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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二十八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三十九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四十 王一梁 譯
附:论哈维尔(二篇)
·杨•弗拉迪斯拉夫:致哈维尔散文的读者旁白
·拷问哈维
兄弟/你有个美丽的臀部/一起走路/共同颤动。
·太阳下的造反
·我的法轮功难友:铁头叶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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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弗拉迪斯拉夫:致哈维尔散文的读者旁白


   “我的所有作品,”不久前,瓦茨拉夫•哈维尔明确地回顾道,“出发点总是我所知道的东西,我所生活的世界里的经历,我自身的经验。简言之,我总是写我生活里的东西:我见到了什么,什么东西是我感兴趣的,我忧虑什么——我无法设想我还能找到别的出发点。然而,对今日世界里的人们、当代人性的危机——换言之,那些我们全都关心的问题,我总是希望通过见证这个世界上某些特定的经验,我的作品能够揭示出普遍的人性,说出独一无二的特殊经验。”
   当瓦茨拉夫•哈维尔写下这些话时,在他的头脑里,他的作品特指戏剧,首先是指他将要完成的新剧本Largo Desolato。而他不单只是一个戏剧家,尽管他否认,并且在不同的场合竭力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哲学家,没有野心去“建构一种固定的概念系统,”然而,毫无疑问,瓦茨拉夫•哈维尔已成为捷克非官方思想的代表人物,代表着那些已经选择了竭力争取自由——生活在自己国家里的自由以及思想自由——的人们,他们建立在自身的特殊个人经验基础上的思想。因而,这段关于他写作的基本出发点不仅是对他自己的戏剧作品的根本特征的概括,而且也包括他所有非常个人化的作品:他那始终都在增加着的重要散文。
   像瓦茨拉夫•哈维尔这种为剧场写作、并且生活在像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里的作家,只能期待这种发展。在一个剧场——最为卓越的社交艺术——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无法履行它普遍的、惯常的、主要的精神宣泄功能的世界里,剧作家的作品本身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就极其危险,哈维尔通过他极端痛苦的个人经验,在他的事业早期就意识到这种危险。长期以来,他直接感受到“在所有的艺术种类里,剧场(不仅)最紧密地与特定的时间、地点相联,”而且,没有剧场的戏剧家“就像没有巢穴的鸟一样,他们与自己的真正的家相隔绝,与既定社会中的作为他们作品的源泉和目的地的‘当下’(here and now)的生命之源相隔绝,而那里正是他们的作品最先获得生命并成为自己的地方。没有剧场,所有的感觉和意义都失去了。”
   目前,存在着包括哈维尔祖国在内的国家,在那里,剧作家为了捍卫他们作品中具有挑战性的东西,以及他们自身存在的理由,同时也勇敢地面对着被迫沉默的困境——对戏剧家的艺术天性说来更为严峻的处境——剧作家们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出路,其他的言路,从而避免使他们自己的独特的剧本完全受到限制,尽管这些言路同样也是不稳定的权宜之计。勿庸置疑,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来,面对他的听众,主要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非官方文化,此外,也面对圈外以及国际社会,瓦茨拉夫•哈维尔不断地用自由的、坦率的、灵活的散文来作为他的表达工具的原因之一,因而得以避开复杂的、反复无常的机构,与所有官方掌管、控制、检查的大众媒体一样,剧场也代表着许多政体机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哈维尔以某种方式背弃了剧场。他新近的剧本,悲喜剧largo Desolato和浮士德式的《诱惑》证明了相反的真相,并且对他说来,戏剧不仅是持续了他一生的兴趣的中心,而且,为了见证那些“我们全都关心”的问题,戏剧正是他更加喜欢的媒介。说哈维尔的实用散文是他近来的现象也是不正确的,早在六十年代,他正在写他的第一本剧本时,他就极其成功地开拓了这种形式。然而,毫无疑问,随着“正常化”的卷入,他的散文的数量和意义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急剧上升的。当他对新政权以及它的秘密获得越来越多的经验——尽管越来越彻底与险恶——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竭力抹杀捷克和斯洛伐克个人与民族身份的时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使哈维尔的许多散文获得了新的维度——经常采用宣言形式。他的1978年《给胡萨克的公开信》(关于国家的政治恶化)确凿无疑代表了捷克历史上,七十年代反抗精神的里程碑,并在《77宪章宣言》中预示了它的顶点。自然而然,只有瓦茨拉夫•哈维尔才能成为那份宣言的发起人之一,以及77宪章的第一发言人之一。作为一个持续不断地竭力通过他的思想和作品、通过他的剧本及类似的散文,在自己的特殊的和个人的世界性经验与自己的经验上去反思的人说来,他的这种立场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这种意义上的经验既不是某种被动的东西,或是某种产生于自身一致的东西,也不仅仅是凭着良心做。或许最重要的是,它是我们祈求自身的结果,在更大的范围内,通过对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的接受与拒绝,我们期待起自己来。它正是凭借于我们的良心。1978年,在他下一篇重要的散文《无权力者的权力》中,瓦茨拉夫•哈维尔详细地论述了这个主题。在这篇范围广泛的论文的中心,他对任何地方的所有个人,首先是世界上那些人类身份处于极端危险的地方的人,提出了活在真理中与更高的责任的问题。这不仅仅来自于权力,而是来自于人类个体的自己。甚至在这些领域里,它也不是另一个陈腐的、抽象的思考主题。最重要的是,这个特殊的经验——几乎每一个七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都经历过这种经验类型——并且今天继续在经历着的世界迫切需要证词。为了显示出它的风头,在确定的场合,对于人们的束缚——不只是对那些经历着的人们,而是对每一个人,《无权力者的权力》的作者所做的就是描述这个世界、总结这个世界。此外,,尽量选择“散文”的形式,通过个人的证词揭示出“普遍的人性”,说出“普遍的存在、人们所处的当今世界、以及现代人的危机。”
