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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堂的选举制度

(一)柬选
   金庸《鹿鼎记》借天地会的资料敷衍成文,韦小宝曾当香主的青木堂是天地会设在江苏的分舵,在十堂之中之中排列第六,为后五堂之首。前任尹香主被鳌拜残害后,两年内群英无首,由李力世暂时代署堂中事务。等到韦小宝杀死鳌拜,青木堂诸人将他掳到尹香主灵堂前,一干人便对如何选举香主一事开始吵闹起来。
   选举一词本无特指,《说文》曰“选,遣也。一曰择也”,离开近代民主政治的投票选举制度,选举无非是择选超拔之意。学者何怀宏便将废封建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称之为“选举社会”,以对应于贵族政治时期的“世袭社会”。一旦管理者的职位不再世袭,一个社会或组织总是要通过某种方式选贤任能,实行精英化的管理。中国唐以来的选举制度主要为科举(考选),而近代民主政治的选举制度,则是以公民普选权为基础的投票选举(民选)。此二者为历史上选举法之大端,其余别出心裁的还很多。而青木堂关于香主选举生出纠纷这一段,好比古往今来另类选举法的一个总结。豪杰们们七嘴八舌,群策群力,把什么招都亮了出来。

   一是柬选制。与举选相对。“举”的意思是由下向上的推选。“择”的意思和“柬”相通,是指由上向下的挑选。《说文》曰,“择,柬选也”。一开始有人提议李力世就任香主,另一人便说:“这香主之位,可并不是凭着咱们自己的意思,要谁来当就由谁当。那是总舵主委派下来的”。一切下级职位由上级委派或叫柬选,本来是行政文官系统的特色。严格来说还称不上选举。因为选举制度的本意就是要防止行政系统上级滥用私人的弊端。我们的办法是通过科举,科举并没有与具体的官职相联系,而是根据功名大小取得一种大致相应的被柬选为官的资格。科举是一种对柬选的制约,因为它要求被柬选者必须具有一种科举资格,等于在候选范围上限制了上级的柬选权力。就算任用私人也必须在这个范围内挑选,而不能把自己的厨子弄个知府来当。科举被废后,拥有政党资格成为了我们对拥有功名的一种替代。如孙文在中华革命党党章中,便赤裸裸的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革命党员等几种,分别对应元勋公民或一般公民等,享有截然不同的政治权利。后世的政党比较隐晦,不再这么赤裸裸宣示。但政党资格及其级别仍然如科举功名一般,对应着被柬选的资格。但是因为加入政党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柬选,而非考选或民选。所以对于行政系统的柬选制已不能构成一种制约,比起科举制有了大踏步的后退。
   西方的办法则是通过民选去限制柬选的范围。被选举权也有一些轻微的资格限制,但这种办法主要不是通过对候选者的资格限制来制约柬选者,而是直接把一些重要的职位拿出来由公民投票选举,把这些职位排除在行政系统的柬选范围之外。比如美国就总共有十几万个民选职位,只有剩下的职位(普通公务员)才实行柬选原则,由上级决定下级的升迁去留。当年孙文的五权宪法,单列一个考试权,就是企图将中国的考选与西方的民选结合起来,重要职位拿来民选,普通职位必须经过考选,从理论上说对于行政系统的柬选有了两把锁的限制。只不过从孙文到蒋介石,都是以考选去代替民选。而所谓考选又受到政党资格审查的决定性影响。东走西顾,结果两个都走了样。
   青木堂的香主也首先必是天地会的成员,柬选也好,民选也罢,都要先有这个政党资格才行。在场争吵的都是青木堂的兄弟,所以这一点没有问题。他们关于香主人选提出的第一个异议,其实质是说香主到底是属于由上级柬选的职位(总舵主委派下来的),还是属于柬选范围之外的职位(凭着咱们自己的意思,要谁来当就由谁当)?
   如果是前者就没得搞头了,剩下的事情是给总舵主陈近南打报告。好在立刻就有人反驳道:“规矩虽是如此,但历来惯例,每一堂商定之后报了上去,上头从来没驳回过,所谓委派,也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这就是说,香主在成文法中是应由上级柬选的,但在惯例法中却被排除在柬选之外,由各堂自行决定。说明天地会对各分舵容许一定的民主,至少在人事权上有点像联邦制。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天地会虽然是一个近代会党,却和某些现代政党相反,因为后者的成文法和惯例法是刚好颠倒的。各地领袖表表面上是由各地议会自行决定,“规矩虽是如此,但历来惯例,上级决定了人选之后拿到各堂投票表决,各堂从来没驳回过。所谓投票,也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天地会若也如此,关于选举香主的讨论就唱不下去。
   
