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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一十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二十一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二十二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二十六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二十七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二十八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三十九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四十 王一梁 譯
附:论哈维尔(二篇)
·杨•弗拉迪斯拉夫:致哈维尔散文的读者旁白
·拷问哈维
兄弟/你有个美丽的臀部/一起走路/共同颤动。
·太阳下的造反
·我的法轮功难友:铁头叶剑飞
·别了,马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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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入狱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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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下的造反

太阳下的造反
   ——记沈福祥和他的《我的文革岁月》
   王一梁
   一
    “一天,在沉睡中突然被锣鼓声敲醒,传来了口号声和唱歌声。为什么事游行?我马上起床,冲到马路边去看。街上走过一队队的红卫兵,他们都是大学生,臂戴红色的“红卫兵”袖章,激动地高呼口号,他们打出的横幅上赫然写着“造反有理”。
   “造反”?!我一时不能马上反应过来,造反!自古以来,这是要杀头的,这是造谁的反?又一批游行队伍走到了面前,领队的红卫兵领头高唱,队伍也随着激昂地唱起了歌: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沈福祥:《我的文革岁月》
    很多年前,假如由我来写这本《我的文革岁月》,也许这个场景就将是本书的开始。我将着力渲染这一天的红太阳,它光芒万丈,同时又带着几丝血样的不祥铺展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我将对“我”在被喧闹的锣鼓声敲醒之前,“我”睡觉的地方——老上海独有的、带着老虎窗的三层搁着力摹状一番。为了使它具有象征性,也许我还会写道:那天的睡眠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好像永远也睡不醒似的。但突然“我”醒来了,是毛主席“造反有理”的语录歌把“我”唤醒了。实际上,“我”又从来没有真正醒来过,就糊里糊涂地冲到了阳光灿烂的大街上,开始了“我”的造反生涯。
   它的书名或许就叫《造反记:一个红工的100天》,因为正是“我”——上海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部长,为这个拥有40万大军的上海第二大造反组织命名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色工人”,而它仅存活了100天就消亡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绝对不会写得这么长,一写就写了16年,60万字。
   二
   “王洪文看上去像个小透卵(上海话,混混的意思),留分头、穿着一条小脚裤。他会故作姿态、热情地张开双臂拥抱你,非常西式。”
   ——沈福祥口述
    大约是86年或87年,我大舅沈福祥开始向我口述他的“文革”造反史。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对我——确切地说,是对着一台破破烂烂的老式录音机讲了“红工司”的形成过程。从他在上海绒布厂和另外两个“临兄”一起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讲起,讲到外滩的大字报海洋、静安文化馆的“测字摊”;讲到最后在风雨操场迫使韩哲一、黄宇齐代表华东局承认他们临时工、外包工组织为革命造反组织。
   这些“密闻”对我说来是闻所未闻的,也是难以理解的:既为造反,为什么还要逼迫对手承认其合法性呢?
   听得我目瞪口呆。
   大舅还对我和录音机谈了当年“红工司”在十数万人民广场的集会上楸斗上海市长曹荻秋的真相;披露了即使在造反的年代里,在被批斗的“当权派”那里依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府衙门。应我的要求,大舅还特别谈到了对王洪文的印象:
   “王洪文看上去像个小透卵(上海话,混混的意思),留分头、穿着一条小脚裤。他会故作姿态、热情地张开双臂拥抱你,非常西式。”
   这种形象与文革的大时代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尤其出现在一个工人造反派领袖身上显得完全不合时宜,令人匪夷所思。
   使我感兴趣的是,从大舅的口述中,我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这就是国家安全系统无所不在的渗透。原先一直以为文革中到处造反,国家机器被群众砸烂、停止不转了,可事实上,“上海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只造反了100天,上海公安局就公开插手调查了。很快,“红工司”的头头们非关即抓,或像大舅一样,开始了其漫长的审查交代生涯。
   细节上,大舅第一次零零碎碎地谈到了“神秘的女秘书”、 “神秘的吉普车” 、“假地址”,其中特别诡秘的是“两个神秘的老杨”。一个是“测字摊”时期的老杨,他神龙见首不见尾,当组织成立之时,这个早期运动的策划者却像武侠书里的高人一样飘然隐去,直到今天其身份还是一个迷。另一个是出现在造反后期的老杨,他自称是“中央文革”的特派员,公安局则宣称此人系台湾特务。
   这一切都给大舅的回忆罩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它推翻了一般人们对于文革的印象,其复杂性与难解程度远远超乎于人们的想象。
   现在回头看,当时我和大舅搞的其实正类似于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兴起、如今风行于大陆的“口述史”。确切地说,完全可以将它写成一本“口述史”。大舅的口才是一流的,记忆力惊人。也可以说,“造反生涯”结束后3年多无休止的检查交代,早已经为这本口述史打下了伏笔。
   当年是被迫的,如今却是自由的,那么就说吧,尽情地说吧,记忆!
   然而,缺乏史学专业训练的我,年轻时代的文学雄心却令我只是一心想往这些材料中加进各种文学元素,尤其是现代派技巧。这使我最终与大舅这份热情洋溢的“口述史”擦肩而过。谁会想到呢?我的半途而废却使大舅从此走上了一条写作的不归路,将他的壮年再一次奉献给“文革”,奉献给了记忆——16年,直至垂垂老矣!
   三
   
