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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文集
2004年
·《宪政卮言》目录
·百年宪政的迷误与前途(代序)
·宪政主义:中国宪法的瓷婚纪念
·以掐头去尾的“三明治”作譬 ——2002年的宪法生长
·丁克家庭、创世记和宪政民主
·警察下跪与合法性资源的流失
·“警长兼职”是对权力正当性的伤害
·“以战争为业”和服兵役的合法性
·五四精神,和五四式手枪
·列宁的梅毒和克林顿的婚外情
·从“确认型选举”向“竞争型选举”迈进
·彩民为什么自负:兼论上帝的选民
·恶霸是怎样炼成的——兼论“企业化社群”与村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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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枪》和国家威权的异己存在
·意识形态和脑筋急转弯
·无权势者怎样思想
·“天安门母亲”:一个被屏蔽的关键词
·平安夜:对基督的信仰和消费
·董仲舒的“屈君立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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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承运”与“皇帝诏曰”:统治及其伪神学基础
·“罪己诏”与责任政治
·超越党治国家:忠诚与背叛
·以契约安民、以宪政立信
·自由的观念:绕开一个正义的柠檬
·宪政自由主义、合法性危机和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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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成为农民:土地私有化与永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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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宪政超验基础的私有财产权
·“伪神学政体”与半人半兽的中国宪法
·知识分子的行动抉择——2002年的网络公开信与签名浪潮
·“议会主权”与代议士的专职化
·废除中共“政法委”的非法权力——从兰海冤案看司法受制于党治
·三种自由的混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条例》批评
·质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宪性
·【刀片两会】中国代议制度试玩版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地方主义与法官独立
·私有财产权的公法价值
·谁的名义,和哪一种正义?
·从市场到宪政:经济沙皇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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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大提案看宪政关系的错位
·乡镇的自治和限政:步云直选之后的前途
·丐帮的退休制度
·走出珍珑棋局
·赏善罚恶令的下落
·武侠中的政治哲学
·青木堂的选举制度
·1956:毛泽东与刘少奇
·1949:毛泽东和僭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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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的张惶:宪政的历史可能性
其 它
·阿尔玛和莉拉的头巾
·王怡、余杰抗议拘捕丁子霖等六四难属的声明
·孙志刚事件一周年回顾
·民间维权是一种国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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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的自治和限政:四川省步云乡长直选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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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新民权运动”的发轫和操练
·惩治“非法拘禁”须确立民权神圣思想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台湾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接着龙应台的话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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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与外来政权——纪念成都大屠杀3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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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权,再“问责”
·“违宪审查”的司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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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批评冼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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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
·剔骨削肉与“伪父临朝”——兼论李慎之与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
·大学生正沦为弱势
·「五四宪法」的金婚纪念日
·“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50人(一)——附《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二)
·廖亦武的肉体意义——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序
·我们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公民
·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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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公民

   

   作者: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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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市民到公民

   可以这样说,27年市场化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市民的诞生。作爲一个立宪政体的地基,市民社会逐渐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站立起来。我们变成了斤斤计较的市民,在交易之中去获得个人的尊严、权益和成就,并在交易的锻炼中,慢慢懂得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边界。正是市场,使人们一面摆脱了梦魇一般的某种大公无私的道德理想。但另一面也意识到自由不等于自我中心,意识到个人的权利仅仅存在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当中。一个最现实的经验是,除非你有特权,否则没有笑脸就没有交易,没有平等和尊重,就没有私人财富的累积。

   这正是一百年前旧中国的第一轮思想啓蒙中,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翻译爲“群己权界论”的大义。在我们与他人之间有什麽?27年的经验使我们回答:世上的一切财富,都存在于我们与他人之间。不投身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的人,就是无産者。之间我们叫做市场。市场上的人们,叫做市民。市民的集合,投射到政治上的一个身份,就叫做“老百姓”。

   但在我们与他人之间,除了市场,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空间叫做政治。这个空间中的人叫做公民。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可能需要更严肃和激烈的讨论,但政治改革的目标却毫无疑问,就是公民的诞生。一个只有“老百姓”而没有公民的社会,是一个在政治上被动的社会,是私人利益的卑微的集合体,是交易和财富都无法在公共领域获得最终保障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共和国,伟大的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说,“共和国是人民的财産”。因此一个共和国的政治,也是公民们的政治,而不仅仅是由官僚和国家机器操持的政治。

