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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承运”与“皇帝诏曰”:统治及其伪神学基础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一套切口,听在贩夫走卒乃至居民太婆耳里,犹如听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99年后再加上邓小平理论)一样滚瓜烂熟。金庸先生《笑傲江湖》中,衡山派的刘正风金盆洗手,一位官员前来宣读圣旨,着实授参将之职。劈头盖脸第一句就是这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金大侠打了一个逗号,有方家指出此乃误读,“奉天承运”乃是皇帝的头衔和定语,口中微微一顿,当放在“皇帝”之后。这说法是有据可查的,当年马戛尔尼访华,乾隆写给乔治三世的信件,起首便是“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云云。明崇德皇帝嫌这个前缀不过瘾,在册封博尔济吉特氏(后来的孝庄太后)为皇太极庄妃时,自称为“奉天承运,宽温仁圣皇帝”。这种话一般是用在死后由臣子们议定的谥号里,用在此处也算是极迫切的CI战略。
   藏人则称满清皇帝为“奉天承运文殊大皇帝”。达赖是观音化身,比文殊还矮了一截。王力雄在《西藏的文化问题》中指出,建国初期,藏人普遍视毛泽东为文殊菩萨转世,这是藏人能够接受汉人统治的一个合法性基础。你不能跟他们闲坐说马列,只能借助于胜人一筹的神佛等级。近来又听闻有高僧夸奖江主席有“文殊菩萨的品质”,果有此僧,此人比李洪志更为刁毒。看来重建统治合法性的努力,似乎要花开两头、各表一枝了。
   自从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的形而上根据,与作为政治社会哲学的儒家相结合,就把儒家宗教化。他回到儒家传统中“天”的概念,把这个“天”加以强调,来为汉初的平民新政体提供合法性的凭藉,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而“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成为君权神授的天子。“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亦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是“奉天”的来源。至于“承运”,又牵扯到邹衍的“五德始终说”。邹夫子认为五行相生相克,五行又配之五德,每一个朝代都代表其中一德,如黄帝尚土德、夏尚木德、殷尚金德、周尚火德。五德循环往复,朝代便兴亡绝续。

   任继愈解释所谓承运,“就是承五德转移之运”。赢政得天下后,“推终始五德之传”,认为周得“火德”,秦代周而起,便是“水德”。始皇帝还特意改黄河为“德水”。自此直至辛亥革命,“奉天承运”成为中国传统君权的统治合法性源泉。这一合法性基础的根子是神学和形而上的,它直接带来了政权本身的非世俗性和君王的政教合一的权势。皇帝的圣喻,不管有没有这句套话切口,用任继愈的话说,欧洲的君主需要旁人(主教)来加冕,中国的君王登基则自己向天下发布诏书就行了。所以“皇帝的诏书同时具有了教皇敕令的权威”。
   董仲舒将“五德”简化为“三统”,即黑统、白统和赤统。他说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而周朝则是赤统。这个模式是合法性的普及版本。董先生掌握到了形而上学的要领,就是简单明了,最好事不过三,才好教化四方愚民。冯友兰先生晚年曾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这就和那位泄露天机的高僧一般,对人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努力视而不见,还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股脑都放入了自从盘古开天地的那个君权“道统”之中。言下之意,你闹腾得再凶,也不过是董事会换届。
   任继愈说“中国皇帝即位,诏书开首必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始”。冯友兰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大而化之的说“汉之后”皇帝的正式称呼都是“奉天承运皇帝”。此说并不确切,尽管自秦以来奉天承运的君权神授便成为改朝换代的合法性根基,但这句套词的运用却仅仅始于明太祖。以前圣旨并无这样的套语习惯,魏晋南北朝时,因天命转运实在太过频繁,皇帝的即位诏书中便开始出现“应天顺时,受兹明命”一语,如《晋书》帝纪三中的晋武帝即位诏,帝纪六中的东晋元帝即位诏等,都写有上述文字。从此直到唐宋,宣称天命所系的用语基本上都局限于皇帝的即位诏。如德宗即位册文中有“昊天有命,皇王受之”之语, 肃宗即位赦称:“朕闻圣人畏天命,帝者奉天时”云云。顺宗即位赦则说:“朕纂承天序”。但平常的赦令里却并没有轮番重申,以期达到谎言重复三遍就成为真理的宣传效果。
   钱穆曾说,宋一代是相权衰微的转折,相权衰微的另一面则是皇帝个人奉天承运、政教合一的僭妄品质的不断膨胀。这在诏书的文字上也可见一斑。唐代相权极重,皇帝诏书都出自门下。到了宋朝,宋太祖到宋徽宗八位皇帝的即位赦文也还沿袭传统,均以门下置于篇首,开头就是“门下,天下之本”,有那么一点奎伦斯特来为小布什加冕的意思。但到了宋朝晚期(真宗以后),皇帝就越发牛皮哄哄,彻底抛开了门下省的传统,大多直接以“朕绍膺骏命”或“朕膺昊天之眷命”之类的用语开篇。这又有些类似拿破仑抢过皇冠自己戴上的味道。不过要从一个臣子手中抢几句套话来说,又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事。
   直到元朝,诏书开头方才有了一套固定的用语,蒙古语的音译为:“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文言译作“上天眷命”。吴晗先生说朱元璋嫌这口气不够谦卑,便改定为“奉天承运”。
   我查阅了二十六史,“奉天承运”四个字首次出现果然迟至《元史》附录中,李善长等向朱元璋进元史表,称“臣善长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钦惟皇帝陛下奉天承运,济世安民”。朱元璋还将议事大殿命名为“奉天殿”,手执一块玉圭,则上刻“奉天法祖”四个字。即位的头年,他自称曾梦游天宫,见到“道家三清”,又有紫衣道士授以真人服饰和法剑。朱元璋亲自撰写《御制纪梦》大加宣扬,为“奉天承运”制造呈堂证供,可谓不遗余力。这是因为明初的情形与汉初相似,都是流氓天子,彻底的世俗化。所以大乱之后,既要重塑合法性的金身,又要堵住后来者的绵绵不绝。
