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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革命家和“乱臣贼子”

孔子著《春秋》,一字一词之间微言大义,使乱臣贼子惧。20世纪之中国,犹如春秋大梦,又如英人霍氏所称,“极端的年代”。乱臣贼子百年来绵绵不绝,以致细民蒙难,小子枉送性命。我本无意重叙历史、反弹琵琶,不过想追本溯源,举其荦荦大者,以彰显个人化的褒贬和史观,不敢使后来人惧,只愿在千年之际,以慰吾国百年来死于枪火、死于党争、死于领袖之手的无辜信众,及千万黎民。
     我所谓荦荦大者,即在二十世纪无视传统的暴力革命浪潮与建立在两千年专制废墟之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现代党治国家的模式中,成为始作俑者的革命先行者孙文。本文想要指出的一个事实,即建构美丽新世界的乌托邦暴力主张及为人称道的救国救民、天下为公的高尚情怀,是如何在现实政治和专制土壤中渐渐蜕变,而走向独裁与穷兵黩武的道路,给黎民百姓与民族前途留下不可痊愈的创伤。当后人继续为着一个浪漫而血腥的按揭理想国,一代代以个体的命运还款付息时,当时的高歌猛进和天下变色,却显得并非那么重要,那么“非如此不可”。
     
     “中山”,乃孙氏的日本密友平山周为其取的日本名字。下文皆以其生身父母为之定夺的名分称其为:孙文。孙文一生居功厥伟,在乎他抓准了一个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因而推动了两千年帝制的灰飞烟灭。有如林肯当年抓准了一个“废除奴隶制”的主题,使得南北战争高歌猛进,掩去了南方各州的自由主义立场、及维护州权和联邦宪制的实质。反过来,又有人讲,洪秀全的失败也正在于此。如果太平天国募集设立的是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而非横空出世的“宗教革命”,恐怕南京陷落之时,曾、左、李、胡早已倒戈一击,十三省黑白两道皆望风披靡也。
   可见革命之成败,也在乎创意及CI,关键要你的旗帜鲜明,击中要害,让信众和黎民觉得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其他枝节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只要冲出一条血路,千年王国便可马上来临。便如商品有了卖点和概念,自然货如轮转,走得快。

   但孙文之于辛亥革命,其功绩大半是象征性的。这位出身于夏威夷、拥有吾辈梦寐以求的绿卡的美籍华人(孙文于排华法案期间来去自如,皆凭其米国公民的身份),在海外民运组织“兴中会”中勾心斗角,逐渐取代杨衢云成为第一号党魁。1896年闻名全球的“伦敦绑架案”(清廷驻英使馆秘密绑架了孙文),使孙先生一炮而红,成为世界级的流亡革命家。在海内外革命党阵营中便成舍我其谁的男一号。与此同时孙文开始引起了日本、德国军方和政客的注意,孙先生也于蒙难后在伦敦大出畅销书,硬是将蛋糕越做越大。
   武昌起义的领导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与孙文的“同盟会”并无任何组织上的瓜葛。“共进会”发起人刘揆一原是同盟会会员,在同盟会分裂后另起炉灶,创建了“共进会”。至于“文学社”则是武昌少壮军人自发的秘密会社,会众遍及鄂军各标、营,因而一旦举事便全军哗变,势如破竹,不像孙文依靠的黑社会暴动徒劳无功。这个组织更与孙文没有丝毫渊源。
   武昌首义后形势逼人,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此时,黄兴赶到武昌,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此刻孙文正颠沛流离,在科华拉多州华人餐馆洗盘子)。南京光复,各省遣沪代表公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准备组建临时政府奠都南京。但鄂军功高震主,那肯将胜利果实拱手让人,坚持要黎正黄副。革命军分裂在即,黄兴坐镇南京,打“五色旗”,鄂军则打共进会之“十八星•锥角旗”。此时袁世凯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兵临城下。刚刚出狱的汪精卫一眼看穿形势,指出平定中国之局面,“非袁不可”。
