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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邓拓之死──文革中自杀现象案例研究

自杀是人生中的事变,无论人们对自杀有多少争议和讨论,自杀都是值得人们同情的,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对自杀的问题重新思考。 ──歌德

1.令人悲哀的遗书 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为序曲,随即转入对“三家村”的口诛笔伐,作为“三家村”之首的邓拓顿时成了全国上下第一号批斗目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邓拓在家中自杀身亡,临死前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北京市委的,另一封是写给妻子丁一岚。

    在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邓拓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接下来,邓拓用了不少篇幅,认真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与不足,竭力表白自己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例如,他解释道,《说大话的故事》原是听到当时有些农村又有买卖婚姻和谎报产量的现象,不是反对大跃进,攻击总路线,《一个鸡蛋的家当》原是有感于当时有些社队又在搞投机买卖和剥削行为而写的批评,不是“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

   邓拓说: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在这封长长的遗书的最后部份,邓拓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正如李洪林指出的那样:“曾经写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邓拓,应该不是软弱之辈。再从他在《燕山夜话》中表现的清醒头脑和深刻见解看,他也决不会愚忠到如此地步,居然至死不悟。然而在遗书中他竟充满激情地高呼‘万岁’,实在使人感到悲哀。”

2.什么是愚忠?

    然而,更使人感到悲哀的是,邓拓的最后表现甚至连古代的愚忠都不如。

    所谓愚忠,是指对昏君暴君仍然坚持忠诚。但是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忠诚并不是无异议地支持君主的任何行为。恰恰相反,忠诚意味着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提意见,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如果君主震怒,忠臣决不只是一味地表明自己的清白,反复申述自己决无反叛之意或背离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决不放弃自己的批评意见。在这里,忠臣决不否认他和君主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始终坚持认为君主的某些主张或行为是错误的。

    不妨以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海瑞为例。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奏疏中指出,皇帝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系风捕影”。奏疏中最刺激的一句话是“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海瑞知道自己的批评可能招致皇帝的震怒和严厉的惩罚,他甚至叫家人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

    这才叫忠臣。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着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为什么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效忠呢?所以,后人常常把这种忠诚称为“愚忠”。

   讲到愚忠,屈原是另一个愚忠的典范。屈原在自己的赋中多次提到彭咸之遗则,彭咸是殷时贤大夫,谏其君不听,乃投水而死。屈原批评君主为昏君,批评君主信用之人为奸佞,自己虽然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满腹怨艾,但忠贞如一,“事君而不二”。这当然是愚忠。然而,屈原高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何等的自以为是,何等的孤芳自赏!对于屈原,群众也好,君主也好,都不是真理和道义的最高权威,都是可错的,从而也就是可批评、可反对的,可以不与之保持一致的,唯独“我”才是清醒的、正确的。此所以屈原之为屈原。可是在邓拓一类忠诚的共产党人那里,只要别人以党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质问“难道你比党还高明?比群众还高明?”他们就无言以对了,唯有低头,唯有放弃。

    在写于一九八三年年底的《邓拓文集》序言里,周扬这样描述邓拓当年的心态,既是设身处地,也是夫子自道:“他(邓拓)对那个时期某些错误的政策和做法也持有自己的看法。我以为他那两年集中写作的大量杂文,正是他内心这种矛盾心理的一种反映。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表达自己正当的不满时,仍然竭力采取委婉的方式;而当一九六二年秋冬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的时候,他就搁笔不写《夜话》这类杂文了。从这里不难想见,邓拓同志作为党员作家,他是严于律己,遵守党的纪律的。”一旦“发现自己的认识和中央的方针、路线有偏离,首先要想到自己的不足。”总而言之,“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这不是和屈原精神正好相反吗?

