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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骨削肉与“伪父临朝”——兼论李慎之与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

一、

     李慎之先生89之后“不在刺刀下做官”,在既无官位、也无学者之衮时曾有一句自况,“削肉还母、剔骨还父,赤条条一素身”。李先生逝去,有多位学者如朱学勤、何清涟、丁东等人在纪念文章中 ,皆以此喻来形容李慎之晚年从共产党意识形态与体制中破墙而出,以望八之年“反专制、争自由” 、弘扬自由主义的思想历程。大陆自由主义思潮在90年代后期浮出水面,的确从李慎之“剔骨削肉”之后在1997年的公开“破题”和“正名”开始。即便没有后来振聋发聩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李慎之在大陆当代自由主义思潮中普罗米修斯式的地位和在自由主义者群体中的领跑者身份,也不是质疑他的“原创性”学术思想成就或临终的中共党员身份可以抹煞的。  

   我亦见到有另一种西化的譬喻,如刘军宁以“出埃及”来形容李慎之晚年“不怕颠沛、敢于造次”,找到自由主义的新的精神归宿 。但我以为还是“剔骨削肉”这一自况最准确、最入木三分而令人感同身受。因为“剔骨削肉”不但显示了最坚定而惨烈的一种绝裂姿态,更显示出绝裂者与其精神之“父”深入骨髓的渊源。而海外一些学人对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的质疑 ,也放在这种绝裂与渊源之间的张力上,意即肉身的“剔骨削肉”是否彻底?如曹长青先生认为李慎之的中共党员身份显示了肉身绝裂的不彻底,是不配称为自由主义者的重大局限。但曹长青也未质疑李慎之的道德勇气,他认为这种不彻底不是勇气不足,而是因为“认识还不够彻底”,因为“勇敢来自智慧”。所以他说李慎之临终之时尚走在迈向自由主义的“门坎”上,如果天假以年,他并不怀疑李慎之 “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这种“不彻底”的质疑不仅指向对李慎之个人思想的评价,在我看来亦与对整个大陆当代自由主义的理解相关。令我不禁想起李慎之在回顾自己抑鲁扬胡的演变时,曾分析自己“六十年前跟大批进步青年一样不大看得起胡适”的根本原因,就是认为他“战斗性太差”,而景仰鲁迅则是因为鲁迅的战斗性最强 。这也使我联想到“不彻底”和“战斗性差”,同样也是大陆知识分子以往一贯瞧不大起英国光荣革命而尊崇法国大革命的关键。其实曹长青提出的质疑无疑是极有价值的,尽管不能把李慎之拿来与英国立宪主义者身上所重叠的保皇党身份简单类比,也不能把大陆当代自由主义如何处理和应对极权主义遗产这一难题,直接与柏克式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简单类比,但李慎之先生作为大陆当代自由主义一个被广泛推崇的人物,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中共党员的身份重叠可以引伸出来,看作整个大陆当代自由主义的一种象征和境况。  

   我在此文中试图以“剔骨削肉”的譬喻,来解读和评价李慎之先生,也进而解读和评价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道路。李慎之无论如何都是专制主义政治现实之下的李慎之,大陆的自由主义也是专制政治现实下的自由主义。专制制度下有可能存在在其宰制之内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吗?如果以一种纯粹和理念的“自由主义”概念、也就是以一种在我看来本质上是反自由主义的思维惯性来看,这可能是一个矛盾的命题。如有一位青年学者曾对我这样说,“中国没有自由主义者,因为以中国的政治现实,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都应该在牢里”。我曾经很欣赏这句话所透露的一种克服犬儒化的道德自许和自嘲。一个人在一个号称专制主义的时代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又平安无事。这怎么可能呢?这似乎只能引出两种推论,要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要么他身处的社会并不是专制社会。我认为这个看似悖论的地方,正是曹长青等人对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定位提出质疑的一个起点。  

   “剔骨削肉”这四个字对李慎之而言、对大陆当代自由主义而言,都不但是一种必经的命运,甚至构成了一种原罪。这种命运和原罪基于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和中共极权主义的彻底性,甚至比前东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面临的的境况更加尖锐。曹长青提到并非所有知识分子当初都选择了共产主义,然而事实是称得上与极权主义政治现实完全无关的人,从1949年到2003年之间都陆续离开了大陆。以一种理念的洁癖看待身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那么的确没有一个人是与极权主义政治现实无关的。无论是出于“被误导”,还是出于追求民主的所谓“两头真” 。我也并不同意“两头真”的说法,李慎之这一代觉悟者当年毕竟亲身参与了专制主义的缔造,对李慎之先生甚至对中国当代身在极权主义现实下的自由主义而言,“剔骨削肉”表面是一种最干净最彻底的绝裂,但它之所以值得尊敬不是因为这个历程具有一种形象化、悲情化的英雄气度,而是因为不肯剔骨削肉的犬儒实在太多。我在某种意义上同意曹长青的说法,李慎之先生晚年的“剔骨削肉”之所以值得如此敬仰,根本上是因为中国思想界和知识分子的道德风骨太矮小,太萎缩的缘故。但我并不同意曹长青从李慎之中共党员身份引出的“不彻底”的质疑,这在下文再作阐述。  

