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王怡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王怡文集]->[宪政是防止“西西里化”的根本之道]
王怡文集
·先分权,再“问责”
·“违宪审查”的司法原则
·公共政治中的异议
·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批评冼岩
·“读经”和文化保守
·說出國家的秘密
·王怡:我成爲民族主义者的那天──写于蒋彦永医生被羁押第40日
·赵燕只是赵燕一个人
·把行人当成长颈鹿
·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立宪政体是最好的防弹衣
·法官与祭司——读《美国宪政历程》
·“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
·剔骨削肉与“伪父临朝”——兼论李慎之与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
·大学生正沦为弱势
·「五四宪法」的金婚纪念日
·“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50人(一)——附《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二)
·廖亦武的肉体意义——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序
·我们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公民
·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道德绑架”和意识形态的垂直极限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绕开正义的柠檬》附记
·风雨不动安如山
·只有国有资产才流失
·抗争是劳动者最好的保障
·一个人的反对党——解读“公共知识分子”并致任不寐
·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
·不让信访变上访
·冷兵器时代的政治--抗议北京警方传唤余杰、刘晓波先生
·王怡廖亦武等发起征集签名关注刘晓波等被传唤
·民族主义的三重门—— 读《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2005年
·对国家“教育权力”的宪法批判
·【王怡声明】《印度洋海啸--我不捐款》不是我写的
·维权就是“自我训政”
·中国离文官制度还有多远
·赵紫阳之死
·欧盟维持对华军售禁令与《反分裂法》
·呼吁关注欧阳懿先生和一切中国政治犯的人权
·民权运动与宪政转型
·“中国教科书诉讼第一案”与受教育权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都讨论会:向刘宾雁先生和所有海外流亡人士致敬
·让司法重获爱人的谅解
·“立法游说”是最高级的维权
·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
·用“陪审团”把法院和政府隔开
·自由亚洲电台专访王怡: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演变
·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在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发言
·保障宗教自由 维护基本人权—就蔡卓华案致宗教管理部门的公开信
·“北京家庭教会案”胡锦云被诉窝藏赃物罪的辩护辞
·王怡和陈永苗谈恐怖主义和自由主义“基要派”
·从物权到人权
·为什么雅虎是自由的敌人
·向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致敬
·选举社会的伟大理想——纪念废科举一百年
·在“川渝两地高层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2006年
·政治神学的可能性:基督教与自由主义
·天府畅言:打倒张德江
·少先队是怎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主权者的自我约束——司法与大陆的宪政转型
·与神亲嘴:今日中国的基督化和民主化
·冰点事件与新闻自由——草堂读书会第23次讲座
·巴别塔与立宪政体—— 基督教政治哲学札记
·宪政主义与世界观(之五)
·母腹中的微笑:纪录片《子宫日记》
·一个世界的阴谋论:电视剧《越狱》
·国家只能是一条狗:电影《300》
·绿蚂蚁做梦的地方:电影《末代独裁》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一)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二)
·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简报(2007年第5号)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三)
·真实的宗教裁判所,与今日的共产党——与天路客谈信仰之二
·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纪念“六四”屠杀18周年
·集中营、疯人院或宗教裁判所:电影《戈雅之灵》
·我们的无知如此重要:重读《哈耶克文选》
·行过死荫的幽谷——为“六四”18周年而作
·声援葛红兵,重贴《东京审判》一文(修订版)
·我们的父母不知道的国家:电影《Catch a Fire》
·请假装你舍不得我:杨德昌电影周
·中国的七大违章建筑--兼致全国人大的举报信
·一个宪政中国的伟大异象
·救我们脱离凶恶:电影《布鲁克斯先生》
·天堂沉默了半个小时:伯格曼的电影周
·天上的天,天上的水:电影《吴清源》
·自由主义与当前格局:答法国外交部“分析和预测中心”-
·每一缕阳光都有意思:电影《密阳》
·戴上你的水晶珠链:电影《十三棵泡桐》
·有点像草地,有点像面粉: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我对回帖言论的立场
·叫瞎眼的得看见:电影《盲山》
·信仰与中国复兴
·人若赚得全世界:电影《投名状》
·自由的传染性
·灰烬中的钻石:电影《卡廷森林》
·交出最后一个冬天:电影《贝奥武甫》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电影《窘境》《鬼佬》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宪政是防止“西西里化”的根本之道

