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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屈君立宪制”

一、汉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东周数百年,天子式微,礼崩乐坏。统治者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诸侯便逐鹿中原,僭位而上,在一场接力赛中夺取合法性的火炬。这时的诸侯接力赛,还都是贵族与使君的游戏。选手的起码参赛资格就是公、侯、伯,也就是必须拥有那种源自血统的地位和特权。至于草莽英雄,最多只能择梧而栖,根本不敢奢望建立自主权力体系。
   但在秦亡之后,经过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当陈胜敢于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诘问,当项羽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这是一个在欧洲要晚上一千余年才可能发生的变化。按照翦伯赞的说法,自乌江之役,中国的旧贵族这一阶层“已经最终从中国的历史上委蜕了”。 贵族封建制下的“合法性”既已被彻底打破,古老的神权政治和源远流长的血统被中断。当出身平民的刘邦一统天下时,汉帝国的政权面临两个上层建筑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既然血统与政统合而为一的局面已经结束,既然一个平民也可以凭借时势将具有神圣来历的第一家族取而代之。那么君临天下的合法性到底从何而来?天下将如何跪拜在草民刘邦的脚下、并有高山仰止之感?除了暴力与铁血,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加冕?平民出身的汉帝国还必须解决一个悖论:我夺取天下是天经地义的,我的政权神圣无比,但是,GAME IS OVER,你们再也不能这样了。你们不能够学我,你们再来搞我就是大逆不道!换句话说,既要证明一个现有的非贵族政权的合法性,又要堵住后来人的蠢蠢欲动。

   第二、在贵族封建制下的人主,受着分封制下诸侯与各级封君的制衡,强大的地方自治既是对君权的限制,又是惹起战端的祸根。所以秦始皇不喜欢,要废封建、置郡县,将地方官员釜底抽薪,使其成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体系中的寄生虫,或者叫螺丝钉。让他们的物质享受仅仅与他们的职位而不是与他们的独立人格相连。这样就变为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主义(emperorism) 。然而始皇帝作为第一个独裁者,对于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还没有拿捏的分寸,未免得意忘形,过犹不及。以致帝国早夭,天下沸腾。因此汉帝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重新树立合法性之后,又如何在一个非贵族的官僚体制中解决君权的无限膨胀和肆无忌惮?
   所有的问题加起来,只有一个,就是亟需一种可以自圆其说、可以深入灵魂、可以既辩证又统一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用董仲舒的话提纲挈领,就叫作“《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今古之通谊也” 。
   董仲舒最终成为几乎所有春秋时期思想资源的集大成者,他像比尔盖茨一样以儒家为蓝本,运用化功大法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的精华熔为一炉。然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慢慢将经他之手神秘化、宗教化的儒家之道,变成了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大脑里的操作系统。董仲舒成功解决了上述技术难题,使一个使一个皇权官僚体制历时两千年,弥久而更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打下了最为显要的地基。黄仁宇先生称之为“将宇宙观与政治学混为一谈”,一方面使专制皇权“合理化”,一方面借助伦理和自然律(natural law),又使之“较为温和”。
   但既然是所谓“皇权专制主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改造可以使得这一皇权官僚政体摆脱秦朝的覆灭悲剧,而居然坐大,成为一个现代专制主义者梦寐以求而求之不得的地上的“千年王国”呢?
   倘若仅仅在于专制加上以儒家之德而治国,是远远不够的。在我们常常一言以蔽之的“专制主义”并非是绝对的,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绝对的专制在历史上,正如绝对的民主,都是不曾有过的。笔者年少时也曾天真的以为,皇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观察历史,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不然万历皇帝就不会心灰意懒,在朝臣面前罢工二十年了。 说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主义,不过相对于欧洲而言。董仲舒的思想就是在皇权专制主义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两千年不变的前提下,完成了儒家对于皇权官僚体制的不成文的“屈君立宪”。
   二、总纲:屈君而伸天
   “宪”者,在古汉语中含义诸多。其中有“效法于上”的意思,如“宪禁于玉宫” ,也有“制裁制衡”之义,如“被宪者多结怨” 。古代中国虽没有过对于君权的成文的制度化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的《中书政事堂记》曾记载宰相裴炎明确规定君主的“四不准”,这个四不准的内容明显来自于董仲舒“屈君而伸天”的思想影响 ),但事实上君权仍然受到了较大的和具有传统渊源的诸种制约。余英时的研究指出了三种最主要的对于君权的制约 ,通过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其中至少两种力量与董仲舒的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以吉尔兹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法律相对主义的文化视点 ,而不依照英美普适性的现代宪法的概念去看待中国古代以皇权为主的政体,我们也可以说,儒家自董仲舒开始,便在逐步形成对于君权在理念和事实上的不成文的立宪和制约。虽然这一制约自宋代起慢慢削弱,君权对相权和对儒家精神权威的侵蚀不断加大,直至明清废中书而达到顶峰。所以余英时的看法与李慎之不同,他认为直到明太祖废相,中国的政体方可称之为“君主的绝对专制”。