   凡明清两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开场白,成为圣旨中一项根深蒂固的合法性道具。文字则稍有出入,如惠东县多祝镇黄狮村发现清朝咸丰年的两道圣旨,其抬头写的是“奉诣承允皇帝诏曰”。吴思先生提到明朝正德年间的一道圣旨真迹,开首则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西游记》中,唐僧手执的天子文牒,开篇便是“南赡部洲大唐国奉天承运唐天子”云云。可见明朝民间戏文,此话也早成为耳熟能详、敬而生畏的的皇家头衔。君主道统的合法性道具,历史上最有名的自然莫过于镌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的秦玺。这块玉玺历经天命辗转,直至隋唐,都被普遍视为“奉天承运”的跨朝代的合法性标志。有些像洪七公的打狗棒。一拿出来,立即光芒万丈。得到它,就等于得到了历朝帝王灌输其中的精血与功力。可惜久已失传,宋元以后就只剩下赝品频出。明弘治年间,也有人进献一个,但已经不吃香了,经大臣规劝后,被皇帝弃捐不顾。到了嘉靖八年,新制七枚宝玺,其中一印便镌刻为“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可见一项跨朝代的合法性道具要渐成气候何其之难,而一旦“去魅”就一文不值。比如今日,“奉天承运老婆诏曰”的调侃就已经随处可见了。
   所以清兵以明朝旧臣入关,是非常在乎这个行头的,只字不差的把这个开场白学了下去。并在1657年以“奉天承运”之意在满清发详地盛京设奉天府,也是意在强调天命所系。
   辛亥革命一起,这件道具随着君王政体一并灰飞烟灭。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以世俗化的合法性根基,来替代形而上学的根基?在一个去魅的世俗化的当代,重新宣称自己是上帝的牧羊人抑或上帝本人,这种僭妄之举是愚不可挡的,也不是怂恿一个革命者大开杀戒的理由。“奉天承运”与“皇帝诏曰”大有前后的逻辑关联,所以我倒愿意在它们之间略做停顿。“皇帝诏曰”是意谓一种世俗的权力,“奉天承运”则是这种权力背后的凭借,是后者的合法性源泉。没有前面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没有底气,王和寇之间就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皇帝诏曰”就和任何一个把刀架在别人脖子上的人说的话没有区别。
   但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这个区别来澄清天下。这个区别在我看来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尚未去魅的君主统治,即“奉天承运”的神学模式。一种是彻底去魅的民主政治,即建立在“同意”之上的选举制度,这是一种世俗化的模式。夹在这两种之间的,也许是一种过渡,也许是一种命运,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代意识形态模式。这是一种伪神学的模式,与“奉天承运”一样是先验的和形而上的。波普尔说科学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这是科学的一个特征。而神学的特征则是既不能被证实,也绝不可能被证伪。
   李洪志说自己是金轮法王,洪秀全宣称是耶稣的弟弟,你能够证伪吗?除非你传讯我主到庭,否则是绝不能证伪的。你只能说,我打死都不相信。
   现代意识形态的模式也不一定非是某某主义不可。但千万化身,骨子里都是某种历史决定论。所以吴思先生说,“奉天承运”如果翻译为现代语,“大概就是遵循历史规律、完成历史使命的意思”。规律云云,就有些伪科学的味道。反过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伪科学在今日吾国依然大行其道,因为合法性根基的世俗化转变尚未完成,历史决定论的立国之基就带着伪科学的嫌疑。有人曾言五四以来,德先生遥遥无期,赛先生还是颇为争气的。然而在一个不能证伪也不允许被证伪的统治下,又如何可以为真正的科学精神留出余地呢?
   有朋友尝问宪法的序言与条文有什么区别?我回复说,序言的意思是“奉天承运”,条文的意思就是“皇帝诏曰”。我认为这是最严肃的解释。1982年宪法实际上确立的是一个典型的“党治国家”的合法性框架。执政党是完全凌架于国家架构之上的。宪法条文中对中国共产党只字未提。这种凌驾其上的地位体现在序言中。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为所有臣民规定了一个先天的领导者,即“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先验性的和世袭的统治集团。这个横空出世的“皇帝诏曰”,如果没有序言中的“奉天承运”作为支撑,在一个去魅的当代,是不会有丝毫说服力的。
   所以宪法序言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奉天”和“承运”。序言预设了一个作为历史规律的“天道”,即已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未完成的“社会主义事业”。预设了一个政教合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及其意识形态,即“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奉天”的一面,“承运”方面则回顾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以来的革命历程,指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事实。序言成为一段不折不扣的创世记。
   宪法序言在宪法当中占据着显赫的地位,并在事实上成为一部党治宪法的合法性源泉。宪法名义上是在选举制下通过的,正当的和世俗的程序本身便已经足以说明宪法权威的全部合法性。然而宪法需要一段合法性的预先声明,这件事本身说明选举制下的“同意”并没有构成一个单独的、理直气壮的合法性根基。这使我们产生一个担忧,即便明天选举就可能是公开透明和民主的,宪法的合法性事实上仍然可能搭建在一个形而上的伪神学的台基上,而不是搭建在公民们的同意和承认之上?“奉天承运”的道统如果在革命者和被革命者的心中依然深入骨髓。那么仅仅是公民们的“同意”, 也许还是会让我们感到权力的岌岌可危和不够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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