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王怡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王怡文集]->[知识分子的行动抉择——2002年的网络公开信与签名浪潮 ]
王怡文集
·以掐头去尾的“三明治”作譬 ——2002年的宪法生长
·丁克家庭、创世记和宪政民主
·警察下跪与合法性资源的流失
·“警长兼职”是对权力正当性的伤害
·“以战争为业”和服兵役的合法性
·五四精神,和五四式手枪
·列宁的梅毒和克林顿的婚外情
·从“确认型选举”向“竞争型选举”迈进
·彩民为什么自负:兼论上帝的选民
·恶霸是怎样炼成的——兼论“企业化社群”与村民自治
·毛泽东画像和威权的证券化
·红与蓝:APEC的服装秀
·美得惊动了中央
·《寻枪》和国家威权的异己存在
·意识形态和脑筋急转弯
·无权势者怎样思想
·“天安门母亲”:一个被屏蔽的关键词
·平安夜:对基督的信仰和消费
·董仲舒的“屈君立宪制”
·中央集权与中央集才
·从“私臣”到“公仆”
·存在主义的宪政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奉天承运”与“皇帝诏曰”:统治及其伪神学基础
·“罪己诏”与责任政治
·超越党治国家:忠诚与背叛
·以契约安民、以宪政立信
·自由的观念:绕开一个正义的柠檬
·宪政自由主义、合法性危机和世俗化
·背信弃义是怎样合法的
·让农民成为农民:土地私有化与永佃权
·国家赋税与中国的宪政转型——对刘晓庆税案的制度分析
·作为宪政超验基础的私有财产权
·“伪神学政体”与半人半兽的中国宪法
·知识分子的行动抉择——2002年的网络公开信与签名浪潮
·“议会主权”与代议士的专职化
·废除中共“政法委”的非法权力——从兰海冤案看司法受制于党治
·三种自由的混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条例》批评
·质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宪性
·【刀片两会】中国代议制度试玩版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地方主义与法官独立
·私有财产权的公法价值
·谁的名义,和哪一种正义?
·从市场到宪政:经济沙皇时代的终结
·从革命到谈判的中国工会
·奥运债券与财政联邦化
·私有财产凭什么“神圣”
·宪政是防止“西西里化”的根本之道
·从人大提案看宪政关系的错位
·乡镇的自治和限政:步云直选之后的前途
·丐帮的退休制度
·走出珍珑棋局
·赏善罚恶令的下落
·武侠中的政治哲学
·青木堂的选举制度
·1956:毛泽东与刘少奇
·1949:毛泽东和僭主政治
·孙文:革命家和“乱臣贼子”
·辛亥年的张惶:宪政的历史可能性
其 它
·阿尔玛和莉拉的头巾
·王怡、余杰抗议拘捕丁子霖等六四难属的声明
·孙志刚事件一周年回顾
·民间维权是一种国家能力
·2003年网络舆论的价值
·乡镇的自治和限政:四川省步云乡长直选之后
·劳工维权不能迷信书面合同
·把白猫和黑猫分开
·2003:“新民权运动”的发轫和操练
·惩治“非法拘禁”须确立民权神圣思想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台湾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接着龙应台的话茬
·“国家安全”是一个套
·“四舍五入”和习惯法
·大屠杀与外来政权——纪念成都大屠杀360周年
·改革不能刻薄寡恩
·先分权,再“问责”
·“违宪审查”的司法原则
·公共政治中的异议
·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批评冼岩
·“读经”和文化保守
·說出國家的秘密
·王怡:我成爲民族主义者的那天──写于蒋彦永医生被羁押第40日
·赵燕只是赵燕一个人
·把行人当成长颈鹿
·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立宪政体是最好的防弹衣
·法官与祭司——读《美国宪政历程》
·“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
·剔骨削肉与“伪父临朝”——兼论李慎之与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
·大学生正沦为弱势
·「五四宪法」的金婚纪念日
·“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50人(一)——附《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二)
·廖亦武的肉体意义——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序
·我们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公民
·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道德绑架”和意识形态的垂直极限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绕开正义的柠檬》附记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知识分子的行动抉择——2002年的网络公开信与签名浪潮

一、