3.共产极权制度和传统专制制度的一个重大区别

    根据上述对忠诚的解释以及由此引出的对愚忠的说明,我们不能不指出,象邓拓在遗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其实还算不上愚忠。假如说在写《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时候,邓拓确实是在冒着一定的风险用曲折隐晦的方式批评毛泽东,规劝毛泽东的话,那么,当他遭到党中央的批判,遭到毛泽东批判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的批评立场。邓拓不但否认他是“反革命”,而且还否认他和毛泽东之间存在政见分歧。邓拓在遗书里竭力缩小、以至于根本否认自己持有某种不同政见,竭力否认自己和党中央和毛主席有任何不一致。遇到实在无法否认这种分歧的地方,邓拓就承认是自己的认识不足,是自己有缺点有错误,而不是理直气壮地指出党的错误、领袖的错误,因此他表达的不是忠诚,而是顺从,是无异议的顺从。邓拓当然是受迫害而死的,但是,我们很难说他是为了坚持真理而死的。他坚持了哪一条真理呢?他不是把自己原来提出过的真理几乎都放弃、都否认了吗?这才是最可悲哀的啊!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产极权制度和传统的专制制度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为臣者还多少有一点批评君主和发表异议的言论空间。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反对君主的错误不等于反对君主,相反,它可能还是忠于君主的表现。这个原则君主也是承认的。因为君主并非真理的化身,君主并非因其正确才成为君主的,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是来自天意,来自血统,或者乾脆来自打天下坐天下,不是来自绝对正确,君主并不等于正确路线代表。因此,批评君主的过错并不等于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于对君主的权力构成直接的挑战或威胁,皇帝错了也还是皇帝,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评,这就为批评君主留下一定的空间。我把古代的忠臣比作现代的“忠诚的反对派”,理由即在于此。只不过在古代,臣子批评君主并未确定为一种权利,因此是没有保障的。

    共产极权专制却不同。在共产极权制度下,最高领袖的权力据说是来自于领袖的伟大正确,来自于他是真理的化身或曰正确路线的代表。因此,最高领袖就成为不可批评,因为对领袖的任何严肃的批评,都意味着对其权力合法性的挑战。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遭到威胁。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事实上,在庐山会议,确实有人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是“针对主席”,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错误了”,“路线错误那就要更换领导了”。

    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共产党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在中共党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正因为共产极权专制把权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能承认有任何别人比自己更正确,不能容忍任何批评反对的声音。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种体制、这套系统,或迟或早就会发现,在其中,个人再也无法坚持独立的声音──除非你与体制决裂。由于邓拓未能否定制度,结果只有否定自己。邓拓自杀是深刻的悲剧,但这里的悲,更多的是悲惨,而非悲壮。读邓拓的遗书,你不能不痛感这么优秀的一个人竟然死得如此窝囊。

4.为什么邓拓要掩饰自己行为的自杀性质?

    读邓拓遗书,还有几点值得分析:

    邓拓决意自杀,可是,他在长长的遗书里却竭力回避和掩饰其行为的自杀性质;明明是自杀,却不敢或不能明言自己是自杀。邓拓只说自己“旧病复发”,“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这就使得那种把邓拓自杀解释成“以死抗争”或“以死明志”的观点难以自圆其说了,因为凡以自杀行为表示抗争或表示清白者,必然不会否认、不会掩饰自己行为的自杀性质,不会否认、不会掩饰自己自杀行为的主观意图。象邓拓的遗书这样,把自己的自杀说得就好像自己对自己实行安乐死,这如何还能显示出抗争或明志的意义呢?

    至于说邓拓自杀是体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这同样站不住脚。所谓“不可辱”,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把污辱看作污辱,这恰恰是邓拓竭力回避的。大批判铺天盖地,对邓拓极尽丑化污辱之能事,然而,邓拓却在遗书里表示,“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不仅如此,邓拓还要向污辱者表达虔诚的敬意,“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邓拓当然是不堪污辱而自杀,但是,他不能或不敢把污辱当成污辱,所以,他的自杀并不具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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