   “剔骨削肉”本身就意味着剔骨者的一种“原罪”,对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甚至不是一种高贵的选择,而是一种必须担当的命运。没有原罪就不需要“剔骨削肉”了,“原罪”的存在是一个尖锐的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不能轻易用“两头真”来辩护的。包括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等这一代自由主义学者,也无不是在专制主义的政治现实中接受教育、谋求出身和获取学术地位与资源。他们中也有人曾经甚至仍然是中共党员。而在我这个年龄的更年代的一代知识分子中,谁又不曾是“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员”,谁又不曾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呢?在一种专制主义的政治实现中并没有从头至尾的“剔骨削肉”可言,没有十八岁就开始的绝裂。没有一个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不曾在党委书记的统治、领导和训饬下生存或继续生存,没有一个学者不曾拿过共产党的经费和订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赤裸裸的、无所不在的寡头统治者。身在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无不生存在与极权主义政治现实共存、互惠甚至相安无事之中。即便表面上已完全在体制内外求生的如余杰、余世存,甚至包括完全隔离在任何国内平台之外的刘晓波,应该算达到最接近曹先生要求的干净程度了。但某种意义上只要你身在大陆,就也不能说就完全“剔骨削肉”了。这是一个尖锐的、无须讳言的事实,但也正是自由主义者希望去摆脱的一个事实。一个让中国的自由主义萌发理想主义情愫的事实。换言之,“剔骨削肉”不仅是慎之先生的个体命运,我认为也是大陆自由主义整体性的命运。  

   如果说在思想空间上,自由主义是共产主义的逻辑反面。那么在肉体空间上显然就只有监狱和海外才是极权主义政治现实的反面。“与极权体制互惠共存” 这个事实也许对持其他思想立场的知识分子、对普通公众而言并不构成精神领域的一种割裂和背叛。对他们来说,在基本命运上与极权主义政治现实互惠共存,这显然具有某种个人主义的价值正当性,因为他未曾也不必将自己的精神生活摆在一个与极权主义政治现实相对立的价值立场上。但“互惠共存”的现实对一个信奉并宣扬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人来说,却显然已构成一种思想与肉身相互背弃的原罪。在肉身的妥协与价值的清醒之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每一次沉默、每一次对抗争的放弃,都将严重损害其精神深处的安宁。尤其是对一个在现实中凭借公共言论和学术思想去谋求生存资源的自由主义学者来说,他必将在每一次面对极权体制罪恶的沉默和放弃时,产生对公众的负罪感。当我个人以教师、以学者或作家的身份进入公共领域内,我在自我的精神历程中深切感受到这种“原罪”。在极权体制中,难道我没有任何的言行构成与政治现实的“互惠共存”甚至是非意图的“共谋”,,并将这种关系传达和暗示给其他人吗?以我所信奉的自由主义基本价值来衡量,难道我没有任何言行构成了对价值的背弃和妥协,并将这种背弃传达和暗示给我的读者、学生和周遭人群吗?  

   基于自由主义的个体精神,我并不认为任何人当然、先验的对公众负有一种道义责任。假设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我也不认为有人有权力指责任何社会成员与极权政治的“互惠共存”。但但自由主义学者皆是程度不同的公众人物,只要没有哪吒式的“剔骨削肉”,就一定会在公共领域程度不一的背负原罪。因为知识分子说到底是以“公共言论和学术思想”来换钱谋生的人,因此某种在公众面前和极权体制面前的道义责任并不是谁强加的,而是自我衍生的。甚至庸俗的说,是从学者和作家们自愿进行的思想产品的交易中附带出来的。这种责任仅仅因为他早先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而产生和积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与极权体制互惠共存”构成了当代大陆自由主义群体的“原罪”。这是大陆当代自由主义者在极权政治现实下摆脱不了的命运。我相信李慎之先生晚年在内心也沉重背负着这种“原罪”,才会有《风雨苍黄五十年》这样的锥心之篇,才会说出“我们这些革命党对民族都是有罪的”这种忏悔之语。  

   我以为能够有勇气正视这一原罪,恰恰是摆脱犬儒化的一个起点。  

   对李慎之来讲,当初的“有罪”甚至不仅是精神性的“原罪”,而且是一种现实意义上的罪。尽管李先生在49年不过是一个二十七岁的进步青年,如他自己所说,“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但他也承认“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李先生始终曾是中共体制内的意识形态高官和部级干部,无须强调他当初投身革命的真诚和被打成右派的遭遇,去为他前半生作为极权体制重要一员的经历辩护。否则七旬老翁“剔骨削肉”,充当呼吁宪政民主的急先锋,凭什么会显得那么惊心动魄呢。至少在我个人眼里,我对李先生晚年由衷敬仰的程度,是和对他前半身陷入极权体制的罪错程度相关的。而对李慎之以降直到我这个年龄的晚辈自由主义者而言,所谓“原罪”大多非指一种现实的罪错,而是对与生俱来并身在其中的一种精神命运的名状。以上提及的大陆自由主义识分子都是我所尊敬的师友,我指出彻底“剔骨削肉”的不可能绝非出于一种刻薄,相反我反对对剔骨削肉的“彻底性”的苛刻和来自大陆以外某些知识分子的“道德傲慢” 。但我坚持认为必须“剔骨削肉”不仅是李慎之的个人命运,也是大陆当代自由主义的整体命运。而无法最彻底的“剔骨削肉”、反而必须与极权政治互惠共存,也不仅是李慎之个人的“原罪”或局限性,也是整个大陆当代自由主义的“原罪”和被迫依赖的一个路径。但如何去理解和救赎这种“原罪”,涉及到我们对大陆当代自由主义的理解。自由主义是经验的还是概念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学术还是一种政治思潮与政治过程,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固然是普世的,但自由主义的政治过程是普世的还是本土的,以及宪政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维度和共和主义传统,将如何处理大陆的极权主义政治现实及其复杂的当代遗产、处理与专制主义共生的文化传统和个人权益的格局,以及如何对待与极权政治现实互惠共存的个人主义的正当性,和如何保守在极权政治体制的演变下正在得到微弱生长的自由传统。这些问题落在人头上,就是我们将如何去看待和解读李慎之以降大陆自由主义群体在极权政治体制中的程度不一的混合身份?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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