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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的肉体意义——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序

王怡

   我在最近一篇文章,评述被遮蔽和被损害的当代知识分子。我说:

   廖亦武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肉体意义,是当代中国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曾和一群碎尸犯、强奸犯关在一起。也没有一个书生像他那样在底层卖艺挣扎多年之后,依然拥有一个如此强悍的肉体。依然在每个夜晚下楼去长跑5公里。依然坚持为活在底层的、活在冤曲中的人物一个接一个的立传,为一个时代写下最重要的、且被遮蔽了的证词。廖亦武的存在,向着孱弱的知识分子发出这样一个拷问:你的思想的强度,是否能够支撑你的肉体的强度?

    在一种自由的政体下,肉体的强悍之于知识分子,显得并不必须。但在我们这里,自由的写作首先是一种肉体的写作。因为自由意味着一种消耗。你有多少思想可以表达,看你有多少生命力可以消耗。肉体不能支撑的部分,无法成为有效的思想。就像金钱不能支撑的部分,不是公共生活中的有效需求。这个看法来自廖亦武的显赫存在,对于我长年的刺激和震撼。

   在评论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文章中,艾晓明从身体的角度理解林昭。与我对老廖的理解方式非常相似。艾女士下面这段,是我认为迄今最精彩的对林昭的解读。我摘录。作为阐释廖亦武的一种互文。

(影片)疏离了林昭本人、一个青春年华的女子每天都要承受的、作为女人的身体经验;一边是疏离了观众——有着男性的身体或女性的身体,有着同样的食欲、性欲、生死爱欲的凡人的身体感觉。我们理解林昭不是光凭理念的,正如林昭成就她的信仰,也不是空穴来风;她以自己的青丝白发、伤痕眼泪、涌流或枯竭的经血、背拷180天的所有创痛以及狱中每一天每一分钟的肉搏……拷问我们对身体和精神的理解。林昭的血不是象征性的血,是她千百次疼痛着刺破自己、手臂创痕累累的血。正如友人吴敏回应这篇文章时说,因为精神上的剧痛远远超过了肉体,林昭承受了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肉体之痛。而我还要说,她的身体,是“被着镣铐且在绝食之中的负病而衰弱的囚人”的身体,是在“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的身体;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先哲中最脆弱的身体啊。在她之前,有过张中晓、与她同时者,有过顾准、遇罗克;可是我们何尝有过林昭这样在镣铐下、在不过双人床大小的囚室中以血书写了几十万思想檄文的身体?假如林昭可以变成我们的精神遗产,她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肉体的实践。林昭挑战了我们所有人理解女性的政治生命、思想生命和肉体生命的限度。

   多年前我还不认识老廖,在深夜的“自由亚洲电台”里,有幸听他朗诵诗歌《屠杀》。那一个深夜颠覆了我对朗诵的全部概念。因为那正是一种肉体的实践,是写作的继续。是用肉体的强度去抵御苦难,是生命往外面哗哗哗的倒。相比之下,金斯堡的嚎叫距离自己的肉体就显得太远。就像更早时候读老廖的长诗《三城》,读一遍下来已接近虚脱,心中就想这和诗艺无关啊,这种文字不知要多强横的人才写得出来。后来我替老廖找人把他朗诵诗歌《情兽》的磁带转成CD。录音师也说,这什么人啊,听得我一个人在录音室毛骨悚然,觉得天地都垮了,差点要自杀。

   《屠杀》是廖亦武在六四当天写作、朗诵、灌制和拍摄的一首长诗。加上一年后的另一部《安魂》。使他被判四年的反革命徒刑。但这却是国内知识分子在六四时期的恐怖中,几乎唯一的一场喊叫。廖亦武是一个误入白虎节堂、从此被政治裹胁的写作者。老廖喝酒时常说自己胸无大志,是对于政治和关乎政治的言说不感兴趣的人。据我偷窥也确乎如此,譬如他在朋友们开始讨论民主法治的话题时,逐步就会睡着。这似乎会有碍他的斗士形象,但并不妨碍当真正的政治苦难降临,当那些侃侃而谈民主自由的教授们闭门不出,老廖就惊醒。就以他的强悍的肉体粉墨登场。这是一个我至今不能完全解释的人物。不能解释到底是他思想如此粗糙而强悍,他的自由渴求如此根深蒂固,因此支撑了这一具反复受难的肉体。还是他的肉体如此与众不同,如此埋伏能量,暗藏杀机。能让他的写作即使呆在一个专制主义的牢房,也能获得最大可能的解放。

   老廖常说,如果可能宁愿出去吹箫卖艺,和一帮搞音乐的朋友混。也不做这个冤案访谈录了。但大家就开玩笑,说老廖啊,人家抓你、抄你、搞你、日你,你还天天半夜起来长跑5公里。你娃也太狠了点。这能让人家放心吗,能不严防死守你一辈子?这时候老廖就现出一副苦相。仿佛长了一身贼肉,就要如此。是没办法的事。这让我觉得老廖的良知,不是从脑子里养成的理性,是从肉体中生出的一种意志。因此廖亦武真的不是什么斗士,他就是一性情中人。一个血气和良知拌在一起的、知书而不达理的家伙。

   这不是贬损。而是一种赞美。何谓良知,看老廖出狱之后,再历经磨难。对比他的写作历程,与充斥着中国知识界的各种犬儒式的写作。你会发现良知其实很简单,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良知是不会从养尊处优的肉体中生出来,良知是不会在高头讲章之中获得辩护的。对官方学者和作家们来说,写作是职业,是特长,是精神的按摩。但对老廖,写作的意义几乎只有一种,就是挣扎。