   尽管这个特殊世界的经验和特殊的证词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它也进一步确证了哈维尔履历中的目击分量:童年时由于“阶级出身”遭到排斥,结果他被剥夺了正当的学习机会;正常化时期,多年的折磨变成了直接的迫害,被当局审判二次,并被判四年半徒刑,1983年三月,在他病重假释前,共坐了三年八个月。在像今日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里,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多,对受害者说来是家常便饭,而不只是例外。在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个案里,它们不仅在他的生活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首先在他的作品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因为它们反复刷新了作者对于这个世界和自己的特殊经验。正是这种经验确保了他所有作品(在这里,他的散文尤其印在我的脑海里)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不只是冥想的或抽象的。恰恰相反,即使它们不纯粹是自传性的,他的散文也始终紧紧地扣住自己的个人经验,它们也牢牢地纠缠着他不放:读他的《政治与良心》( politics and conscience)或《恐惧》(Thriller)就足够了。尽管,哈维尔的散文缺乏修辞,但它总是明确的,是对一个异常动人的、紧迫的世界的反应,对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说来,这种散文样式一点也不不缺乏明确的、迫切的、雄辩的挑战。
   在瓦茨拉夫•哈维尔生活的地方,所有这种挑战以及对它们的反应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然而,将他的散文归之为机会与偶然性却是错误的,尽管可以理解,它们有着自己的特殊时间、地点的特殊环境的起源,尽管自然而然,它们是对特殊政权下所存在的特定情景的反应,然而,哈维尔的反思却有着更加宽广的意义,其意图更加深远。在这种意义上,读者可以将它们应用于哈维尔最近关于他的剧本所写的话里:“倘若我的剧本仅仅被视为是对特殊社会或政治体制的描述,那么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我是失败的。假如在另一方面,他们将之视为仅是对于人类或世界的描述,那么我会感到我已经成功了。”
   对他的散文说来,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即使作者的散文没有提供给我们“只是对特殊社会或政治体制的描述”,这些散文也首先是由“对生存的负担;对人们千方百计地与试图夺去他们身份的非个人化的权力的抗争;对人们的实际身份和由于他们的环境、命运和他们自己的工作所派给的、被迫扮演的角色这种奇异的矛盾;对理论上如何容易知道怎样生活,而在实践中如何困难;对即使人们彼此具有良愿,却悲剧性地无法相互理解;对人类的孤独、恐惧和胆怯,等等,等等——最终,当然(并且重要的是)是对这些主题的悲喜剧和荒谬的维度”的连续性的反思组成的。假如我们不知道这些注解是1984年为他的剧本Largo Desolato的演出人所写的,我们也可以容易地将它们作为他的某些散文的注解来读,例如写于那一年开头的《政治与良心》。
   哈维尔的剧本与散文是有意用事物的两方面与同一个“实体”组成的。而在剧本中,这些重要的主题可以说是“从内部”观察与处理的,由作者自己称之为“一种对于生存之负担的悦耳的反映”所组成。散文中,这些主题是以更加“外部的”方式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当下的临床报告,同时,为了他在《无权力者的权力》所写的“活在真理中”,它们组成了对于道德复兴的紧急呼吁;或者为了他在《政治和良心》中所涉及到的“人们重新找回他们的人性,重新为世界履行他们的责任”,并坚持“政治作为一种实践道德。”
   面对这个如同他在《恐惧》中所痛苦地描述的当今世界,出现在哈维尔沉思中的这种呼吁对某些人说来也许显得天真、不切实际、幻想。在所有的事件中,不管在政治上是否成功,这些呼吁的本质在可预见的将来几乎都看不到结果。《政治与良心》的作者完全知道这个事实,自己也说了同样多的话。然而,与此同时,他却回想起另一种显著的、重要的已被证实的现实,即,即使在当今世界上,“那些有勇气大声说出真理,并且身己力行、准备好为此付出昂贵代价的显然是没有权力的个人,比起其他环境里成千上万的匿名的选举人——拥有——足以令人吃惊地——更多的权力——尽管在形式上他们被剥夺了选举权。”
   在这篇散文将要结束时,哈维尔引用了这样的两个事例:亚历山大•索尔任尼琴与Jan Patočka。毫无疑问,在这份名单上,可以很容易地添上别的名字,包括哈维尔自己。
   当然,瓦茨拉夫•哈维尔既不是,也不寻求去做一名建构“固定的概念系统”的哲学家。然而,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以我姑且称之为“铁律”为特色的作家,他的思想和行动并非如此灵活、有机与非物质的。不过,我们这样描写他,即使不是挑刺,显然也是苛刻的。事实上,为了进行特殊的、个人的反思,并且喊出他自己的独特的、个人的赞同或抗议的声音,他反复刺激着自己的特殊的世界和自身的经验。换言之,他依照自身的特殊的、个人的良知行动。一般说来,这就是这些主题是如何在哈维尔的思想中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根思想的链条的末端,我们发现了特殊的、个人的责任这个主题,它是人们所承受的,但也是作为命运来选择的(他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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