   (二)阄选
    排除柬选之后,青木堂群雄开始各自推选香主人选,但一派拥护李力世,一派拥护关安基,弄成两党制的局面,又没法决断。于是有人再次动议,说“李大哥有李大哥的好处,关夫子有关夫子的好处。依我之见,不如请尹香主在天之灵决定。咱们写了李大哥和关夫子和名字,大伙儿向尹香主的灵位磕头,然后拈阄决定,最是公平不过”。
   阄选者,拈阄抽签也。这法子看似无奈,但平心而论却是最符合民主精神的选举法。因为只有这法子是彻底的重程序不重实体。西哲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老百姓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平等”指的是人格的平等,民主的本初精神就是以人格的平等去代替财产、智力或出身的不平等。民主的大义是不承认精英的概念,而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参与管理的权利。所以投票选举的法子与民主的本来概念刚好是格格不入的。
   因为投票选举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精英政治,即认为某些人是更适合管理别人的。也就是承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选举不过是改变了对“劳心者”的认定方式:不能自己说了算,不能枪杆子说了算。而要劳力者的投票说了算。投票打破了劳心者的世袭和血统论,实现的仅仅是选举权的平等。但在被选举这件事上,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区别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仍然泾渭分明。而这用什么“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两分法是糊弄不过去的。既然候选人的智力、财富、知名度乃至出身和性情,这些都是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那么两个“智力、财富、知名度乃至出身、性情”各不相同的候选人,你怎么能说他们“机会平等”呢?只有当这些因素对被选举不产生丝毫影响时,你才能说这两个人因为他们的人格是平等的,所以成为领导人的机会也是平等的。
    如果要彻底的民主,天底下就只剩下阄选这一招。其余任何法子都不可能实现机会平等。这就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概念。与精英政治反其道而行。它以人格的平等彻底代替能力的不平等。它不在乎每个人都有不平等的统治别人的能力,而强调每个人都有统治别人的相同的资格。要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就要以程序的公平去取代实体的公平。于是再也没有比抓阄抽签更体现人格平等、机会平等和程序公平的选举法了。因此在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中,就曾经流行以抽签来选举领导人。空前绝后的实现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民主梦想。这样的民主政治,一根筋到底,为了程序上的政治正确而忍受平庸。就难免被亚里士多德嘲讽为和君主专制一样糟糕的政体。
    青木堂兄弟们的民主意识毕竟没有古希腊人高,于是这法子又被否决掉了。理由是只怕拈阄的人有私心,生出弊端。但也可以说青木堂的兄弟民主觉悟比雅典公民更高,因为他们是程序上的怀疑论者,有人说“在尹香主灵前,谁有这样大的胆子,敢作弊欺瞒尹香主在天之灵”?但贾老六却坚持认为“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刀子拔出来了,都坚决不同意。
    我本来感到很奇怪的一件事,是面对两个难以割舍的候选人,青木堂群雄却没有人提出投票的建议。但细想一下却又顺理成章。因为前面说了,“李大哥有李大哥的好处,关夫子有关夫子的好处”,谁更适合当香主,群雄承认这问题是哥几个无法决断的。所以才要拈阄,让两人机会平等,各安天命。说明白些, “谁更适合当香主”意味着这是一个智力问题而不是一个人格问题。所以群雄并不认为人格的平等可以带来一人一票的选择权。青木堂兄弟既然承认这是一个他们自身智力无法判断的问题,就在逻辑上当然的排斥了投票选举,因为数量显然不能提高质量。基于同样缘由,青木堂的阄选提案也仅仅局限在两位候选人之间,而没像古希腊那样扩展到所有团体成员。两位候选人的各自拥趸并没觉得自己是可以和大哥机会平等的。这时李、关之间的拈阄选举更具有另一重含义,即在彻底的民主思想背后,更重要的是智力上的谦逊。“请尹香主在天之灵决定”的意思,也就是由上帝来判定。
   投票法不但与彻底的民主概念相悖,同时也和精英政治的概念相悖。如果强调每个人都有当香主的平等资格,就应该阄选,不该票选。一票选就承认了人格以外的不平等因素。但如果强调每个人能力各不一样,那投票时就不该一人一票。假如允许一个智者和一个傻瓜拥有相等的投票权,为什么一个智者和一个傻瓜却不能拥有当香主的平等机会呢?当年梁启超就对此很矛盾,他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又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比普通民众多投一票。所以“投票选举是一种民主”这种通常的看法其实并不准确。投票体现民主精神,选举体现共和精神。或者说选举体现民主精神,被选举体现共和精神。民主精神意味着大众政治和平等价值,共和精神意味着精英政治与自由价值。在现代社会,人格平等的普选权意味着民主价值的胜利。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制度意味着共和精神的堡垒。两个方面的完美结合就是宪政。
   青木堂群雄是不懂这些的,阄选也不成,又怎么办?
   
   
   
   (三)武选
   青木堂群雄有人认为阄选“太玄,实在是近乎儿戏”。他提出一个新的动议,“还是请李大哥和关夫子以武功来决胜败,拳脚也好,刀刃也好,点到为止,不可伤人。大伙儿在旁边睁大了眼睛瞧着,谁胜谁败,清清楚楚,谁也没有异议”。
   这方法是转而求实体上的可靠。江湖的世界原本是以武力相争。讲道理不通就只能讲拳头了。这与千百年来以暴力为凭藉的政治是一样的,所谓枪杆子下出政权。武侠中绝大多数人事上的争斗乃至是非曲直的判定,都是以武力相较的。不像青木堂的豪杰们这么罗嗦。以武较技,不妨称之为“武选”。但武选又如何能保障它的正当性与说服力呢?
   古语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明了武选实现实体公正的可能性。李元霸是隋唐第一条好汉,王重阳是华山论剑的第一名,风清扬是《笑傲江湖》里武功最高的人物。这些都是我们能够肯定的。因为武斗的输赢具有直观性,能决出一个毫无疑问的结局。第二名若是不服,说我还没有输,那么继续武斗的代价便是较弱者最后一命呜呼,只剩第一没有第二了。所以武斗在实体上的说服力是最强的。它能最大限度的抑制对比赛本身的不满和争议。文斗就不同了,考选、民选、阄选这些本质上都是文斗,它的胜负没有直观性,需要裁判的自由心证和程序性的验证。最后无论谁被判为第一,输赢的结果都是程序意义上的,不能单独具有实体上无争议的说服力。文斗追求程序公正,武斗追求实体公正。若是不能对实体的判断满怀谦卑与疑惑,而将信心转移到程序上。那么江湖也罢,庙堂也好,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就只能是“要武斗不要文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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