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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二十六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二十七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二十八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三十九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四十 王一梁 譯
附:论哈维尔(二篇)
·杨•弗拉迪斯拉夫:致哈维尔散文的读者旁白
·拷问哈维
兄弟/你有个美丽的臀部/一起走路/共同颤动。
·太阳下的造反
·我的法轮功难友:铁头叶剑飞
·别了,马哲
·献给正在绝食的作家张林
·诗人笔下的西藏政治犯
·星期二给李国涛打电话
·恐怖的脚步声:城市传奇与SNUFF电影
·家乡的传奇
·黑夜中的吟唱
美国风情画
·图书馆门前捡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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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水印象
·我想——致东海一枭
·我的中国往事:狱中三友——献给软禁中的李国涛
·我看《入狱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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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研究(第1号)

引言
   想一想,我们是如何学会新的俚语的?
   比如说,上海话中的“大兴”。当你在路边摊头看到一样惹你心动的商品、想去买它时,你的上海朋友或许会对你说:“不要买它,这是大兴货。”即使你不知道“大兴货”是什么意思,但从这话中至少能得出结论:大兴货是不值得买的。同样的情景,你也许听到的劝告是:“不要买它,这是温州货”。结论是一样的:温州货不值得你掏钱去买。
   我们再设想另一个上街购物的情景。这次是你的朋友劝说你去买一样东西,他也许会说:“唉,这个好,正宗的!”或者说:“真正的德国货!”假设你也不知道“正宗”的意思,但起码你知道了,在上海话中,“大兴”与“正宗”是一对反义词。
   有一天,或许你还可能听到你的朋友这么说:“某某的话你也信?他在开你的大兴呢!”或者:“这事你可得替我认真办,勿要开大兴。”

