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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政体是最好的防弹衣

    王怡

   中国体制改是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这要求中共必须改革其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规则,放弃自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政治租界。

   福建连江的县委书记黄金高因反腐受到威胁,公开向网络媒体求助。这个颇具戏剧性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在公共生活中获取安全感的三种途径:从实到虚排列,分别是防弹衣(及武警保镖)、公众舆论和制度规则。其中防弹衣和武警是黄金高作为县委书记的一种特权,老百姓享受不到。但有意思的是,在身穿防弹衣长达6年之后,黄金高仍旧坐立不安,选择了向网络媒体公开反腐内幕。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黄金高认为防弹衣还不够安全,只有把官场内幕公开出去,才能添加自己的安全系数。这是用舆论去弥补防弹衣的不足。二是黄金高不想一辈子被保镖和沉重的防弹衣包裹,他希望作为一个不穿防弹衣的普通老百姓,也能享有基本的安全感。这是用舆论去替代防弹衣。不管怎样,连特权都不能给一个地方最高官员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是一桩极有意味的象征性事件。

   黄金高是一个县委书记,但当受到来自黑白两道的阻挠和威胁时,他认为一个自由、民主的言论空间,是比县委书记前呼后拥的特权更有力量的依靠。这几乎就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执政者向被统治者公开求助的第一例。黄书记认为民众比特权更能保护他,网络比官场还有安全感。于是他的希望不再是防弹衣和冲锋枪,而是老百姓的口水。鉴于他事实上受到的生命威胁,这一似乎“政治不正确”的选择,也最大限度地得到了上级政权的容忍。当制度和规则不能给黄金高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时,他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了什么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一个社会管理者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要求助于民众的悠悠之口,称之为政治领域三千年未有的一种变局也不为过。这变局的真实含义是,民主比特权更能给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执政者——带来安全感。

   但可悲的一面是“官且如此,民何以堪”?一个身穿防弹衣的县委书记尚且要向网络舆论求助,一个身穿单衣、越级上访的老百姓,又将如何在公共社会中获得同等份量的安全感呢?有媒体称黄金高此举打破了官场的潜规则,事实上黄的公开信打破的不是潜规则,而是政治领域中的正式制度。因为黄金高并不是人大选举的县长,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党的正规组织人事制度,在解决党内政治争端和事务纠纷时,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也有自己独特的协调手段。如封闭性的组织生活,兼有人际沟通、缓释矛盾和心理治疗等多重功能,但至少就黄金高所属的党组织而言,这些党内秘密协调功能显然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不提倡、也不允许通过对外公开分歧来解决问题。如《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宣誓“执行党的决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党的下级组织也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的任何决定,而且严禁“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第15条第2款)。黄金高作为县委书记,在市委专案组对连江的腐败案作出结论后,通过网络向全社会公开内幕与分歧,显然违背了其宣誓效忠的党章和政党内部“铁”的纪律。

   颇有意味的是,黄金高在答记者问时,引用了《宪法》第12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财产的规定,来为自己查处和公开腐败案件内幕的行为辩护。显然,黄金高引用宪法强调的是自己作为公民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但他忘了自己的社会管理者身份是怎么来的?他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县委书记,而不是作为民选的县长,才拥有了查处腐败案件的公共权力。黄金高在这一事件中最大的困境,其实就是双重公共身份带来的困境。其一,他是非政党意义上的一个社会管理者。其二他又是党内的基层组织首脑。后者在组织原则上的封闭性和纪律性,与前者日益要求的透明性、平等性与竞争性构成了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在本质上是一种规则与制度的冲突。这次黄金高面临官场利益争斗的威胁,不惜打破党内组织原则,转而向一个非政党意义上的公共政治领域求助,显示了这种冲突在当下的严重性。

   这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党内民主”和所谓“潜规则”。我们的公共政治领域事实上存在两套规则系统,一套是党内的组织规则,这是一套带有秘密社团性质的封闭性规则,强调党员对组织的服从、奉献和牺牲。另一套是非政党的日渐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规则。每一套规则系统相对于另一套而言,其实都是“潜规则”。每一套规则的改革压力和措施,都将意味著对另一套规则的侵犯。改革开放之前一切政治都是党内的,党外无政治。这是政治空间的存量。市场化之后,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来随著基层选举改革和有限的舆论空间——尤其是网络舆论的崛起,一个党外的、非政党含义的公共政治空间开始形成并逐渐撑大内圈。这是政治空间的增量。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互为“潜规则”的冲突,其实就是当前社会政治存量与政治增量之间的拉锯。一个县委书记公开向政治增量的空间求助,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倒戈。他的公开信一面推动了一个非政党的公共领域的政治透明度,引起舆论关注和普遍的声援。但另一面,这一倒戈却势必对党内组织原则构成损害甚至羞辱,使党内规则处境尴尬。因此说黄金高此举打破了政治领域的“潜规则”,也是可以成立的。

   最后的结论是,黄金高事件暗示著党内政治和党外政治不可避免的融合趋势。当中国共产党仍然领导和宰制著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时,党内规则的秘密社团性质,和一个法治化的公共政治领域必将产生越来越频繁的冲突。也使作为社会管理者的部分党委领导在两种游戏规则之间进退失据。顾得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两种公共政治空间的统一。这要求中共必须改革其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规则,放弃自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政治租界。否则一部分良知未泯的党干部在规则冲突中要么得罪民众,要么背叛党,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种局面下,不可能有单独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改革,也不可能有关起门来的“党内民主”。这两条路都不可能带给中共执政集团高于防弹衣和冲锋枪的安全感。只有完整的制度规则、统一的政治市场和自由的公共舆论,才是官员们最好的防弹衣。造这个防弹衣的唯一技术,就是推进宪政改革,实现政治增量对政治存量的并购。

   2004-8-16.

   注:完稿后,闻中共宣传部已严禁各地媒体继续报道“黄金高事件”。

   200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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