    “那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头也像那天一样难受,皮肤下面所有的血管都一齐跳动。我热得受不了,又往前走了一步。我知道这是愚蠢的,我走一步并逃不过太阳……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
   而在那里我曾是幸福的。”
   ——加谬:《局外人》
   沈福祥的《我的文革岁月》,卷帙浩繁,波澜壮阔。从他上小学那年——1947年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文革后期——1970年。对上海文革史上的重大事件:诸如“色织廿四厂事件”、“踏平康平路—赤卫队事件”、“首列‘红色列车’”、“上柴厂‘联司’事件”、“一月风暴”等等,都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以写实主义的手法从正面或侧面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其中的某些篇章十分感人,其意境甚至达到了鬼神同泣的诗史一般的高度,例如作者对被砸烂后的“联司”的描述:
   “就在这天下午,1967年8月4日下午,上海闹市街区却响起了联司的声音。一辆联司的用消防车改装的宣传车——联司的象征和骄傲,冲出重围,在市区街道中穿梭往来。在消防车的两旁和驾驶室的两边踏板上站着武装的联司战士――他们不得已手握铁棒,以对付暴力。他们疲惫不堪,满脸满身的污泥。为了对付工总司的拦截,车辆以高速行驶。高音喇叭中反复传出一位女性悲怆而嘶哑的呼喊:
   “上柴联司已被血洗!联司战士的鲜血已经染红上柴厂!革命群众赶快行动起来!革命群众赶快行动起来!上柴联司是不会屈服的,联司战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看着这悲壮的景象,听着这悲怆的呼喊,我不禁心头一热,潸然泪下。
    二十一年后,我在报上读到了匈牙利纳吉民主政权被镇压时,它的电台也曾向世界发出过“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的呼喊。五十年代,没有人能救得了纳吉,六十年代的上海,也没有人能救得了联司。虽然一个在东欧,一个在东亚,但历史是何其相似。
    在北站宝山路的热闹地段,这辆宣传车往来奔驰了几次。路上行人,驻足止步,默默地为联司被血洗而悲哀,为联司的威武不屈而感动。但没有人轻举妄动,没有人敢轻举妄动。人们只是把这段血的历史默默地埋在心里,在心中化为火山的岩浆。
    上海是英雄辈出的上海,不太远的将来,历史将会雄辩地证明,创造中国新纪元的,必定是上海!
    联司的精神永存!”
   除了追溯个人的成长史、“文革”造反史外,沈福祥在这本书里,还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当年的上海市民风俗画卷,为现在的这个书名所难以覆盖。然而,沈福祥的“文革岁月”确实又是作者一生的精彩华章,本书的真正高潮。更为难得的是,沈福祥在这本书里还以较多的篇幅写下了自己对于这场运动的独特思考。
   也许经历过“文革岁月”大风大浪的人,都不仅能言善辩,而且手上也大多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健笔。不过从这本书里,读者还是能够看到,对于未来的文学生涯沈福祥是有所准备的。小时候,我曾听大舅沈福祥讲过一则轶事,当他还在一个江南小镇上工作的时候,一天,他误闯一座荒废的深宅大院。进去后才发现原来这里是一个藏书楼,到处都是线装书,想拿多少尽管取,但他只是拿了一套现代版本的《亚森·罗平探案全集》就出来了。多年后,他还在为自己当年的不识货懊悔不已,因为在“文革”中,这些书连同这座藏书楼都被烧毁了。正是从《我的文革岁月》这本书中,我第一次发现青年时代的沈福祥除了莫里斯·勒布朗外,还熟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的著作,甚至有过向报社投稿的经历,只是当年投稿须单位领导开介绍信才压抑了他的这种文学冲动。因此,当看到这个颇有文学天分的早年“文学青年”,当尘埃落定,就像所有的古典大师一样,以一种“专业写作精神”写着他的《我的文革岁月》的时候,这并不使人感到惊讶。像本书中的那些“闲章”,如《机关琐事》、《文革冤魂》,事实上,都超出了“回忆录”的个人范畴而属于了文学。也正是这本书,雄辩地推翻了当年我所设想的那个“现代派的开场白”:“红太阳”(毛泽东)使沈福祥晕眩、发烧,使他从来没有真正地醒来过就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
   沈福祥不是加谬笔下的“局外人”,“文革”中扣在沈福祥头上的太阳更不是使“局外人”莫索尔拔枪杀人的“铙钹似的太阳”。那些看似非“文革岁月”的早年回忆,其实它们都如“我走一步并逃不过太阳”一样地服从于、展开于同一种逻辑,这就是:造反有理。就好像水浒中的好汉一样,正是生活中的逻辑将沈福祥推到了“文革”的风口浪尖。
   四
   
   (少年时代的沈福祥)
    “我很小的时候就懵懵懂懂地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那是一九四七年,我虚岁六岁,被母亲牵着手送进了学校。”
    ——沈福祥:《我的文革岁月》
   沈福祥的少年时代十分短暂,15岁就过早地踏入社会了,从来就没有什么“幸福”的太阳扣在他的头上。当时,扣在他的头上只有两顶帽子:一是其母在解放前开了一家米店,二是其叔父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像这样“非纯无产阶级”的家庭出生,在那个年代里是难以在上海找到工作的,于是他去了一个江南小镇。
   《我的文革岁月》是一本极为抑郁的书。萨特说:“造反是人民的节日”,可在阅读这本“造反之书”的时候,“压抑的年代”这几个字总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童年,青春,我们惯常在“回忆录”里描写这个时期所见到的欢笑与阳光,在这本书里几乎一个字都找不到。如果说有,那么下面就是了:
   “小船自在地扭摆着,载着满船的年轻人,载着满船的欢笑,洋溢着满船的青春活力,向湖心摇去。这时有人吹起了口琴,琴声在水面上飘散开去,显得格外悦耳,在大家的邀请下,善唱的姑娘在一阵忸怩之后,放开喉咙唱起了歌,这时琴声、歌声使我们把一切人世间的烦恼全忘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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