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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毛泽东与刘少奇


   
   有一种社会体制是看重游戏规则的,它认同由公正的程序带来的结果的不公平,仍然视之为公正,“平等是指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平等的东西”(柏克)。比赛产生了胜负,形成人类自发演进的差序格局(借用费孝通的概念)。而政府的作为则是尽力让游戏规则对个体平等,让差别尽可能不再取决于每个人的血缘身份和权力身份。并在此之上,约束其权力,使之成为一个忠于程序的裁决者,而不是一个直接去矫正和变动结果不均匀的分配者。
   但乌托邦的暴力革命彻底否定了程序性。在实体的不公正面前,革命者瞧不起游戏规则,视之为虚妄,和对旧体制的狡辩。其结果只能是以暴力摧毁人类长期自然形成的,有差别的财产秩序和整个社会的根基。等于直接取消比赛,给每一位选手皆大欢喜的发奖。革命者成为建筑设计师,要在擦掉一切的黑板上画最美最好的画。政府也就从一个忠于程序的裁判变成为一个忠于内心信仰的、一个乾纲独断的给予者。在某种意义上,政府的脚色这时已经超越了世俗的界限,成为被红牌罚下场去的上帝的代理人。
   正如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揭示的,“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有一种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一种直接诉诸于分配正义的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必然是精英论的。只有精英才可以超越于选手之上,超越世俗的善恶之上,超越每一个自利的个体局限性之上,好像卢梭笔下伟大的立法者,去决定给谁发奖,及如何分配;去决定一年的钢、铁、煤的产量,及如何消耗;更要决定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每个月可以吃几斤猪肉、住在哪里,谁做教师、谁做官员,谁又该呆在清洁工的岗位上。不用说,完成这些事足以让任何一个正常人患上偏头痛。支持这一精英事业的是共产主义对于神性的僭妄,对于老黑格尔和卢梭的迷恋,以及对于高智商和献身精神的无比自信(当然也包括身在其中无比荣光的成就感)。
   另一面,乌托邦的革命理论在立场和方法论上,又将不可避免的倾向民粹主义。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涌现在民粹思潮浓厚的俄罗斯大地,或许是一种偶然。但共产党人的确比过往一切造反派都更信仰民众的力量,相信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优秀、最团结的帮派,并相信是普罗大众创造了历史。正是这种民粹主义的精髓,使得一场由最杰出的知识分子、最深奥的哲学体系领导的、最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暴力革命,最终摆脱了“秀才造反”的宿命。当列宁等布尔什维克流亡国外、手无缚鸡之力时,“十月革命”在民众的暴力中突然迸裂。当毛泽东放弃了中国历代造反者攻城略地的套路,天才般地将战场摆在乡村与城池之间,共产主义中国方才站稳脚跟,并预见到胜利的曙光。
   但1956年,当共产主义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七年之后,随着大规模国有化的基本完成,政权日渐固若金汤。当毛泽东恋恋不舍地放下《水浒传》,开始捧起被蒋介石奉为圭臬的《曾文正公全集》,代表着造反者终于坐稳了统治者的交椅。这时精英统治与民粹主义之间的根本冲突必然凸现,共产中国开始觉察到什麽叫作“七年之痒”。
   二
   应无疑问,1956年一度出现了“自由化”的初春天气。如果说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仅仅是引起毛泽东对自身地位及对“身前身后事”的顾虑,至少是不够公允的。毛对于苏联走到当日的境地显然有过深思熟虑,他至此以后大部分的努力,都在以“不断革命论”去避免中国革命在他手中偏离当初歃血为盟的乌托邦道路。在毛对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自觉担当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全面国有化仅仅是“娜拉出走之后”的一个开端。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梦在1956年的毛泽东眼里,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不看到这一点,便将毛后来的行径简单对比为历朝君王兔死狗烹的权谋之术,其实是过犹不及,忽略了这场乌托邦革命的形而上性质。更忽略了这种形而上与毛的浪漫诗人气质及不无邋遢的农民本质之间的微妙关联。
   这一年刚开端,周恩来及其政府对于“冒进”的批评和遏制,已招毛泽东颇为不满。这种不满是浪漫的意识形态与技术官僚的操作立场之间必然的唐突,也是毛对政府的技术性始终充满戒心和仇视的因缘。由于对经济领域的外行,使毛暂时屈从了中央计划官员(患上偏头痛的一群人)和省委书记们(正是他们在八大上详尽揭露和批评了“冒进”中的官僚主义)。接着,关于发展速度的争论让毛终于不耐烦了,并开始发脾气。刘少奇在八大政治决议中将国内主要矛盾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更加触怒了毛(刘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透露了毛的不满,毛甚至未在决议通过之前看过稿子,或者是拒绝圈阅)。
