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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文集
·王怡海外论集《宪政卮言》
2004年
·《宪政卮言》目录
·百年宪政的迷误与前途(代序)
·宪政主义:中国宪法的瓷婚纪念
·以掐头去尾的“三明治”作譬 ——2002年的宪法生长
·丁克家庭、创世记和宪政民主
·警察下跪与合法性资源的流失
·“警长兼职”是对权力正当性的伤害
·“以战争为业”和服兵役的合法性
·五四精神,和五四式手枪
·列宁的梅毒和克林顿的婚外情
·从“确认型选举”向“竞争型选举”迈进
·彩民为什么自负:兼论上帝的选民
·恶霸是怎样炼成的——兼论“企业化社群”与村民自治
·毛泽东画像和威权的证券化
·红与蓝:APEC的服装秀
·美得惊动了中央
·《寻枪》和国家威权的异己存在
·意识形态和脑筋急转弯
·无权势者怎样思想
·“天安门母亲”:一个被屏蔽的关键词
·平安夜:对基督的信仰和消费
·董仲舒的“屈君立宪制”
·中央集权与中央集才
·从“私臣”到“公仆”
·存在主义的宪政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奉天承运”与“皇帝诏曰”:统治及其伪神学基础
·“罪己诏”与责任政治
·超越党治国家:忠诚与背叛
·以契约安民、以宪政立信
·自由的观念:绕开一个正义的柠檬
·宪政自由主义、合法性危机和世俗化
·背信弃义是怎样合法的
·让农民成为农民:土地私有化与永佃权
·国家赋税与中国的宪政转型——对刘晓庆税案的制度分析
·作为宪政超验基础的私有财产权
·“伪神学政体”与半人半兽的中国宪法
·知识分子的行动抉择——2002年的网络公开信与签名浪潮
·“议会主权”与代议士的专职化
·废除中共“政法委”的非法权力——从兰海冤案看司法受制于党治
·三种自由的混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条例》批评
·质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宪性
·【刀片两会】中国代议制度试玩版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地方主义与法官独立
·私有财产权的公法价值
·谁的名义,和哪一种正义?
·从市场到宪政:经济沙皇时代的终结
·从革命到谈判的中国工会
·奥运债券与财政联邦化
·私有财产凭什么“神圣”
·宪政是防止“西西里化”的根本之道
·从人大提案看宪政关系的错位
·乡镇的自治和限政:步云直选之后的前途
·丐帮的退休制度
·走出珍珑棋局
·赏善罚恶令的下落
·武侠中的政治哲学
·青木堂的选举制度
·1956:毛泽东与刘少奇
·1949:毛泽东和僭主政治
·孙文:革命家和“乱臣贼子”
·辛亥年的张惶:宪政的历史可能性
其 它
·阿尔玛和莉拉的头巾
·王怡、余杰抗议拘捕丁子霖等六四难属的声明
·孙志刚事件一周年回顾
·民间维权是一种国家能力
·2003年网络舆论的价值
·乡镇的自治和限政:四川省步云乡长直选之后
·劳工维权不能迷信书面合同
·把白猫和黑猫分开
·2003:“新民权运动”的发轫和操练
·惩治“非法拘禁”须确立民权神圣思想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台湾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接着龙应台的话茬
·“国家安全”是一个套
·“四舍五入”和习惯法
·大屠杀与外来政权——纪念成都大屠杀360周年
·改革不能刻薄寡恩
·先分权,再“问责”
·“违宪审查”的司法原则
·公共政治中的异议
·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批评冼岩
·“读经”和文化保守
·說出國家的秘密
·王怡:我成爲民族主义者的那天──写于蒋彦永医生被羁押第40日
·赵燕只是赵燕一个人
·把行人当成长颈鹿
·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立宪政体是最好的防弹衣
·法官与祭司——读《美国宪政历程》
·“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
·剔骨削肉与“伪父临朝”——兼论李慎之与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
·大学生正沦为弱势
·「五四宪法」的金婚纪念日
·“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50人(一)——附《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二)
·廖亦武的肉体意义——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序
·我们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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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非法拘禁”须确立民权神圣思想

