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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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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宪政超验基础的私有财产权
·“伪神学政体”与半人半兽的中国宪法
·知识分子的行动抉择——2002年的网络公开信与签名浪潮
·“议会主权”与代议士的专职化
·废除中共“政法委”的非法权力——从兰海冤案看司法受制于党治
·三种自由的混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条例》批评
·质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宪性
·【刀片两会】中国代议制度试玩版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地方主义与法官独立
·私有财产权的公法价值
·谁的名义,和哪一种正义?
·从市场到宪政:经济沙皇时代的终结
·从革命到谈判的中国工会
·奥运债券与财政联邦化
·私有财产凭什么“神圣”
·宪政是防止“西西里化”的根本之道
·从人大提案看宪政关系的错位
·乡镇的自治和限政:步云直选之后的前途
·丐帮的退休制度
·走出珍珑棋局
·赏善罚恶令的下落
·武侠中的政治哲学
·青木堂的选举制度
·1956:毛泽东与刘少奇
·1949:毛泽东和僭主政治
·孙文:革命家和“乱臣贼子”
·辛亥年的张惶:宪政的历史可能性
其 它
·阿尔玛和莉拉的头巾
·王怡、余杰抗议拘捕丁子霖等六四难属的声明
·孙志刚事件一周年回顾
·民间维权是一种国家能力
·2003年网络舆论的价值
·乡镇的自治和限政:四川省步云乡长直选之后
·劳工维权不能迷信书面合同
·把白猫和黑猫分开
·2003:“新民权运动”的发轫和操练
·惩治“非法拘禁”须确立民权神圣思想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台湾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接着龙应台的话茬
·“国家安全”是一个套
·“四舍五入”和习惯法
·大屠杀与外来政权——纪念成都大屠杀360周年
·改革不能刻薄寡恩
·先分权,再“问责”
·“违宪审查”的司法原则
·公共政治中的异议
·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批评冼岩
·“读经”和文化保守
·說出國家的秘密
·王怡:我成爲民族主义者的那天──写于蒋彦永医生被羁押第40日
·赵燕只是赵燕一个人
·把行人当成长颈鹿
·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立宪政体是最好的防弹衣
·法官与祭司——读《美国宪政历程》
·“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
·剔骨削肉与“伪父临朝”——兼论李慎之与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
·大学生正沦为弱势
·「五四宪法」的金婚纪念日
·“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50人(一)——附《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二)
·廖亦武的肉体意义——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序
·我们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公民
·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道德绑架”和意识形态的垂直极限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绕开正义的柠檬》附记
·风雨不动安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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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反对党——解读“公共知识分子”并致任不寐
·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
·不让信访变上访
·冷兵器时代的政治--抗议北京警方传唤余杰、刘晓波先生
·王怡廖亦武等发起征集签名关注刘晓波等被传唤
·民族主义的三重门—— 读《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2005年
·对国家“教育权力”的宪法批判
·【王怡声明】《印度洋海啸--我不捐款》不是我写的
·维权就是“自我训政”
·中国离文官制度还有多远
·赵紫阳之死
·欧盟维持对华军售禁令与《反分裂法》
·呼吁关注欧阳懿先生和一切中国政治犯的人权
·民权运动与宪政转型
·“中国教科书诉讼第一案”与受教育权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都讨论会:向刘宾雁先生和所有海外流亡人士致敬
·让司法重获爱人的谅解
·“立法游说”是最高级的维权
·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
·用“陪审团”把法院和政府隔开
·自由亚洲电台专访王怡: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演变
·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在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发言
·保障宗教自由 维护基本人权—就蔡卓华案致宗教管理部门的公开信
·“北京家庭教会案”胡锦云被诉窝藏赃物罪的辩护辞
·王怡和陈永苗谈恐怖主义和自由主义“基要派”
·从物权到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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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和文化保守

   王怡

   梁漱溟之后,再次被誉为“最后一个儒家”的蒋庆,最近编了一套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涉及传统典籍19种,推荐给儿童诵读。由此引出一场对“读经运动”和诵读教育的争论。但惭愧得紧,蒋先生开出的这些蒙童读本,我却有5种书架上无,有10种迄今并未读过。好在以郑板桥的标准,“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所以才敢厚着脸皮写文章。

