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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与历史责任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概念与思潮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1894年,法国发生了名噪一时的德雷福斯受诬事件。德雷福斯是法军总参谋部的一名陆军上尉,1894年被法国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然而一年以后,法国情报人员通过一名德国间谍证实德雷福斯根本无罪。但军方却用尽各种手段掩盖真相,甚至伪造证据而拒不纠错。这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义愤。著名作家左拉“从书本上抬起眼睛”拍案而起!不顾势单力薄,挺身为德雷福斯辩护,连续公开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揭露事件真相。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震旦报》(L'Aurore)刊出为德雷福斯鸣冤的万言长文《我控诉》。第二天,《震旦报》又刊出支持左拉行动的短文《我抗议》,抗议书由法朗士、普鲁斯特等当时一大批法国“文学士”和“理学士”联署。由是左拉的“控诉”和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联名“抗议”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知识分子宣言》,被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对社会公共事务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虽然当年7月左拉被以“诽谤罪”判处11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金而被迫流亡英国,但他和法国军方与司法不公的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止。正是在左拉及一大批有良知的正义之士不懈努力下,1906年,蒙冤12年的德雷福斯终获昭雪。从此“德雷福斯事件”永远留在法国人权史上。可以说“德雷福斯事件”正是法国自由民主力量最终击败军权、教权复辟的一大标志性事件,通过这一事件,法国人从良知混乱的迷梦中觉醒,调整步伐朝向真正的自由民主迈进。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勇敢地站出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的天职,不惜牺牲个人已获得的巨大的声誉、财富和安宁为代价,掀起一场良知运动。但如果仅仅只有左拉一个人的声音,那么“德雷福斯事件”最终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结局。“知识分子群体”是整个事件的推动者,“公共知识分子”的称谓正是在左拉排炮般的控诉声中产生的,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概念也正是在这一事件的进程中形成的。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的高度关注,体现了他们对公正、真理和真相的执着追求,也体现了他们内心深处“生命尊严高于国家利益,天赋人权胜于世俗权威”的理念,这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伦理化使命的自觉承诺。
   1899年,美国作家维廉•詹姆斯在论及此事件时,提出美国知识分子应保持自身独立性,保持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品格的观点。后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知识分子界定为掌握文化成果并领导某一文化共同体的群体。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系统阐述了知识分子的特征和作用,认为知识分子应是超越本阶级的局限,“自由地漂浮”于各阶级之外,他们完全独立,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阶级背景,并以知识为依托,保持对历史和社会清醒的分析和判断的“漫漫长夜的守更人”。在这些思想家看来,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社会群体,他们既掌握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又能超越个人专业领域,参与自身之外的社会事务,发挥引领社会向前发展的领导性作用。
   

   十九世纪的俄国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自身属上流社会,但接受西方式教育,具有现代西方知识背景,他们以此背景观察当时俄国落后的社会制度与现状,便觉自身所处社会存在诸多不合理亟待改进,产生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疏离感。这样一群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被称之为“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一个职业性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群体,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有军官,教师,作家,自由职业者,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着相通之处。这可视之为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另一源头。
   从以上“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可以看到,“公共知识分子”在语用学的意义上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并与一种文化上的疏离感联系在一起。我个人对此概念的理解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代表,是一种不问社会性身份的精神性身份,他不是指社会职业,不等同于脑力劳动者,不从属于任何集团,他唯一的特征是:恪守知识与思想的信念,凭借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自觉承担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人类的道义。
   2004年9月,《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并言明这“不是一个按照时髦路数做出的排行榜,也不自认为拥有统计学上的精准和完美”,这一事件使得“公共知识分子”一度成为公共领域耳熟能详的热点名词,《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发文对此展开批判,广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为此组织专门研讨会批判剖析“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一些“道德高标”的“自由主义者”也撰文猛烈抨击此次评选活动的“媚俗”及有自由知识分子“自我贴金”之嫌疑。对此网友秦耕评价道:“一部分无知的批判者从中看到了名利,更多的看客从中看到了热闹并且得到了乐趣,只有对面的狙击手看见了它的真相,并且举枪瞄准。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它来的正是时候,它在被对面的狙击手瞄准时,其实是希望更多的人也能像狙击手一样清楚看见它。遗憾还是发生了,原因也许就是他们的观察角度不在对面。它不遗憾的,就是总算得到了来自对面的攻击。让攻击来得更猛烈些吧!”