   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活在真实之中”(哈维尔)的些微行动,即是存在的意义。比如拒绝参加虚假的区(县)人大代表的选举投票。这需要我们抛开的东西实在太少。我在最近前往乡村调查一次基层选举之前,就拒绝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人大换届选举投票。不是说“我没有空”,无须如此托词。我只直白的说,我不愿意。我所在学校的候选人投票中无人过半,又组织重选。学生同事颇有怨言。我对他们说:拒不参加不就行了,会处分你吗,会扣你奖金吗,会影响你毕业、就业或升迁吗?拒绝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如果不需要就让它选不出来,让它尴尬,让它下不了台去。让它被迫提高成本、被迫放开管制而乞求于人。到底是怎么样的恐惧和顾虑,怎么样的对于极权者的顺从的惯性,会使得在如此一件几乎无须个人付出代价的小事上,却让大多数人选择了顺从,选择了规规矩矩跑来投一张胡乱的选票,尽管连候选人是男是女是死是活也并不能确定?在一个意识形态控制已开始分崩瓦解的后极权时代,仍然心甘情愿的充当参选率小数点后面一个遥远的零余。让当道者在每年开列出人权白皮书的时候拿出来做呈堂的证供。
   我们往往并非出自实在的恐惧,而仅仅出于恐惧的惯性,一如既往的在各种些微的事情上选择不行动,选择沉默。选择在虚假中生活。在中国文化的观念里,“独善其身”作为一种托词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知行合一”的说服力。履践的精神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奢侈。“独善其身”实是一种极其有害的思想,因为“善”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哲学或政治伦理的概念,善指向一种公共性,是不可能独自保全的。而在中国文化深受道家思想沉浸的对于个体性的认识上,“善”被抽空了公共性,而当作个人自足的修为。换言之就是善与政治无关。有人将魏晋风度和嵇康这样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人物当作自由主义精神在个性张扬上的遗产。这是极大的误解。这种误解也部分的导致了知识分子对于公共领域的疏离。在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系统中,这种疏离受到鼓励,甚至还指向一种高山仰止的评价。在道家精神尤其是庄子之后的传统中,个体性成为一桩与公共领域完全无关的事情(老子尚且谈论政治学,庄子则将公共领域彻底抛开)。这样精神世界中的个体性与现实政治中的公共权力一样,都是自足的存在。都如《逍遥游》所设想的那样,是“无所待的”。无所待的公共权力,和无所待的个体精神,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大的一处断裂。
   尽管无所待的个体精神,在某些时候可以成为与无所待的公共权力相抗衡的精神力量。但两边都是彻底不合作的态度。因为中国的知识传统满足于一个无所待的精神世界,而没有能够将现实政治的丑恶与对一个政治领域的应然思考区分开来,这样中国的知识传统中也就只有权谋术而没有政治学。更没有政治哲学可言。这样,两千年来个体性的生长无法与一个政治领域的生长形成一种同构的关系。自由主义所讲的自由,绝不是嵇康或刘伶式的精神的自在,而是在一个公共生活的领域内构建和维护的自由。意即权利。而对于公共领域的彻底藐视,使得道家风骨的个体精神过于高蹈,无法进入政治学的领域。一种无法进入政治领域的自由追求,便像孤魂野鬼,也并不会对现实政治构成真正的颠覆。
   这种无所待的个体性,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藐视和不擅长公共领域内的行动。包括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建设。而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是关乎个体哲学的思想体系,而是关乎公共生活的政治哲学。只有在“个人”与“公共领域”之间,才有自由主义可言。如同杜威所说,民主不仅是一种选举制度,民主“必须涉及人类一切交往关系”。涉及到共同体对于生存经验的分享。杜威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说(他称之为旧自由主义)“根本毛病在于把个人流放在社会关系之外”。而无论从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实践上说,旧自由主义都妨碍了真正民主社会的建设。杜威认为,只有在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的群体生活中,个人才可能拥有自由、权利和尊严。所以具有民主权利的个体是同实行民主理念的群体制度同步构建的。没有公共生活,就没有个体性。他们两边都不是“无所待”的。
   这种对“旧自由主义”的批评,对于今天依然将道家风骨视为个体性精髓的许多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朋友,是更具现实性的批评。庄子和嵇康都是遁世者而绝非自由主义者,在虚假的公共生活面前充满藐视的绕道而走或者大智若愚地和光同尘,都不是自由主义的态度,而是胡平先生所批评的“犬儒化”。自由主义的态度只有一种,就是行动。在行动中去厘清个体权利与公共空间的畛域。
   海德格尔附逆纳粹的个人悲剧,是一个明证。是一个哲学家沉浸于个体性的自足而不审视公共领域的后果。哲学必须是政治哲学,就因为政治和个体都不是自足的,都是对于彼此的制约。我曾对朋友说,嵇康也是可能变成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海德格尔之后开始走向成熟,他的两位学生,一是汉娜阿伦特,出于对她老师兼情人的反思,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行动性。并区分了劳动、行为和行动的不同意义。将最高的价值寄托于真正的行动。部分的回归到古典共和主义对于公共政治生活的重视。另一位学生扬•巴托契卡(也是胡塞尔的学生),则成为捷克《七七宪章》运动最主要的创始人。和哈维尔一样,在一个极权国家频繁参与着各种签名和公开信运动。而昆德拉则像一个庄子在一旁发笑。
   我们的自由主义从来不乏昆德拉式的睿智和庄子般的逍遥,但独独空白的正是哈维尔和巴托契卡这样作为行动者的自由主义。自由之后的自由主义有各种款式,但极权国家的自由主义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就是存在主义的自由主义。