   我和蒋先生一样从法学院毕业,我好谈宪政,他专讲儒家。但我和蒋先生一样也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立场。何谓保守主义,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看待自由的传统胜过看待自由的理念。如果有一种自由按理说是好的,但必须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一切既有的自由(即使并不太多,也不完整)去换,那个坚决说“不”的人就是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立场成形于英国的柏克,是对当时欧美革命浪潮和历史进步主义的一种反抗。柏克要保守的那个主义在我看来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君主(立宪)的传统,一是基督教的传统,一是普通法的传统。对英国来讲,唯一可见可触摸的“自由”就在其中。没有这三个古老传统的延伸,英国人就压根没有自由。但我们呢,这三种传统一个都没有,于是当自由作为一个普世的近代理念和政治诉求传入晚清后,彻底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激进主义,就成为了一百多年来社会变迁的主流。人们就像读不起书的孩子恨自己父母不争气一样,去恨自己的先人。一恨就恨了几代人。

   一直恨到今天一个学法律的学者,可以连大多数的汉语基本文化典籍都没读过,从小也没有人教。记得多年前我第一次读《论语》读得起劲,和中文系出身的父亲交流。才惊讶的发现他竟然连《论语》都没有通读过,遑论《孟子》和老庄。但没读过孔孟,却并不妨碍我父亲是一个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这种局面以小见大,是令整个汉语社会汗颜的,只要这个社会是而且将继续是一个汉语的社会。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主义,是一种没有自由的传统。在这种被舍弃的传统下还谈什幺“保守”呢。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看法,而且把“自由”当作了一个假想的概念。中国政治传统的专制无须赘言,但文化的传统有三点是需要辩驳的。其一,自由必有两种内容,一是身体的自由,二是精神的自由。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自由,难道会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价值和汉语书写没有关系吗?一个把中国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完全摧毁了的社会,还能够给予中国人精神上的自由吗?一种在文化价值上空洞化的自由,绝不是真正的自由。少数知识精英也许能够把精神的自由重新嫁接在西来的文化传统中,如对一个中国基督徒而言,儒道佛的传统是否被连根拔起,和他的精神自由的确没有太大关系。但大多数从小在汉语中学会呼吸的中国人,不可能在精神上完成这种文化价值的彻底嫁接。而且正因为大量的不可能,中国才在文化意义上仍然成其为中国。

   其二,自由不但与文化与文字的传统有关,而且与道德理想有关。道德理想主义只有当它具有强制性,与政治权力结合时才是可怕的。但一个健康和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在某种道德传统下有机生长的社会。人们对自由有一种长期以来的浪漫主义误解,以为自由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时候停下来,前后左右都有无数条路可以走。事实上一个人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如果随时都像七岁时那样有无数路可以选,这个人多半的机会不是自由,而是发疯。60年代末,台湾自由主义的代表殷海光在病床上同新儒家的徐复观握手言欢。标志着五四以来激进的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和解。殷先生在临危时写下,“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

   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也曾为天主教性道德的保守辩护,“我很奇怪你们为什幺要执着于天主教的性伦理,而不是苏式体制对人权的侵犯”。他说,教会的确是一个保守的机构,但它是没有强制力的。“如果这样的保守机构在一个社会中只有一个(政教合一),那幺教会将等于一座监狱或坟墓。但现在更值得担忧的是一个完全没有保守机构和价值的社会”。因此米奇尼克认为,一个国家的性道德,必须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在教会的训诫中是严厉的。我换一种说法,保守主义者眼里的自由社会,就是政治自由主义在朝,道德理想主义在野。

   几天前我特别请流沙河先生题一幅扇面,因为折扇是中国士大夫一个生活中的文化图腾,我想使用并提倡折扇,于是请先生在一面书写美国革命中的著名演说词“不自由,毋宁死”,另一面书写《论语》中的孔夫子言“邦有道,危言危行”。这是普世价值在本土文化下获得表达的一个例证,显示言论自由不但是一种西方式和法治化的宪法权利,更是源自孔子的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气节。所以最后一点,就是本土文化传统在自由价值下有选择的复述和庚续,恰恰正是反抗极权、拓展自由的现实依靠。

   2004-7-26凌晨于红照壁。《新闻周刊》专栏(7/27/2004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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