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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自由主义、合法性危机和世俗化

一、
   宪政体制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目标,即宪政自由主义(constitutional liberalism)。中国自辛亥之后,整个现代化历程以党治国家开篇,最终要以宪政体制收官。这不但是国人历尽苦难之后应得的报偿,也是革命者在道义上对民众和历史担负的责任。这之间的百年则是一个痛苦挣扎的年代,一个威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统治过于漫长的训政时期。痛苦之处来自于封建君主制的政统虽灭,但道统犹存。以颠覆一切传统为己任的革命,最终果然颠覆的是传统当中几乎一切的美好价值,和人类社会历经千年所积淀的自发秩序及其中脆弱的人心。但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封建政治文化,维系于独裁者的自上而下的统治合法性源泉则在百年之后,也并未得到真正的摧毁。在意识形态与暴力体制的革命理想当中,道统不仅不可能被摧毁,而且注定成为革命领袖发动革命所凭借的主要价值来源。任何一个相反的革命政权,都无法不依赖于相同的道统方能得到获得胜利和承认。这是革命的一个悲剧。如孙文起初是幼稚但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但在革命的过程中不可逆的走向独裁的和事实上的“僭主式”党魁道路。接踵而至的独裁者最终发现,如果不成为一个乾纲独断的皇帝的替身,就不可能在一个革命的政权当中建立有效的统治。
   所以毛泽东曾清楚的认识到它的统治合法性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即威权系于一身的世袭独裁体制和现代意识形态全权主义的结合。用《共产党宣言》里的概念,就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在中国政体中占据了先验性的至高无上的主宰地位,这种政治合法性基础在我看来有两个出处,一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机缘,即救世主“道成肉身”的政治哲学寓言。救世主的身份一旦和秦始皇的君权道统相结合,就成为“千秋万代,系于一表”的合法性基础。我把这种类型的政党统治称之为“集体世袭制”。它在本质上是两千年封建道统离开君主制之后的一种现代转型。另一个基础是以普遍真理和历史规律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工人阶级定位为最优秀的阶级,是天然的和当然的领导者。换言之就是上帝的选民。而专政党则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分析了这种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伪神学”气质。专政党的这一合法性根据,说到底是一个超验主义的根据,是尚未去魅的“奉天承运”的现代版本。
   毋庸置疑,这两个统治合法性理由在现代中国的完美结合,如飞龙在天,一度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种最强势和阳刚的政治。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转入亢龙有悔,因不断的政治磨难开始被严重削弱和普遍怀疑。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就是专政党开始不断寻求政治合法性的理论突围过程。因为任何一个现代政权都已经不可能简单维系在成王败寇的暴力逻辑上,它必须自圆其说。除了20年改革与世俗化进程积累的渐进力量之外,宪政体制在今天的一个主要契机,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如果尚未进入这个危机,或执政者并不认为自己存在这个危机,中国的宪政体制转型也就没有循序铺开的契机。1978年,以魏京生的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为代表,西单民主墙运动第一次提出了统治合法性转变的民间要求,即要以民主的方式把权力从“老爷”和独裁者手里拿过来。当专政党因为十年浩劫“救世”以后又迅速“毁世”,“没有共产党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先验性就迅速失去了解释力。合法性资源已经基本耗尽。这时候“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到后来对社会主义的新诠释——“解放生产力论”的出台,事实上挽救了合法性的危机。这是以政绩来为合法性加冕。中国二十年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合法性突围,事实上围绕着“政绩合法性”的重心。政绩是一种实体意义的合法性,犹如基督必须以神迹来彰显自己的人子身份。任何实体意义的政治合法性本质上都是一种神学或伪神学的合法性,它最核心的政治哲学概念就是“miracle”(奇迹)。20年经济改革的成果与50年前的立国一样,构成了统治者的第二个奇迹。然而,以“miracle”为基础的政治是一种不稳定的政治,因为“miracle”是超出于庸常生活和庸常政治之上的。“Miracle”注定昙花一现,并将不断面临挑战。怎么知道你是最好的呢,在你的统治下GDP增长可以达到8%,那么换一个人上来可以达到9%怎么办?在一个不存在比较和竞争的政治舞台,政绩其实是无法为权力的彻底垄断圆场的,换言之政绩无法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转变为“神迹”。

   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能够赋予庸常的生活一种安全感的政治,是一种依靠程序但不保证奇迹的政治。最终要以某种形式将合法性搭建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宪政民主体制就是一种将统治建立在“同意”基础上并对公共权力制造“奇迹”的能力加以重重限制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体制的超验性是一切政体中最低的,并将超验的价值仅仅依附在为什么需要被统治者“同意”这一提问的背后:即以“天赋人权”为主流观念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这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最大的一个进步。
