的追思悼念行为?人大、政协“两会”据说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法定程序,何以“人民”中的一部分却在此期间失去人身自由?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是中美两国之间重要的外事活动和正常的国际交往,连战来访更是两岸之间难得的良性交流互动,不明白与赖斯、连战等人毫不相干的刘晓波、刘荻等因何故要被看在家中不得出门半步?清明节是中国人传统的民间节日,人们习惯在此时刻追思先人、对逝去的亲友寄托哀思,在此前后为何又要非法剥夺一部分公民的自由权利?凡此种种,我不明白这究竟是地方基层执法部门还残留着以往“斗争哲学”的极左落后意识,“执政能力”出现严重偏差,以处理“敌我矛盾”的粗暴手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而未能认真领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和施政纲领,还是基层执法部门根本就是奉上级旨意、“坚决执行上级命令”而无视国法?无论属于何种情况,我均为此感到遗憾和困惑!——一个可以不按照法定程序、不出具任何法律手续就非法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并随意侵犯、剥夺公民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的社会如何“和谐”?如若这是地方基层部门的问题,则中央领导有责任检讨:为何中央“好的”政策落实到基层会被如此严重扭曲背离?如若基层执法部门的违法行径,根本就是最高层层层“命令”授意压下,则中央领导更应反思:如此“命令”本身和执行“命令”的行为都是严重违法、违宪的。《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5条)法者乃天下之公器,当举国上下共同维护之。“命令”不得大于人权,不得凌驾于国法。倘政府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罔顾国法,随意违法侵害人权,那置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于何在?置“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于何在?又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令我始终无法释怀,并经再三考虑后认为有必要向各位领导和人民代表郑重反应的另一个问题,是发生在十六年前对国家和人民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至今仍不允许人民公开公平地讨论。
   今年1月赵紫阳先生去世之后,我曾因试图发起一次悼念赵紫阳先生的小范围网友聚会活动而被上海市公安局“口头传唤”(未出具法律手续,据警官同志说只是“谈话沟通”)至上海市某宾馆一星期,并被限制个人行动自由和电话通讯自由直至1月底,当时我对此非常地不能理解,认为悼念赵紫阳先生的活动毫不违法,而我预备发起的网友聚会也仅限于十几到二十来人参与,场所选在一家咖啡馆,如此小范围平和的悼念活动完全不至于影响到上海的“稳定”,何况宪法规定公民有和平集会的自由。当时与我谈话的公安同志直言不讳相告,政府严格限制民间悼念赵紫阳先生的活动,实质就因为事连89风波怕引起“意外”局面失控而影响“稳定”。
   我以为,政府在处理赵紫阳先生丧事上所表现出的种种有违伦常与不近人情和每年6月的戒备森严、草木皆兵,皆体现了政府对发生在16年前的历史事件的严重不自信与刻意回避。1989年6月,政府动用数十万正规军,出动坦克、机枪对发生在首都北京的据说是“反革命暴乱”进行了武力镇压,造成数百学生、市民和军人惨死(死亡数字至今未见有官方正式文件公布),数千人致伤致残。随后的半年,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人过关”的“反思”清洗,除大批逮捕、审查和判决一批“动乱分子”外,全国上下几乎人人被迫就此事表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这种刻意的“洗脑”甚至蔓延到未成年的中小学生。但其后的十几年间,政府当局却在几乎所有的公共场合和公开媒体上刻意回避89事件,在不得不提及时,近年来措辞也出现明显变化,开始时称之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89动乱”,再后来变成“89年政治风波”,显而易见,当局对于当年“反革命暴乱”的定性亦感心虚理亏而缺乏自信。而有关当年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至今仍留下若干谜团,民间也一再地发出不同的声音置疑当局的评价定性,如丁子霖女士等“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起已连续十年每年致信全国人大、政协“两会”,要求按照民主与法治的程序公正解决“六四”问题,但他们的呼声至今如同泥牛入海未得任何回应;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于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至大会的公开信中要求大会就“六四”事件重新评价作出审议,赵在信中指出:89年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但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毫无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段来解决。呼吁将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进程引上理性、宽容、和解的正确轨道;李慎之先生在世纪末《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的深沉反思中指出:六四镇压和其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摆,正是“民气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呼吁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在国庆五十周年和六四十周年之际大赦天下、抚恤受难者以收拾全国人心,为进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础和争取更好的外部条件,惜江泽民先生对此置若罔闻;曾在SARS危机中向国际社会揭露真相,从而对中国化解SARS危机功不可没并赢得巨大民间声誉的“真话英雄”蒋彦永医生在去年3月就“六四”问题上书中央,他以当年身为外科医生参与抢救伤员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六四”事件部分真相,并提出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其后,他遭到长达8个月的非法软禁和“双规”,且至今仍受种种限制,被禁止接受媒体采访、禁止对一些问题发表意见、禁止向外界讲述被软禁期间情况等等;刘晓波、江棋生、李海等民主人士均因在90年代持续呼吁平反89事件和为受难者家属提供人道援助而被罗织罪名再度判刑入狱或遭受“劳教”之变相徒刑。政府更动用国家机器,采取高压手段严厉禁止民间公开讨论89事件,致使全国人民有口难言“道路以目”!至今“八九民运”、“六四”等成为中文网络屏蔽最严厉的“敏感词”,国内各大传媒更是一律不得提及,连赞同官方定性的议论都不被允许。每年6月更是如临大敌严密监控有关人士,防止“意外”发生。今年1月赵紫阳先生去世,再度引发上下恐慌,全国范围内出现规模空前的对公民的违法软禁监控,民间自发悼念赵紫阳先生的活动被严格限制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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