   二、
   存在主义的行动观也可以在知行合一的儒家知识传统找到资源,区别则在于有无形上的背景。自公车上书,中国知识份子发起公开签名等政治性的行动经历了好几次高峰。这一知行合一的传统陆陆续续,比较彻底的断裂出现在1989。自方励之发出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大赦政治犯之后,文化界、科技界陆续发出数份数十人签名的公开信,分别致全国人大、中共中央等呼吁开放言禁。89民主运动到了晚期局势严重的时候,《我们对于时局的声明》等著名知识分子的数次公开签名运动,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将89民运推向高峰。这一幕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公开信运动令人记忆犹新,称之为达到百年以来知识分子群体介入公共领域的最高潮,也不为过。但在民运被镇压后十数年来,这种公开信运动在大陆几乎销声匿迹。媒体与广场都不再提供为知识分子议政的平台,而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群体(包括许多自由主义学者在内)也大多自觉的将自己的学术定位与海内外“民主运动”划清界限,以不参与任何具有政治(广泛意义上的)含义的行动、不接触任何被当道者打入另册的异议人士为底线。逐渐使自由主义和民主理想成为学者书斋中的“宠物”。成为意图在学术体制和未来政治民主化格局中换取回报的学术期货。知识分子群体在现实政治丑恶面前长期保持着百年以来最令人难堪的沉默。比如许多研究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学者同样也要几年一度去参加虚假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像那个捷克的商人一样非要挂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标语不可。而几年来最可耻的事件莫过于《东方》、《方法》等刊物被停刊时整个知识界保持的沉默,以及在当局镇压法轮功的事件中,整个知识界竟然鸦雀无声,无一人站出来对当局进行公开批评。
   这一局面的终于改变,来自两年来互联网尤其是网络论坛的快速发展。尤其是2001年网络上出现前所未有的两次公开信签名运动,开始凸现网络的巨大影响。一是中共七一讲话之后,以魏巍、邓力群等党内老左派和经济学家胡鞍钢等人之名发出的三封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信中公开抨击江泽民七一讲话放弃共产党无产阶级性质的思路。一时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对这三封公开信的清查导致了包括著名思想论坛“天涯纵横”在内的数百家论坛被关闭,及《中流》等党内左派杂志被停刊。第二次公开信则是911之后,国内以23位自由主义学者、作家为主发出的致美国总统布什的公开信。信中对狂热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导致的恐怖主义罪行进行了谴责,并表达了对于美国人民的声援和祝福。之后的联署签名者有近二百人。这封公开信因末尾“今夜,我们是美国人”一句措词,刺激了国内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演变成一场网络上的大论战。这场大论战打破了在言论管制下国内媒体对于911事件的低调报道。两次公开信运动,都较大程度的突破了言论限制,使“网络中国”与“媒体中国”开始出现明显的分裂。
   进入2002年,随着当局对网络言论管制的逐步加强,知识分子和广大网民借助于网络发起的公开信和签名征集运动反而更加频繁。在后半年,几乎每一重大社会事件尤其是针对当局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几乎都能看到个人和群体发动的公开信或签名活动。一面网络之上的“空中民主墙”(徐文立)开始形成。这一“空中民主墙” 的主力除了部分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异议人士外,主要由大量网络知识分子构成。偶尔也有学院内知识分子参与。将思想关怀诉诸于言论表达和非暴力的温和行动,在每一回普遍的个人权利遭遇强暴的时刻站出来讲话,已经开始成为网络上一部分知识分子自觉的选择。
   就我所参与的和视野所及,尝试对2002年较重要的几次中国大陆网络公开信运动做一综述如下。基本上仅收录有共同签名的公开信,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公开信(比如中共16大前有数封以个人名义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以及最近任不寐先生就反颠覆立法问题致香港公民的公开信等),这里不作阐述。完全由海外发起无法在大陆网络世界产生影响的签名信(如中国民主党针对16大的签名,中国宪政促进会支持香港反对23条立法的公开信及海外民主人士关于杨建利、王炳章等案件的签名等),这里也不做阐述。
   1、 关于反对《软件管理条例》的呼吁书活动
   去年底,国务院软件保护条例草案出台,其中将对软件版权的保护水平提升到甚至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台阶上,并将非经营性的使用和最终消费者的个人目的使用也列入了侵权范围。汪丁丁、崔之元、方兴东等人在网络上发起反对这一立法的《呼吁书》签名行动。引发了称为入世以来网络上第一次立法大讨论。因为软件保护问题并无政治敏感度,此份呼吁书文件最终见于国内纸媒。这也是此文论及网络签名运动中唯一见于纸媒的。但在国内纸媒上,签名者的名单都被删去。显示出媒体和当局宣传部门对于民间发起的公开签名这一广义上的公共政治参与形式,保留了相当的谨慎和顾虑。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