   2002年秋的一个夜晚,老廖和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吃火锅。完了各自回家,他去取自行车,被等候了几个钟头的警察带走。深夜宋玉给我打电话。随后反而安慰我,没什么,我都习惯了。一般过两天就会回来。第二天果然放回。然后一周后的凌晨,闪电般的抄家。这一次起因,是我们都有参与签名的王力雄发起的关于阿安扎西活佛案的公开信。之后我在关天茶舍转贴了他《中国冤案录》的第一篇《严打幸存者左长钟》。许多认识不认识的朋友都来帖子后面发言。如作家冉云飞、汪建辉、唯色、杜导斌和律师秦少华等。这个帖子也收在本书的附录中。当时我在帖子后写道:

在83年严打中,还有许多依然幸存或呆在牢里的人,能为他们做一个访谈,将具有极高的价值。可惜也只有像廖亦武这样被当道者打入另册、在底层和当局的蹂躏中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才有这样的勇气来从事这样的真正有良知的写作。  

在一种频繁地被独裁者打断、监控、绑架、抄家、遣返的生活中,坚持下来的有良知的写作。令人流泪的写作。

  老廖与左长钟一样,是被羞辱者,被践踏者。老廖的意义早已和诗人的意义相去甚远。他的生活早已全无诗意可言。他甚至根本已没有私生活。他的生活不断地遭遇当道者留下的大粪和罪恶,不断被当道者强行插入,不断在夜晚和凌晨被身穿制服的人带走。不断的在亲人眼前无端的消失,甚至在自己的婚礼上消失。他在无力为继的生活中所坚持的底层访谈和冤狱访谈,是令那些以社会底层的保护神自居的左派知识分子、令那些空喊与失败者、与穷人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无地自容的写作。

  对曾经的诗人廖亦武而言,活在这个国家,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灾难。

  像狗一样的活着。然后写作。写作仅仅为了见证像狗一样的生活。

   有时候我庆幸、有时候惊讶,上天把这样一具肉体给一个中国当代的知识受难者。祂要做什么?我想神是需要一个见证人。我有时觉得廖亦武就是神的选民。不是选他为万世开太平,不是选他为这个卑微的国度做到什么。这种宏伟叙事会严重超出廖胡子的理解能力。神只是让他受难,给他一副像我这样孱弱的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强大肉体。让他受难时还有力量抬头去观察和他一样的难民。然后把这一切记下来。就当共产党不存在、就当共产党没有统治这个国家一样的记下来。正如老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活下去》第四卷的名字,《证词》。老廖在90年代之后的全部写作,都是在为一个时代提供部分被遮蔽的证词。从最浪漫、最湿润的诗歌,退回最纪实、最干燥的文字。老廖的真正的肉体写作,最尖锐的证实了,在一个极权的时代诗歌是如何消失的。

   后来结识老廖,他说自由亚洲电台那个朗诵是电话线上即兴的,不够好。以后我果然听到了更令人窒息的哀号,和着他的“箫与啸”。许多年来,老廖每年都要制作一次《屠杀》的朗诵盘。理由似乎是形而下的。就是拿来验证自己经过一年的磨难,生命里剩下的能量还够不够做这个朗诵。看看这具肉体还有没有弹性,还有没有废掉?这个理由曾经令我震吓。我从未对自己的肉体有过像对自己思想一样的自信,也未对自己的肉体有过像对自己的思想一样的要求。因为我想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是用思想而不是用肉体思考的,也是靠思想而不靠肉体去谋生。曾有一个同道的朋友开玩笑,说到了监狱千万不要刑讯逼供我,我信得过我的精神信不过我的肉体。身上的苦不能捱啊,一打我就什么都招了。我说我想来也是。

   但看廖亦武,和看林昭,让我觉察到一个残酷和尖锐的事实。在一个极权主义的时代做一个知识分子,你就必须首先做一个体力劳动者。你不是仅仅用笔或电脑,更要用你的肉体去思考,去表达。在这个时代,仅仅用笔、或仅仅只准备用笔来表达的人就是犬儒。这是今天一个思想者、一个准备做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的命数。你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要把自己的肉体放进现实。就要先问,我的肉体是否足够支撑我说出和坚持真理,支撑我必要的勇气。

   不是说我们必处在监狱生涯或刑讯逼供当中,才能考量肉体的张力。也不是说一个自由的写作者就要随时准备丧失肉身的自由。对一个文弱书生而言,肉体其实是一个随时随地的维度。譬如老廖对自己肉体力量的虚弱,也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和诚实。他讲起在北京上访村采访。说自己这些年的生活真是过好了。若是5、6年前,可以和上访户们睡在一起呆个把月没问题。但现在呆几天就受不了。你思想上想和他们站在一起,你的理性告诉自己应当如何如何。没用。你的肉体先就有反应,产生抗拒。老廖说那里整个空气,对理性而言是弥漫着冤屈,但在肉体而言弥漫着的却是一种病毒。住久了就让自己不适,甚至会生病。

   老廖的写作和我不同,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同。因为他的写作历程就是赤裸裸的肉体历程。他在写作、访谈和受难中不断彰显着他之于知识界的肉体意义。当老廖说自己在上访村待久了要生病,我想当代中国没几个知识分子有脾气说:我就不会。廖亦武之肉体尚且如此啊,当我说我同情那些上访者、同情那些乞讨者时。我也许仅仅是基于理性,基于观念的力量,而在强迫和说服自己同情。我的肉体和我的灵魂一般强度的同情他们吗?我想起去年在遂宁步云乡调查农村选举的那段日子。不隔天到镇上吃顿肉,真是受不了。尽管我也一身贼肉,但我缺乏的显然还是某种肉体的力量,一种能够与思想的强度相般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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