   只要你知道某某是怎样的一个人,并且你也同意这话,那么,“开大兴”在这里几乎就象看图识字一样,直接给出了它的意思:胡言乱语,不负责任。
   人有行为意志的能力,商品怎么也会胡说八道、不负责任呢?
   不用问,“大兴货”当然指的就是假冒伪劣产品。
   说的自由
   如果去问一个老上海,今生今世在生活中,可曾听到有人用上海话这么说过:“阿拉是江北人。”他肯定会摇头说:“没有!”
   “江北”相对“江南”而言,在上海特指“苏北”,仅为一个地理位置概念而已。但这句话却从不曾出现在上海方言中,岂非咄咄怪事一桩?
   福柯在其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中说道:我们不可能有说出一切的自由。
   历史上,一个中性词成为了一种“禁忌语”,最著名的例子大概是“支那”。据施蛰存考证,“支那”原起源于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脂尼” ,Chini。待流传到日本后,便成了"支那"。"对日本人来说,'支那'可以说是China的译音。"(《支那•瓷器•中华》)。
   日本前著名作家、《太阳的季节》作者,后从政的极端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是少数至今仍坚称中国为“支那”的日本人之一。他的理由是:“为什么英文可以称中国为China,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也大致相同,为什么日本人不能使用历史上一直用过的'支那'呢?我不认为有任何侮辱之意。"
   一般认为,“支那“这个词由中性词变成为贬义词,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后。当时,满大街庆祝的日本人都在高喊:"日本胜利!支那败北!""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就有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蔑意。" (《悠悠文摘》)
   可是,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俗话说:俗字无考,俗字无字。在考察一个中性词演变为褒贬词的时候,我们往往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也许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它的诞生日,却不可能清楚地说出这个词以后的演变踪迹。因为一个人的语言一旦形成,就有可能终其一生都不改,并不因为时代赋予其新的内涵,便相应地做出调整。上海教授陈思和读了一本其中有许多上海话的四十年代小说《亭子间嫂嫂》后写道:“我在阅读时,脑子里不断浮现出我的外祖父生前的音容笑貌,因为小说里所用的语言,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我的外祖父一代人的感情表达方式。”
   陈思和的外公并不因为陈生于五十年代,便改用五十年代的上海话与他的小外孙交谈。即使到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想,老人大概仍然会一如既往地使用周天籁时代的语言。
   严复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也许严复到死也不会意识到,就在一海之隔的异域,“支那”一词已变成了对中国的蔑称。即使知道了,恐怕也难以改口。
   郁达夫的《沉论》写于1921年:"我"走上了酒楼,侍女问道:
   “‘你府上是什么地方?’
   一听了这一句话,他那清瘦苍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层红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声,他呐呐的总说不出清晰的回话来。可怜他又站在断头台上了。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这个“我”自称:“我是支那人”。如果从词的本义上说,“支那”比“贱贼”还低,岂有这样自我作贱的戅大?正因为“支那”是个客观词,所以郁达夫也只是如实地写道:“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而不写作“日本人都蔑称中国人作‘支那人’。”“支那人”成为了一种贬称,真正的原因在于:“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是“支那”的受指出了问题,而不在能指上。就像上一节中,“这是温州货”一样。只要温州货的质量上去了,那么,有一天,它就会象“德国货”一样,成为了“乓乓响”(上海话,好极了)的同义词。
   由此也可见出:“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绝非象现在人们所认为的是一句煽情的多余的话,它用在这里,恰是郁达夫文学天才的不自觉的流露。
   不久前,传出日本丽泽大学讲师藤井升,因其在教学中,一直称中国为"支那",最后,在该大学中国留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被校方解除教职。
   我以为,我们应该将此事件视为一件大事。它是名副其实的一次受指的胜利!
   石头这个受指不会说话,而人却能。
   生活中,人们或许并无贬义地给自己的朋友起了一个绰号,然而,一旦朋友对此发出了抗议,如再一味坚持使用的话,依据常识我们也可知道,那无疑就只能被视为恶意的诽谤了。语言并不发生在真空里,它是相互的东西。尤其是在受指者认为其能指是一种恶意的蔑称情况下,象石原慎太郎的这种逻辑就纯属性质恶劣。
   我们并没有言说一切的自由。勿庸置疑,只要上海话里,继续把“侬这只江北人”视为是一句骂人的话,上海的苏北人后代,继续把自己称为“阿拉是江苏的,”“阿拉是江北人”就将仍然是一句说不出口的上海闲话。
   然而,如果因为sina在日语里是"支那"的意思,便要求新浪网站改名,那倒也大可不必!说不定有一天人们就会象喜欢"唐人"这个词一样,重又流行起"Chini”来呢。因为“支那”在日本的滥觞,也正是中国的“大唐盛世”之时。
   哪能
   2003/6/28
   话语研究(第2号)
   大兴非DASHY(上)
   证实易,证伪难。比如,你对一个来访的朋友说:幸亏你这时来看我,要不你此时此刻肯定会被汽车压死。这话听了虽然让人来气,但却无法反驳。因为你的朋友此时此刻确实就在你这里,而不在马路上。象这类命题其实是不可证伪的。
   再举例说,有人断言:一百年前的此时此刻,在这方圆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下起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要驳斥它就象上述的命题一样,几为原则上的不可能,可要证实它却并非不可能,只要满足如下条件即可:恰好下了一场大雪,并且恰好也有人记录了它。当然,象这样的情况从概率上说也几乎为零。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考察一个与圆周率有关的命题。我们知道圆周率等于3.141592653……,它是一个无理数。假如有人断言,在圆周率小数点的某一个地方将连续出现一万次的8。象这样的命题,就是一个只可证实而绝对无法证伪的命题。
   了解这种证实与证伪在命题中的不对称性,对于训练我们的思维是有极大好处的。总的说来,形而上学的命题“易证难驳”,因为这类命题并非来源于经验,而大多出于作者的奇思妙想。象“白马非马”、“金山不存在”或“飞马存在”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困扰人们思维的例子。
   当面对一种说法“大兴即DASHY”时,同样的麻烦出现了。
   流行于八十年代之交的沪语“大兴”,据上海史专家薛理勇认为,它与上海的“大兴街”有关。“上世纪(十九世纪)后期南市小西门外新开一条‘大新街’,后来改名‘大兴街’,这些加工非真金首饰的工场主要设在这里。据说这里生产的饰件盖有‘大兴’印戳,以示与正宗银楼产品区分,所以人们把非正宗饰件称之‘大兴’或‘大兴货’。也有人认为大兴街生产仿金饰件是不打印记的,只要看到没有印戳的饰件即知是大兴街生产的,所以称之为‘大兴货’。”(《上海闲话》)
   应该说,该文把“大兴”这个词考察得很清楚,几乎可视为定论。该词的内涵也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相吻合:毛泽东时代商品奇缺,假冒产品几乎绝迹。当“大兴”这个词重又流行开,也正是路边摊头上,“温州货”、“滑头货”等假冒伪劣开始泛滥之时。
   “大兴即DASHY”见之于朱大可一文:“隐藏在当代上海俚语中的那些近代隐语记号,无疑是我们对殖民地鲁迅进行精神分析的一个文化语言学的主要依据。我注意到,那些描述商品和人性低劣性的语词在上海俚语占据了重要地位:"蹩脚"(BILGE,船底污水,引申为肮脏的、下三滥的、劣质的)、"大兴"(DASHY,浮华的,华而不实的,引申为假的、冒牌的、劣质的)以及“肮三”……(《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
   对于象这类只有结论而无证据的东西,要反驳其伪,我承认,这于我说来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也许有读者会以为,只要翻开字典,指出Dashy的音读虽与“大兴”相近,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却主要是指:“时髦的;浮华的”,与“大兴”在沪语中的意思相差甚远。如果以为这便构成了一种反驳,那么,我想,这场笔墨官司肯定也是有得好打的了。假如“大兴”真的是一种舶来品,它当然在一种新的环境中也会有变种的可能。然而,反过来说,要证明“大兴即DASHY”,在原则上倒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在鲁迅的同时代中找到证据,这个命题即为真。而这并非不可能。但如果以为找不到证据,便认为“大兴即DASHY”这种说法不成立,这在逻辑上说,却是绝对错误的!
   “大兴即DASHY”,就象上述已谈到过的圆周率的小数点中,在某个地方将连续出现一万次的8一样,理性都不擅长于处理这类事情。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感觉与常识来判断其有无意义。
   
   大兴非DASHY(中)
   然而,象下面的命题却极易被证伪。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虹口编一份小报,当时,薛理勇先生曾赐稿《一只鼎》,后来因故未发。我在《上海闲话》中没有找到该文,也不知道薛先生在其他地方发表了没有。大意是,沪语“一只鼎”源起于文革后期,有一年,上海博物馆门门口放置了一只鼎,当时,极为轰动。旋即成为了一句流行语,一只鼎,意为好极了!
   查新近出版的《上海话流行语》(阮恒辉、吴继平编著,2003年3月第一版),也认为“一只鼎”出现于文革后期:“一只鼎,指非常好、好到极顶。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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