   据12月7日的报道,最高检察院公布了今年头8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总共1844起,其中非法拘禁案件1100多起,占总案件数的61%。更令人揪心的是嫌疑人居然以司法人员居多,占到涉案人员的一半以上。
   
   媒体在报道中称非法拘禁为“侵权案”,必须指出这个称谓是含混而错误的。因为广义上连杀人抢劫都是在侵犯公民的权利,但我们不会称之为“侵权”,而称它是“犯罪”。因为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法律认为这些行为侵害的不只是被害人的民权,而是对基本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犯罪的意思是对全社会的犯罪,不是对受害人的简单“侵权”。“侵权案”是一个特定用于民事领域的概念。用在这里就混淆了“侵权”与“犯罪”的本质区别。这种概念的含混是媒体报道法律案件和事件时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对公众的潜意识会造成莫大的误导。所以最短的简称也应该是“侵权犯罪”。
   
   “非法拘禁”是一种犯罪,而且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直接侵害公民人身或民主权利的犯罪。在一切形式的犯罪中,最可怕的不是一个公民侵害另一个公民的犯罪,而是凭借国家权力直接向公民施暴的那些犯罪。最厉害的拳头不是肉做的拳头,而是国家机器被滥用时的铁拳。很显然防止后者要比防止前者更困难。制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犯罪,只需要国家暴力的及时出场。但要制止被挟持的国家权力对一个公民的犯罪,需要的就不能仅仅是国家暴力本身。

   
   最高检并没有公布涉嫌的司法人员中,属于检察机关的又占到多少?但有一个推论是显然成立的,仿照刘晓庆的名言:打击私人之间的非法拘禁难,打击党政工作人员对私人的拘禁更难,打击司法人员的非法拘禁难上加难,而打击检察机关非法拘禁私人的犯罪就最难。但我的意思不是提出“是否需要在检察机关之外再设机构”?因为如果不换一种思路,这个牛角尖会一直钻下去没有尽头。真正的问题是国家在最终的意义上依靠什么力量来自我监督?如果权力是权力自身的授予者,如果国家是国家自身的目的;如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只能处在一个被动的位置,被动的接受和依赖国家暴力给予的救济。那我们就找不到一个阿基米德的支点,可以在制度上终止这个侵害者和救济者都可能来自国家权力的多米诺骨牌。
   
   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人称这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尽管这和现代的民权思想有异,但其实已经暗含了把“民”看作政治的根本和合法性的渊源这样的宪政民主思想的雏形。但孟子还没有“公民权利”这样的法律化概念。他心目中的“民”是一个集合体,他看中的是民众在集合之后具有的水能覆舟的价值。但现代的民权思想却把每一个单独的私人及其公民权利,都当作政治国家的本原。如孟德斯鸠所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
   
   权力本身不能为权力加冕,国家权力需要一个比它更重要、更在先的逻辑上的缔造者。那就是天赋的“民权”即公民权利。据报道最高检检察长贾春旺透露,十六大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将建议宪法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这显示了希望的方向,但民权也不仅仅是一个被保护的对象,而且在宪政制度上必须成为一切权力的源头。只有在这样的观念和制度下,才会克服梁漱溟先生所痛恨的中国文化最大的缺点,即“个人永远不被发现”。才会从根本上找到抑制权力被滥用、被挟持的技术手段。
   
   只有当宪政制度确立和有效保障了作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公民权利,在人心和舆论中普及了民权神圣的价值观念;面对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或超期羁押,面对收容、劳教、强制拆迁和一切对民权可能的侵害,我们才能对滥用权力的人矜持而有底气的说:
   
   ——住手!因为“国王(家)的权力到我的鼻尖为止”,因为“国王(家)的权力不能越过我的篱笆”。
   
   2003/12/9
   
   作者为成都大学讲师,作家
   
   ---《观察》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12/9/2003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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