   入选《南方人物周刊》“50人”之一的王怡先生凭其一以贯之的胆识和勇气,提出王怡版的被当下公共媒体“屏蔽”的“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50人”(可惜未完成),并在其后与任不寐先生的争论中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人的反对党”——“他们是一个党,我自己是一个党。”显示出一种在当下中国大陆政治氛围中惊世骇俗的勇气!
   近日笔者亦于特殊处境中反思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与历史责任,略有心得,在此提出就教于各方家。
   笔者以为,现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欲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有必要坚守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弘扬自我,恪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人是万物的尺度!没有脱离活生生的个人、超越于无数具体的个人之上的抽象的“社会整体利益”或“国家利益”。上世纪初胡适之先生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建造得起来的!’”此语何等得简练干脆,何等得晓畅明白!更早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
   中国传统无我的社会,将具体的“个人”贡献到抽象的“整体”祭坛上,直至今日仍继续要求个人为“稳定大局”、为“国家利益”牺牲“小我”,这造成“所有人”对“一个人”施暴,同时“一个人”或“一小撮”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对“所有人”施暴。它造就两种人:任人摆布的“螺丝钉”与带着“无我”面具的伪君子。它造就中国人盲从“统一”与病态虚伪自私的双重人格。
   上世纪初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目睹当时国家长期积贫积弱的事实,在一方面要高度统一集中全国智慧与资源共赴国难,一方面从个人权利出发要反抗专制争取自由发生尖锐冲突时,“救亡压倒启蒙”,他们多数选择信奉“整体主义”而放弃独立的人格,依附于某个集团。他们以为放弃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方能争得国家的自由平等权利。实际上,抽去个人的空洞的整体,必然沦为架空真正社会利益的一己私利或君主利益的遮羞布,君主(统治集团)利益至高无上。社会以牺牲个体创造力的方式维持的“稳定”是整体寂灭式的“稳定”。
   今天,“救亡”的时代结束了!如今要解决种种社会问题,尊重人权、个体解放是民族应对新的挑战的关键!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中心!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个人对自由与幸福的追求,根植于一个具有多元选择机会的社会里每个人的选择自由。而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则应由“法治”和“民主”来调节。
   知识分子凭借知识与理性的力量,铸造独立人格,恪守自由思想,方可以此为基点坚持说真话而拒绝谎言,敢于抨击社会弊端,推动社会改良,从而助益于社会。正因为没有绝对的真理,才要求每个人坚守自己的思想阵地,以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面对一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健康社会所需的价值多元化。
   二、坚持社会批判的职责与立场
   公共知识分子的根本职责在于社会参与,但这种社会参与不应等同于“出仕”。旧知识分子中许多人抱定“政治全能主义”信念,投身官场或政治操作,梦想有机会“达则兼济天下”,无论是瞿秋白、陈布雷,或是巴金、茅盾,他们都放弃了原初的社会批判立场,以不同身份加入这种参与模式,结果不同程度地人格畸变创作枯竭。实际上,政治并非全能,参与并非参政。知识分子的根本使命在于从事广泛的社会批判,以在野之身监督在朝之政。知识分子不是一群“候补官员”,而应是一群“牛虻”,不停盯咬着国家机器这个庞然大物。只有权力制衡与社会批判内外相结合,国家统治机器的邪恶倾向与权力无限膨胀的欲望才会受到有效制约。
   近代知识分子亦有许多从单纯的参政模式中解放出来,探索出一些新的有益于社会的参与模式,如上世纪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蔡元培、陶行知等人欲通过教育改造国民性的努力,鲁迅终其一生通过文字进行社会批判的杂文事业等,均对今日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所启示。此外,胡适先生曾在“非常时期”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台湾龙应台女士曾受聘出任台北市文化部长,但他们都在任期届满后并无恋栈,而恢复自己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此举亦应对今日欲走参政之路推动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有所启示。
   三、坚持非暴力、和平理性的原则
   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武器”只是知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就是以思想、科学与理性的力量去战胜野蛮、蒙昧与非理性的力量。历史已经证明,“以暴易暴”往往产生换汤不换药的新的暴力专制,是旧王朝的新一轮循环。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化道路,只能依靠非暴力手段实现平稳过渡与社会转型,惟如此方有望结束2000年的王朝循环体系,人民为社会转型承受的代价也才有可能降至最低。而非暴力的力量源于科学与理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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