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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与外来政权——纪念成都大屠杀360周年

历史记忆的中央集权化
   1644年是旧历甲申年。郭沫若曾作甲申300年祭,祭的是李自成在这一年成王败寇,功亏一篑。在满清异族统治的威胁下,汉人农民军的纵横,就具有了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某种正当性。其功德也容易被史家无限夸大。只要他们杀满狗,他们同时杀汉人也就不打紧。汉人可由汉人来杀,川人可由陕人来杀,但汉人却万万不可被异族杀戮。这就是乱世之中的汉民族主义历史观。“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这种与暴力革命如出一辙的民族主义逻辑下,不问青红皂白乱杀一气的屠夫,就被某种大一统的记忆刻化成了民族英雄。但对被杀戮者而言,区分刽子手的种族却是没有意义的。死就是死。良民们横死在刀枪之下,是一桩极端个人主义的遭遇,而不是某种被假想的集体主义献祭。敌人的敌人是什么人?在360年前烟尘四起的成都平原上,一个真实而残忍的答案是:敌人的敌人张献忠,不过是更凶残的敌人。
   1644年乱贼张献忠入川,9月成都沦陷,献贼称帝,随即在成都平原拉开了一幕四川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大屠杀。张献忠不但杀官绅,也杀士民。更可恨的是上承秦始皇,后接毛泽东的焚书坑儒,他以科举为名,骗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青羊宫中,尽数杀戮。古蜀以来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两河“尸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顿成旷野,天府之国数年之间竟虎狼遍地。这些基本史实在1949年前的史学界,在海外汉学界都有定论。如萧一山在东北大学流亡我的家乡四川三台时撰写的《清代史》,和詹姆斯•B•帕森斯1957年的论著《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顶点: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都描写了张献忠登峰造极的恐怖统治。几十年后的剑桥中国史也采纳了詹姆斯的观点。但1949年后的大陆,出于抬高农民起义之合法性、进而彰现中共农民革命之合法性的“唯物主义”需要,史书关于这场大屠杀的史实,均被无良之史家说成是满清对抗清义军的造谣侮蔑。如王纲的《清代四川史》,戴逸的《清史》等,都睁眼说瞎话,称张献忠部为万民敬仰、英勇抗清的义师。

   然四川的先人含冤不白,五十年来每逢成都城区改造、挖路修渠,都暴殄白骨,现身说法。如《荒书》记载,献贼入城后“先杀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皆令州县解入成都。杀则投南门外大桥下”。2002年初,成都新修南门大桥下穿隧道,在工地上挖出记载中的万人坑。我曾闻讯前往河边观看,骨白如玉,天地可鉴。一堆一堆,就在眼前。先人360年的冤屈与悲情,迄今仍在历史教科书的谎言中被子孙抹煞和遗弃。一旦想及此节,令人欲哭无泪,欲泣无声。
   中央集权主义最可怕的一层,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知识系统也被逐步地中央集权化。统治者不但在政治上要求牺牲地方服从中央,牺牲今天服从将来;而且在文化上要求牺牲地方记忆,服从宏伟叙事。于是就连我们的苦难都是中央集权化的,如果四川人的哭泣不能被统一到一个相同的哭泣声中来,四川人的哭泣就会被历史省略,被民族主义叙事一笔勾销。一个四川人可能很真诚的为“扬州十日”而垂泪,但他对始自甲申年的成都大屠杀却可能一无所知。正如我曾经在四川的乡下特意询问那些小学生,他们知道中国所有三山五岳、大河大川的名字,能背诵中国历史所谓正统朝代的整个谱系。但他竟不知道家乡的河流和山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清楚四川三千年以来的历史脉络。因为我们的知识谱系,我们的情感方向,从小就是被按照一种中央集权的模式来塑造和培养的。这种模式一步步教会我们爱遥远的事物胜过爱眼前的花草。教会我们如何对当下的苦难保持麻木,而对抽象的词汇保持亢奋。
   这种模式,成功的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崇拜者。地方的记忆,地方的知识,地方的情感,不是在事实上被编排,就是在价值上被藐视。这使众多的受教育者在最基本的个人情感上,成为了地方主义的痴呆症患者,和集权体制的发烧友。然而地方主义,是链接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中介。没有地方主义的崛起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因为民主首先是一个地方概念,首先意味着政治权力及其来源的本土化。没有地方记忆的凸现和地方情感的养成,就没有一种健康的集体主义和政治共同体的立足之地。我若没有作为一个四川人的骄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就是虚妄的。我若没有对四川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我对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就是危险的。如同婚姻是一种最小单位的社会共同体,地方主义也是一种最小化的政治集体主义。地方主义的政治观是一种中道,既能抗衡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又能适度消解虚妄的天下观与狂热民族主义。