   一个公民社会所对应的政治概念,不是狭隘的官僚政治,也不仅指一个狭隘的国家权力的运作领域。公民们的政治,是一种公共政治。什麽是公共政治呢,在我们和他人之间,有一个既非私人交易、也非私人情感的空间,那就是公共政治的属地,是公民出没的地方。新共和主义者阿伦特甚至把这样的一种政治概念,称之爲唯一的“真正的政治”。在她看来,那种规划于密室、仅仅与公共权力或各式制服紧密相连的政治,反而是一种虚假的、“反政治”的政治。因此,当近年来舆论和媒体频繁的讨论乞丐、乙肝带菌者、失地农地、拆迁户或足球俱乐部的权利、讨论郎咸平的喊叫、高耀洁的泪水和孙文晔的四合院,讨论一切牵动人心的公共话题时;当杭州的刘进成用白大褂印上宪法、另一些人穿上印著“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的T恤、而我的朋友李彪常年在自己的胸口上别著“以诚待人”的自制像章时,或当上海的胡愚文根据《游行示威法》持之以恒的向政府申请游行、民间绿色组织和知识份子一个接一个质疑著三峡大坝、怒江大坝、虎跳峡大坝的修建,当“姚立法”年复一年独立参选,拿出一部又一部议案,陈思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日复一日举著牌子企图挽救自杀者时。对于他们最贴切、也最荣耀的一个称呼,就是公民。

   但公民的诞生,显然比市民的诞生更难。一是难在公民对一个法治和立宪政体的需求,比市民更加强烈和迫不及待。在古典共和主义时代如古希腊,“公民”只是一部分人的称谓。公民权是有代价、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是近代宪政的发展,造就了国家权力依赖于民意的授予,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公民”才成爲了惠及一切国民的荣耀。因此公民的诞生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权力必须走出庙堂,成爲天下之公器。

   而第二个难处,则是虚妄的道德理想曾给我们留下巨大的阴影。使我们几乎丧失了追求公民精神和投身公共政治的勇气和能力。这使大部分社会成员耽于对政治的冷漠和畏惧,宁愿选择做一个远离公共领域的“老百姓”。甚至当一些人重新流露道德与政治的热情,当一些人重新对公共政治的参与和维护充满兴趣,当一些人以社会的精英自许勇于担当时,我们甚至会怀疑、恐惧、藐视、远离和反感这样一种公共精神的重建努力。因爲我们实在分不清楚,这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公民精神或公民性格的塑造,还是一种虚妄的泛道德的激情卷土重来?这是市民精神的一种顺理成章却异常艰难的延伸,还是把人们劫持在公共领域不让回家的、一个泛政治化的恶梦又将开始?我们对斗士和烈士的传统充满厌恶,以致我们没有把握分清楚斗士和公民。我们成爲市民的同时,几乎也在一步又一步的丧失著在公共领域进行辨别和行动的能力。

   从恒産到恒心

   孟子曰,“有恒産者有恒心”。这爲我们理解改革的进程提供了另一个模式。换一种说辞,27年市场化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人们开始拥有恒産。而未来的公民社会和公共政治的目标,则是由此培养人们的恒心。这也是区分公民政治和高标的道德理想的关键。公民政治是有産者的政治理想,道德理想主义是无産者的政治蓝图。公民精神的实质是恒心,而不是野心。

   因爲公民对参与和维护公共政治的热情,起源于对私有财産尤其是恒産的捍卫。所以公民的恒心在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当政治和法治秩序守护人们的恒産时,人们就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逐渐生出不变的恒心和对于秩序的荣耀感。并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比商业交易更大的满足、更完整的自由。反过来,当秩序剥夺和不能捍卫人们的恒産,或不能给人们追求财産的公平机会时,有産者的恒心就逐渐被无産者的高标的道德理想所替代,成爲激进主义的和具有颠覆色彩的野心。

   因此在古罗马,当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岳父出任不列颠总督时,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鼓励和帮助英国人修建住房、寺庙和一切建筑物。而近年来,当拆迁户朱正亮自焚于天安门金水桥上、叶国强投身于天安门金水河下,或拆迁户翁彪自焚于拆迁指挥部。正是老百姓因失恒産而失恒心的极端例子。教训有二,对政府来说,最稳定的社会秩序,最健康的政治只有一种,就是最能保护人们恒産的秩序和政治。那就是法治和宪政。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光做“老百姓”是不够的。只有当我们进而成爲有恒心的“公民”,我们才能退而做一个安心的小市民。

   一种积极参与、拓展和维护公共政治的公民精神,源于私人利益,但又超越了私人利益。这与道德乌托邦无关,而与法治的优点有关。因爲法律是一种普遍性的统治,立法者必须通过任何人在同等情况下都普遍适用的法律进行统治,这极大地限制了当权者的欲求。同时也使一切有志于维护自身利益的人,必须把对自身的关怀延伸爲对他人的关怀。在一个特权社会,一个人的权益可能与他人的权益无关,甚至相互矛盾。但在法治社会,善不能独存,一个人的权益势必同他人的权益血肉相连。因此法治并非很多人想象那样是一种冷冰冰的力量。恰恰是法治,敦促了公民精神、公益精神和健康的公共政治的産生。而一切特权,才是公共道德的敌人。

   经过漫长的27年,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站满了市民。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在议会和政府之间,同样的站满持有恒心的公民,和各种公民的结盟。

   2004-10-8

   ——转自《观察》

   10/19/2004 10:57: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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