   “解放生产力论”事实上是对社会主义最大的修正。这种修正偏离了社会主义理想本身的比较优势即对社会公正和平等价值的追求与强调。反而在西方体制最擅长的方面(生产力)扬短避长,硬着头皮喊出唯生产力的口号。这是专政党自身世俗化的不得已的开端。这个修正的方向必然会带来意识形态统治的削弱,和政权不可逆的世俗化。一个本来比君主制更加有力的现代意识形态极权体制,就开始比所有君主制和选举制的合法性都显得虚弱了。因为君主制和选举制的合法性根据虽然一个是神学的,一个是世俗的,但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保持了一定的“程序性”。没有一位世袭皇帝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赫赫之上。即使一位昏君,也不必用8%或者9%的经济增长来说服老百姓,来为自己“心照不宣”的统治者身份进行DNA鉴定。因为它的“miracle”是先天的,存在于血缘当中的一个既成事实。而一位民选领袖的合法性更不是建立在政绩之上。他的合法性彻底的来自于“正当的程序”。
   一旦生产力成为了统治合法性的指标,就等于宣布这个政权和这个政党的统治并非神圣,失去了神学上和先验性的无需验证的地位。所以每天都需要“miracle”。如拿破仑所说,“必须每隔三个月就要给法国人一些新东西”。这是维持一种实体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的条件和代价。接下来当9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社会腐败及其他问题困境重重的时候,国家机器万般无奈,就只能回过头来重新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企图重新为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再次披上教袍。因为政绩带来的合法性如果不能转化为政治哲学上的“神迹”,说到底还是成王败寇的实质。救场如救火,不借助于民主宪政的合法性,就只能继续维持意识形态的超验背景。专政党几年来在这个方向上努力为合法性寻求新的框架,这种努力最终落在了“三个代表”的理论上。
   然而世俗化是不可逆的,一个已经去魅的政权怎么还可能回到蒙昧时代重塑金身呢?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失败是在专政党80年的历史和共和国50年的历史中,满足于方便的借用“秦制”,而无法为自身计,为民众计,为一个现代化的政权建立一个世俗化的合法性根据。改革开放带来现政权不可逆的世俗化。使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面临危机。这个在新老左派眼里的“修正主义道路”,正是宪政体制的契机。我们要一个宪政体制,既有利益集团要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统治权的稳定。这两个目标其实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为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关键其实并不是从邓小平开始意识到的腐败问题,而是合法性的转换。不是腐败,而是统治的合法性才是政治体制岌岌可危的地方。
   二、
   腐败其实也是一种世俗化,是对“miracle”的消解。今天的专政党已不是铁板一块的抽象概念,更不再是一个纯意识形态化的团队。在二十年前,甚至十来年前,专政党不仅要维护自己手上的权柄,而且要维持这种权柄的性质和来源,即意识形态本身的真理性和独占性。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像孔繁森这样的干部而言,仍然具有本体性的价值。但今天,一个由大多数贪官和经济动物组成的专政党既得利益集团,它的底线已经降低了,它最关心的是能否维持政治和既得利益的稳定,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纯洁。对王宝森这样的干部来言,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具有本体性的价值。而仅仅是获得合法性的依据。如果换一种合法性的模式,而在新的模式中可以继续自己的地位,王宝森们并没有玉石俱焚的决心。
   另一方面,批评者也不再是造反者,他们吸取了暴力革命的悲剧,意识到社会进步的“路径依赖”,而不能靠社会革命和摧毁既有秩序来实现。所以他们也把目标降低了。宪政自由主义不反对专政党在当前对中国的领导,也不希望这个拥有6千万党员和全社会大多数公共资源的政党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宪政自由主义者甚至希望专政党在未来可以看见的一段时期内,在向宪政体制转化的过程中担当自己的历史使命。希望专政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继续执政,但开始在宪政诉求下重建统治的合法性,为最后的退场打下根基。
   两方面的目标都有所降低之后,在民间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配合下,一个宪政体制的前景就是我们可以展望的。改革开放二十年,孔繁森都变成了王宝森,这就是宪政自由主义的机会。因为你不能和孔繁森做交易,不能向他陈说利益得失。如果今天的专政党内到处都是孔繁森,中国就还只能在无法去魅的道德理想国中继续一个春秋大梦。就像中国的司法体制中如果到处都有包公,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也就可能以更多的来俊臣为代价遥遥无期。但王宝森就不同了。尤其是地方当中的王宝森们,他们会很清楚的看清情势,他们正在逐步成为意识形态的背叛者。和失去统治地位、亡党亡国的高风险相比,他们最终会选择戴上一个紧箍咒。更重要的是,民主化对于专政党整体而言是一个紧箍咒,但对于地方党组织的领袖们而言,民主化恰恰可能是他们摆脱自上而下的控制,获得更大权力的途径。因为任何民主,首先都是统治者内部的民主。就像自由大宪章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妥协一样,地方主义将成为宪政主义最有力的平台和推动者。
   在网上传播的权势文人潘岳的政改方案《对革命党向专政党转变的思考》和近来“党内民主”的呼声,就是专政党内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努力和着急的声音。这个合法性的重建努力,在我看来,与中国的宪政体制的方向至少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江核心的三个代表和七一讲话,其实也暗含着这样一个方向。“三个代表”的实质,是淡化“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神学式的合法性背景,是从阶级党到全民党的新意识形态。这说明重建合法性已经成为专政党和民间自由主义力量的共识。只不过区别在于,自由主义要求的是一个世俗化的重建,即一个“同意”和“限制”的政治,也就是宪政体制。而专政党的重建努力,仍然是非世俗化的。他还不死心,而奢望从阶级党的神话跳入另一个全民党的神话。但这已是彻底去魅之前的最后尝试,是屈指可数的最后一两次扳命。这一最后的努力失败,重建合法性就几乎再没有第二条路。只要不出现激进的逼宫关头,被迫戴上一个紧箍咒就会成为王宝森们权衡利弊之后接受的演进方向。资本家入党这一全民党的尝试更会推动这一进程。它将在专政党事实上的“地方联邦制”的纵向分化之外,带来另一重横向的分化。它可能使得民主制的最初一桶金,不是发生在一些人梦想的民间中产阶级当中,而是发生在党内的地方执政集团和横向派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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