   黄黎两人分别电告袁世凯,如愿倒戈反清,将共推其为民国大总统。回国途中的孙文亦作出上述表示。此时黄黎二人相持不下,收拾革命军残局的人选便呼之欲出。孙文回国后以德高望重的男一号身份总领革命军,黎元洪一清廷叛将耳,无力相争。黄兴则黯然出走。袁世凯一看时机成熟,着手下段祺瑞等42名前敌将领,一封联衔通电,6岁的宣统帝便乖乖下台。
   孙文当上临时大总统,实在是风云际会,天上掉下个肉馍馍。革命一旦蔓延,全国顿成混战。各省咨议局瓜落蒂熟,接管大权。革命军撕开战局,却无一人具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孙文徒具名望,但手无一兵一卒,于战事又无尺寸之功,十八省军队岂可服膺一流亡书生,上演择贤而王的禅让大典?盖因袁世凯手握重兵,无论实力还是政治威望在当时不作第二人想。是快刀斩乱麻,结束战乱,使帝国迅速平定到民国的唯一人选,也只有这位前相国才能压得住台面,使十八省咨议局雌伏。这一点包括孙文在内,每一个具有观察力的人都看得分明。十八省所以达成一致,抬孙文出来,不过是招聘一个有名无实的承办人,去和袁世凯谈判罢了。孙文的临时大总统和南京临时政府也是象征性的,主要是给清廷和袁世凯做秀,纯粹的“看守内阁”,等于是先开张,把“中华民国”注册登记了,变成空壳的上市公司,好等袁老三北京事了,就来接盘。
   后来把辛亥革命的伟绩归于孙文一人,尊为“国父”;将革命的失败算在袁世凯头上,斥其为“窃国大盗”。也是另一种春秋笔法,实在有失公允。如同今日将改革开放的功德归于邓公一人,或将49年开国的霸业归于毛一人,都是对历史的阉割和简化。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凡夫俗子就是这么一步步走上神坛的。
   前几天看2000年度经济人物评选颁奖典礼,深万科的王石答谢时说: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象征,我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后面有一个万科,而不是因为万科有我。
   不知道王氏此言有几分真诚。但我立即想到,孙文和毛泽东之流就没有这般的明智和谦逊。孙文临时大总统的板凳还没坐热,便以民国缔造者自居,从此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走向武断刚愎的个人独裁。
   再说袁世凯。愚见以为他是辛亥年间缔造民国的功臣,而非大盗。袁先生为人诟病事出有四:一曰戊戌政变的告密,二曰辛亥年间的窃国,三曰接受“二十一条”,四曰背叛共和而称帝。其二已有分说,袁世凯举重若轻,收拾残局,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使革命引发的全国混战、天下大坏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化于无形。细想当时,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设想辛亥革命发动时,袁世凯刚刚过世,中国接下来将会是什么局面,反倒令人不寒而栗。
   至于袁在戊戌政变中倒向后党,常令壮士扼腕长叹,仿佛袁世凯只要尽起天津小站6千精兵,围住颐和园。今日之中国就是遍地香港了。其实细想当年情势,谭嗣同实在比后来的孙文还要激进、尚武,且有着索罗斯般的政治投机家精神。假如幸而不死,恐怕又是我此文中乱臣贼子之一。
   袁的选择,无论站在趋利避祸的经济理性,还是站在世受皇恩的朝廷重臣分上,均无可厚非。起兵谋乱、逼宫后闱的创意,换了是我,不吓得半死!