   因为此时,毛泽东已开始谋划一场崭新的“整风运动”。他那浪漫的乌托邦情结和“浓得化不开”的民粹主义倾向正慢慢抬头。毛一定在居高临下的交椅上,感到了整个官僚体系(他一手缔造的)强大的运作能力和惯性。可怕的是这种技术性的力量仿佛并不太需要他的英明决策和微言大义便可以自行其是。那种在残酷的战争中人人都要唯其马首是瞻,要靠他的天才般的军事能力和众星捧月的政治地位才能求得生存、才能从乡村回到梦寐以求的城市的时代,也仿佛不复存在了。这种日渐成熟的体制的力量也在日渐消解领袖人物那种“奇理玛斯”型的无上威权。用韦伯的话说,官僚体系的科层化开始发挥出“去魅”的功能。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描述的万历帝与整个文官集团之间的拉锯战。毛从1956年便与他手下的整个政党和亲密战友们开始了这一拉锯战。他也一定感到了当整个政党全面进入体制,被整合到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之后,“工具理性”终于压倒了“价值理性”。这恰恰是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一点,这种技术官僚的工具理性和对领袖事实上的淡化,使得他渐渐产生出“党内走资派”已经萌芽的想法。其实,成为肉食者之后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卡尔•马克思视野所及的范围,而需要另一个“Marx”(马克思•韦伯)的思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这时就像他手中的权力一样,已无任何禁忌和束缚。在之后,我们将看到毛在事实上成为了正统马列思想最大的叛逆者。这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统派和技术官僚所无法理解的。
   在精英论和民粹主义之间,刘少奇充满对前者绝对的信奉。可以假设这与他一直在国占区从事地下领导工作、一直是与最优秀的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打交道有关。刘从未如毛那样,运用民粹主义的立场去掀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也是精英论的,绝不可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而对刘而言,进城之后的问题,关键是要加强党员的修养,巩固培养无私的献身精神,以纯洁的、精神上的贵族身份去统治民众,同时抵御权欲和物质的莫大诱惑。在刘作起草报告的1945年党章中,根本不提什麽“群众路线”,只是反复强调“无私的服务”。即使在一笔带过的“向群众学习”中,也是将其与教育群众放到同等的位置:“每一个党员必须下决心向群众学习,同时要不断用革命精神教育他们以唤起和提高他们的觉悟。”很明显,这句话的重心是在后面。这与1956年党章对群众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的高度重视,确是不大一样的。
   可以说,刘的经历、气质、教育背景和思想信仰,决定了他的精英论正统立场自始至终压倒在民粹主义的倾向和狂热之上。苏共二十大后,毛希望并准备用民粹式的力量,去监督和制衡在他眼里日渐失掉形而上激情、并有着腐化倾向的整个官僚体系,让中共官员在权柄与利欲面前保持单纯的信仰,以跳出“周期率”。但刘少奇却似乎并不看好来自外部和细民的监督。这并非是他真知灼见地预见到了“大民主”的可怕后果,而是一种彻底的精英论姿态:是精英去领导和教育群众,群众怎麽可能去监督道德水平和政治觉悟都高得多的精英分子呢?对民众力量的迷恋在本质上是与共产主义体制格格不入的,若不是人人有罪,又何须基督出世?在这个意义上,刘少奇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正统共产主义者,并接过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为万世开太平”的精英自诩。反而毛泽东的民粹倾向及他对于官僚体制的怀疑,恰恰从根本上暗示着对共产主义精英统治的解构和颠覆。一个需要时刻由群众来监督以防其腐化的政党,哪里来的神圣的牧羊人的资格?由国家垄断所有财产权,由中央计划官员来分配一切的经济体制又哪来的合理性呢?不如由群众自己去监督自己好了。
   因此在1956年,虽然对经济问题的关注是毛和刘以及整个政党共同的兴奋点,但把“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视为国内主要矛盾,代表了刘少奇等技术官员和正统精英论者的立场:即上层建筑是先进的和完美的,不需要再动了,只剩下生产力问题才是亟需解决的。至于官僚主义的根源,不在体制本身,而是主观主义,应依靠政党内部的教育和个人内心道德、政治修养的提升来解决。但是毛泽东却绝不这样看。上层建筑真的是先进和完美的吗?当乌托邦就在眼前,毛像一个异教徒一般生出了怀疑。当那些满脸土气的八路军干部摇身变成市长、县长,毛的心中难免产生“鬼子又进村了”的荒谬感。他从整个越来越技术化的官僚体系中,实在看不出有什麽比“资产阶级政府”更先进、更理想化的地方。况且他正在恼火地感到整个文官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的“异化”,甚至于和他本人的对抗。按照毛一贯的思维方式,他正筹备一场延安时代(那是多麽令人神往的黄金年代)那样的整风运动,来防止中国走上赫鲁晓夫式的道路,来尽力维护一个乌托邦和清教徒社会的纯洁性。
   应该说,毛对于乌托邦的洁癖胜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尽管在战争年代和党内斗争中,他曾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毛也比刘少奇更早地意识到乌托邦的难以维持。从此,毛泽东的民粹思想发展向极致,不惜与自己亲手缔造的共产党政权全面为敌,以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彻底瓦解和摧毁了共产主义精英立场及其道德统治的合法性。虽然不是毛所宁愿看到的,但事实上毛成为共产主义思想最大的解构者和赫鲁晓夫式的叛徒。从1956年到文革结束,毛所带来的浩劫在意识形态上最大的成就和遗产,便是对乌托邦意识形态的釜底抽薪。并使这一体制在精神上的重建几乎成为不可能。
   三
   但在1956年,向着“自由化”的道路走得最远、在政治上显得最为健康和开明的领导人,恰恰是最正统的刘少奇。部分由于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刘在诸多场合明显减少了对毛的个人颂扬。并多次暗示毛在中国没有斯大林那样的地位(当时情势下这也许意味着对毛的一种辩解和爱护)。在八大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看来也是刘大力促成的。就在八大政治报告对于历史的简明回顾中,刘少奇甚至没有一处提及毛的名字,而是充满激情地将胜利归属于集体和每一个人。但这与邓小平的报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致八大的代表们对于毛的地位,发生了一些混乱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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