   下面这句话,笔者视其为董仲舒这个集大成者在汉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之下,为解决上述两个难题而开出的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总纲:“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的形而上根据,与作为政治社会哲学的儒家结合起来,就把儒家宗教化了。他回到儒家传统中“天”的概念,把这个“天”加以强调,来为新政体提供合法性的凭藉,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 。按照冯友兰的解释,董仲舒的这个“天”,在英文中有时译为“Heaven” (主宰之天),有时译为“nature”(自然之天) 。前一种译法接近于人格化的上帝,后一种译法则接近于古典“自然法”的概念。王亚南认为儒家的“天”,“比欧洲启蒙学者宣扬的‘自然’更多神性” ,我们可以认为儒家的“天”的含义,其实是介于上述两种译法之间的。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正如王亚南对于启蒙学者高扬“自然法”价值的评价一样,他认为自然法的理念“在消极方面籍此否定神,否定神定的贵族政治”,积极方面则又“籍此定立新的专制官僚秩序” 。董仲舒对于天人合一的强调,其意图和功用也是两重的。在我们看来,其消极的一面是解决了第一个难题:为一个平民化的皇权官僚体制重塑“合法性”金身。积极的一面则是针对第二个难题,实现对于君权的适当限制,让“天”成为皇帝效法的榜样。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说企图让“天”成为一种无形的“宪”法。
   这个“天”,不但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而且为众生设立了一个君王。董仲舒通过“君权神授” 论重新为一个平民政权加冕。“王者承天意以从事” ,化为后世所谓“奉天承运”的口头禅。董仲舒提出,“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亦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 。但如果君王张扬跋扈,不能够“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犹如秦始皇呢?那么,董仲舒讲“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这与《尚书》中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理论一脉相承,是董仲舒对三代革命论的发展。
   这就为刘邦“起于大泽之中”的合法性找到了根据。但是天不能言,如何得知谁才是真命天子,是上天的选择呢?《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凡人能得到百姓的拥戴,便可视为受命于天。这等于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论版。所以在肯定了合法性的来源之后,这个“儒家革命论”在汉以后,就为统治者不喜,因而不彰。直到晚清才又高涨起来。
   君权神授论,使这一皇权官僚体制中的统治权变得至高无上,皇帝成为九五之尊,上天的儿子,和大祭司。从此君为臣纲,春秋时代那种宾主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已然不在。同时如王亚南所说,由于这一新生的皇权官僚政治“没有贵族政治秩序那样外部的一目了然的自然血统条件可以依据”,所以也必须“托之于天,假手于不可见、不可知的冥冥主宰,以杜绝野心者的非法觊觎” 。这些都是“屈民而伸君”的内容,也是董仲舒对上述第一个政治问题的解决方式。而下文笔者要重点强调的是董仲舒对第二个问题的应对,即“屈君而伸天”的立宪。
   其实君权神授论本身,一方面树立了君王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便在君王的脑门之上高悬了一个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天”。董仲舒进而企图通过将对于“天”的解释权即对于一个无形的“宪法”或“自然法”的解释权牢牢抓在儒生职业集团的手中,以实现对君权的适当限制。让君王、官僚、百姓和上天这四者,形成一个“老虎、鸡、虫、棒”相互循环的政治食物链。这个“棒”是一根“天机棒”,既可以打老虎,又会被虫蛀。所谓民意即天意。另一方面,董仲舒的理论又为儒生集团夺得了意识形态的制高权。等于是为在皇权专制主义下失去了封邑与私有财产权的官僚集团打造了一个千年不变的“铁饭碗”。
   董仲舒对作为“自然法”的“天”,进行了神秘主义的诠释。王亚南认为,董仲舒开创的儒教的三个内容,即“天道观念,大一统和纲常教义”,构成了对于专制主义的最大维护 。但在笔者看来,除此之外,下述几个方面恰恰也构成了对于君权的事实上的限制:天人感应论;三统循环论;灾异论;三纲五常论;君臣离合论。
   我们要认识到,专制主义并不是董仲舒的上述思想带来的,董仲舒所起到的作用是在承认既存的皇权体制的前提下,为这一体制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作出了努力。而要实现这种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防止皇权的无限膨胀。秦朝的皇权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便可以膨胀到无以复加。我们可以比较没有这一套“天道观念,大一统和纲常教义”的皇权体制(秦),和有了这一套“天道观念,大一统和纲常教义”的皇权体制(秦以后)究竟有什么不同?引用余英时的话说,“事实上,自秦、汉以后,大一统的皇帝中也并没有像传说中所渲染的桀、纣一类的暴君了,至少我们可以说昏君远多于暴君”。
   事实上,自汉之后,到五四打倒孔家店为止,中国历史上的确再也没有出过像秦始皇这样的暴君。甚至除了毛泽东自比“秦始皇加马克思”以外,也没有一个君王曾经敢于以秦始皇自诩的。
   三、天人感应论
   汉家传统向来是霸王道杂之,所谓“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始皇帝用刑太甚,崇尚武功。董仲舒则重申孔子的以德治国,主张“重德远刑”,并以春秋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但骨子里对法家和道家的理论却是多有吸纳的。法家有法治的倾向,主张人主“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好则好矣,但这个“法”乃是形而下的制定法,没有本体论的根基,又如何能将九五之尊的上天之子钳制在内呢?法由人主而定,这个法既不是宗教法、又不是社会契约法。也就无法对汉顺帝所言的“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的无上威权构成任何掣肘。反过来,要是这个法真的对君王构成某种约束了,这个皇权专制主义的政体在合法性上反而有了逻辑的漏洞。所以这个法家之“法”是不能拿来立宪的,这方面首先要满足“屈民而伸君”的要求。所以董仲舒拿来规范人主的,就只能是形而上的自然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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