   在眉山人郭沫若式的历史观中,张献忠的抗清被赋予太多的民族大义,被给予李自成之后太多绝望中的厚望。但1644年张献忠的入川和大屠杀,却是蜀文化三千年历史最悲惨的一场浩劫。在这一年,四川人的敌人是张献忠,而非满清。因此这一年之于四川的意义,是与其之于中国之一般的意义截然相反的。而与中国之一般相反的地方意义,是否就是没有意义?如同与全体利益相悖逆的个人利益,是否就是不正当的利益?大陆20年经济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重新确立了个人利益及其权利主体的正当性。而我们未来政治转型的目标之一,则是要进一步确立地方利益及地方政治的正当性。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主义和某种自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的祖先崇拜和宗祠制度。因为李家的人显然不会去祭王家的祖先。成都人也不会去拜上海的城隍。因此祭祖的政治意义就是培养地方主义的情感,培养一种源远流长的本土价值传统,即宗族与城邦的传统。这种传统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秦之后中央集权体制的有效性。但1949年,中共建立了一个依托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彻底的中央集权政治。在共产党政权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并没有彻底的集权主义体制。因为只有现代极权主义才能彻底的消灭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从而带来彻底的中央集权。当古典的地方主义被消灭后,所有的人都同唱一首歌,在政治上都拜同一个生祠(党啊母亲),在文化上都成了炎黄子孙。最近大陆也开始流行祭祀黄帝,因为你若已没有自己的祖先可祭,你就只有去祭黄帝。如果说祭宗庙是古典地方主义的文化仪式,那么祭黄帝就是中央集权主义的文化仪式。
   因此凸现地方的真相,在文化上伸张地方的苦难,就与在政治上伸张地方的利益几乎同等重要。都是在一种屈辱的政治生活中,对于中央集权主义的反抗。
   外来政权的两种模式
   某种程度上,1644年始作俑的成都大屠杀,只是四川两千年来外来政权模式的一个必然结局。就像专制主义国家总会发生饥荒一样,专制主义国家也总会发生屠杀。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事实上民主国家也从未发生过对本国民众的屠杀。因为民主正是一种根植于地方主义的政治制度,有一本叫做《硬球》的讲述美国政坛秘诀的书,作者透露的秘诀之一,就是“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一种自下而上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地方主义,并不能保证杜绝异族侵略者的屠杀,但却能彻底化解本土执政者发动大屠杀的可能性。
   360年前的张献忠大屠杀,特征之一就是执政者对民众的屠杀。献贼在成都僭位称帝,建号大顺。一般而言,从流寇变成坐寇后,统治者都会开始一个较为开明和温和的阶段。因为涸泽而渔显然是非理性的。但统治者的理性却不能给民众的安全一个包票。因为献贼大屠杀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非理性。在入侵者的屠杀模式中,通过屠杀进行暴力威慑,以及因攻城略地遭到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于是屠城以报复。这是两种常见的情形。张献忠九月攻陷成都,只用了4天时间,随即进行了三日的屠杀。这还可以归入报复性屠城的入侵者模式中。但献贼在随后两年中进行反复的屠杀,士农工商无一幸免。这在政治上就完全非理性了。尽管张献忠也想最后做皇帝,但他显然没有信心,知道自己强弩之末,无力改变满清入关后的大势。加上坐寇的理性终敌不过流寇的习气。于是残忍乖戾,以屠杀为乐。成为中国史上与隋末吃人的反王朱粲不遑多让的两大民贼之一。
   这也是成都大屠杀与扬州十日或南京大屠杀不同的地方。异族入侵者是否进行屠杀,主要取决于入侵者,而不取决于被屠杀国的国内政治制度。但国内执政者会否屠杀民众,却显然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纵观四川史,古蜀王国自殷商以来,就是一个独立于中原的政治文明。先后有鱼凫王朝,杜宇王朝和开明氏王朝。成都发现的殷商时代城市遗址,以今日市区内十二桥为中心,有大约7平方公里的建筑物面积,城市规模不但在中国,在当时世界上也首屈一指。公元前310年,秦惠王灭蜀开明王,张仪筑成都城。以秦国公子(一说古蜀王后裔)为虚君,置蜀相和太守分掌实权。从此开启四川的外来政权模式。再到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彻底摧毁封建主义和城邦制的多元政治文化,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从此四川的历史就成为一个被外来政权反复侵入的历史。除了赵广、雍道、李顺、王均等几次本地农民起义短至数月、长不过数年的零星混乱;近2300年的漫长时间,四川人始终臣服于外省人的统治或割据。四川也从一个政治概念下降为一个地理与行政的概念。从此2300年的时间,几乎没有一个四川人能够成为四川的政治领袖,四川的“第一把手”,都由一个千里之外的中央负责供应。
   这一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四川在政治上实行了2000余年的“计划经济”。意味着四川在长达2300年的时间,竟没有一个本地人有能力领导四川,或者意味着四川人永远缺乏能力去推举一个能够领导自己的领袖?一个千万人之巨的庞大共同体,就像一个弱智者永远需要监护,就像一个受灾区需要救济。但四川从来不需要中央给它空投粮食和药品,四川需要的似乎是政治救济,它愚昧不堪,所以需要中央不断的给它空投太守、知府、监军、观察使、节度使、巡抚、总督、省委书记和特派稽查员。防止本土化政治领袖的出现,这就是外来政权最核心的一个行政目标。什么是外来政权?在合法性的来源上非本土化,在地方首长的籍贯上非本土化,在地方首长的遴选上非本土化。有此三点就是典型的外来政权。无论这个外来者是异族还是同族,它的权力都和本地社会、和每一个被统治者没有血肉的关系,因此也就极易导向一种不负责任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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