   袁世凯一生的个人污点,全在于恢复帝制。这个当了几十年奴才的清臣,最终还是觉得皇帝的行头才是中华老字号的正宗,非要过把瘾才死。固然遗臭万年,成为两千年帝制的殉葬品。但却不可一棍子打死。清末民初,袁氏雄才大略,堪比曹操。称得上“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一书,说近现代史上,只李鸿章、周恩来或可比拟。我想也是。何况短短几年闹烘烘的共和,如何可以将千年帝制从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一笔抹杀。因此我倒觉得,帝制的真正寿终正寝,并非辛亥革命成功之时,而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至于帝制背后“君为臣纲”的意识形态,则更加命长,在以后的孙文乃至毛泽东身上,仍然还一以贯之。
   袁世凯自1901年乱世之中得揽军政大权 ,到1907年被满清权贵一脚踢开。6年间变法维新,建树颇多:建立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一批现代化的警察部队(民初京津两市的治安曾享誉世界);创办山东大学,兴办新式学堂,最终于1906年水到渠成,与张之洞联名奏请废除科举制;兴建科技、路矿及各种现代企业(没有拿一分钱的股票);说服西太后批准12年立宪计划,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
   以上政绩斐然,循序渐进,可比拟于沙俄末代之铁腕首相斯托雷平。武昌首义之能星火燎原,难说没有袁世凯7年主政的功劳。没有各省咨议局翻云覆雨,又哪能一夜间改朝换代,免去中土大乱。这也是袁世凯1911年卷土重来,振臂一呼,能够得到各方面认同和雌伏的原因之一。但我们因人废行,并习惯于以道德论人,只说袁大头是彻头彻底的坏蛋,是大奸巨恶之人。其实恢复帝制不过一场闹剧,因此名誉扫地、受损最大的还是袁世凯自己。而于中国历史之进程及对千万黎民的影响,实在是无关于痛痒的。本文全篇欲想指出的一点,便是在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浪潮之中,一个抱着为他人为民族肝脑涂地的人(比如孙文)往往留给历史和民众的,却是无尽的劫难和百年都难以消除的恶果。并且自己(也比如孙文)最终也从天使堕落为撒旦,走上极权主义和个人独裁的道路,与革命所欲指向的封建的政治因素反而一拍即合。反过来,一个所谓大奸巨恶之人(比如袁世凯),认真想一想,他究竟给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不可饶恕的恶果?我倒觉得他反而给历史多少还留下了点点滴滴的改良和演进。像这么两个人(孙文与袁世凯)之间的差距,其实并没有表面看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么大。而且究竟谁是真正的天使?谁是真正的撒旦?也是难以分辨的。
   至于袁世凯“二十一条”卖国事件,才是其一生中真正犯下的罪愆与污点。但此中亦有隐情,容后再议。
   说回孙文。为什么不把袁世凯列为乱臣贼子(理由如前。至于称帝一事,非乱臣贼子,乃“僭主”是也,我把袁和毛并称为20世纪之僭主,须另文批判),反而指证孙文为乱臣贼子呢?以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20世纪之中国大有人在。如汪精卫一代文胆,不惜一死,去行刺摄政王。我不算他是乱臣,皆因他是个人行为,书生意气。贺龙如李逵般轮起两把菜刀,难说刀下就没有枉死之人。但我也不算他是贼子,因为他代表了最底层民众在苦难中的挣扎。但孙文不同。孙文其人,一生服膺有组织的暴力与恐怖行为,并信奉独裁。以敢死队和雇佣军的组织力量,及百折不挠的墨家精神,一手拉开了20世纪中国“极端年代”的黑幕。
   乱臣者,对于孙文具有两重意义。以“二次革命”为界,前期的孙文所乱者,乃满清之帝制也。我称其为“乱臣”是对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褒扬。但二次革命之后的孙文,迅速背叛了共和和民主的精神,无法从革命的暴力手段中自拔,在“革命大义”的崇高名目下回归君王一般的独裁政治,成为一穷兵黩武的党魁和军阀,甚至模糊底线,不惜背叛民族的利益。此时之乱者,乃是乱共和、乱民国,并以“天下为公”的名义而乱天下的黎民性命。这时我称他为“乱臣”,便和“贼子”相通,“贼子”者,民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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