   近来,如何防止社会生活和部分政府机构的“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即黑社会化),成为学界的一个关注点。黑社会的非法力量带来社会治安问题,官员手中的公共权力带来腐败问题。如果两个问题一拍即合,就可能成为一个触及到政治制度与政治文明的更严重的问题。重庆白云湖地下赌场的“警察护黑”案,可以看作这一问题开始形成的典型体现。
   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因为黑社会一度对于政府法制秩序与社会生活的高度渗透而闻名于世。有人指出其深层次原因是“信任的普遍缺乏”。甘姆贝塔指出,“在一个深度不信任的社会里”,各种暴力或非暴力的潜规则将成为合作的最主要机制(在一个相反的社会,最主要的机制应当是契约)。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能依靠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暴力,去“造就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在黑社会,只有暴力才能在不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犯罪集团的基本秩序,而在一个公共权力不受制衡的官僚团体和社会生活里,也只有依赖各种强制性的手段,才能维持政府对一个多元化社会起码的控制力。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暴力与强制是与不信任走在一起的,而民主只可能搭建在信任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在一个深度不信任的社会,黑社会的组织方式和价值倾向,和正式社会公共权力的组织方式与价值倾向其实非常一致。有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就是香港的黑社会和警察局里,都供奉同一尊行业神——关公。
   黄仁宇曾经对比1949年之前国共两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贡献。他说,共产党完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在下层的动员和架构,国民党完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在上层的动员和架构。但我们看到这个所谓“上层架构”,在国民党历史上长期无法与黑社会的组织方式和价值倾向完全脱钩,无法形成一套独立的建立在社会契约论与个体自由之上的宪政秩序。这一上层架构直到近年来的台湾社会才初步完成。对尚未完成这一宪政转型的中国大陆,台湾社会从“西西里化”到“去西西里化”的艰难历程,是汉语社会可资借鉴的难得经验。
   当然,诉诸于“关公”或类似关公的道德偶像,也是重建信任的一条路子。但这条路对于人身关系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对某种一元化的价值及其神圣性也有高度的依赖。一个利益与价值高度分化的社会,如何在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秩序里追逐利益?从人类经验与有限的理性看,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是构建这一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关键,大而化之就是市场经济。所以近来有很多人谈论商业信用或商业伦理的重要性。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在一个现代社会最不能让人放心、最不可信的首先是公共权力。一个社会起码的信任秩序就是政治秩序。重建信任,必须以“契约论”来构建一个让各种利益和思想在程序平等的机制中都能得到伸张和表达的政治秩序,即宪政民主。
   在一些西方宪政国家,一些道德评价非常负面但未构成人身伤害的行为,都开始不同程度出现合法化的倾向。比如性产业、赌博和轻微麻醉品管制。我们也常能看到媒体上有“性产业”人员游行示威或呼吁大麻合法化之类的海外报道。应不应该合法不是我这里讨论的问题,但站在对于人性和社会缺陷的体谅上看,每一种利益(哪怕是在道德上有问题的利益)有没有合法化的可能、有没有伸张的途径?第一,有没有宪政制度可以提供合法的“寻求政治保护的手段”,比如院外游说,支持选举,言论宣传,甚至游行示威等等。第二,有没有宪政制度能够提供一种强大的、完全迥异于黑社会的组织逻辑和竞争手段。如果承认黑社会的力量是短期内无法根除的,那么这两点是防止社会生活“西西里化”的重要因素。前者的路途如果完全堵死,各种程度不一的被公众视为不正当的利益,就没有丝毫救赎的机会,就只能远离正式的制度途径,直接去腐蚀和“搞定”具体的行政官员。只能以黑社会惯有的方式来寻求“政治靠山”。而没有后者,黑白两道的“宁汉合流”就会毫无阻力。假如一个警察变成黑社会后,还是一样拜关二爷,一样唯力是举,晋升过程一样神秘化和黑箱化,权力行使一样蛮横和不受制衡。那么一个警察变成黑社会、或一个黑社会变成警察,两种秩序的乾坤大挪移自然就非常容易。

   只有尽快建设以宪政为诉求的政治文明,才能从根本上去除黑白合流的危险。
   
   
   2003-1-27于成都。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