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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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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和脑筋急转弯

   也许中国是一个迷信脑筋急转弯的国度。否则赵本山也不会凭一些寻常的脑筋急转弯题目,就在春节晚会上把大众的脑袋当作马桶般洗刷了一年又一年。
   我则来点高难度的试试。
   问: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是否从马克思回到亚当斯密的一种私有化?
   答不出再问:非公有制经济是否就是私有制经济?
   寻常百姓、笑星丑星就是憋坏脑袋也转不过弯来。正确答案要感谢某位学者提供。他答曰: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必然向社会财产转化,所以不是私有化而是社会化。第二个问题则如法炮制:在社会主义的前进过程里,私有制必然不断地转变为社会所有制。所以是社会所有制而不是私有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

   果然是大智若愚的。所谓20年思想解放,在某些方面就成为了20年的脑筋急转弯。诸如此类的经典问答,我们在整整几代的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和马列主义理论家的笔下口中,不难发现。有一个职业是专门从事脑筋急转弯的,这个职业就是相声中的捧哏。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智力训练,我们的学者们早已将某一部分的学术领域相声化了。不管扔过来什么题目,甩下来什么包袱,没有他们解不开的。让意识形态的根基历经风雨,岿然不动。
   
   脑筋急转弯,也就是一种形而下的智力活络散,按学者的说法,一国之宪政理应带着某种超验正义的光彩,不该是脑筋急转弯的对象。然而1982年之后我们三度修宪,与时俱进,仍然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宪法文本。根据相声演员对于社会变迁的御前对答,意识形态的目标和根本社会经济制度的答案几易其说,其中微言大义,经得起反复的咀嚼。比如关于“有益补充”和“重要组成部份”之间的差别,就让捧哏们津津乐道了好几年。至于宪法以外的脑筋急转弯就更加频繁,不是赵本山之流可以望其项背的。
   
   理论界20年来对脑筋急转弯的苦心经营,殚精竭力,亦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招数。盖因当初将一个绝对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乌托邦理论当作了立国的根本。将某种经过预先规划的社会道路作为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最终目的和合法性源泉。国家为了这个目的而创立,为了这个目标而续存。国家的全部合法性和统治阶层超越于国家宪政之上的神圣地位全都有赖于此。这就让一个现代国家架构过于僵化,在面临社会与思想的突飞猛进时,就不得不借助于脑筋急转弯式的智慧,来见招拆招。以韦伯的视角看,这是一种尚未去魅的统治,带有一种借助于现代宪政体制而获得解释力的伪神学气质。
   象一个现代性的如夫人。
   
   然而随着世俗化进程的不可逆转,一个千载不变的合法性诺言开始风雨飘摇。这个情形有些类似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一个怀疑与转折的年代,一种世俗的真理开始取代已受伤的权威之积习的时代。伯里克里面临的是一个神话背景逐步消退、传统急剧式微的局面。阿克顿曾经这样描述说,“当时已不存在任何道德或法律权威尚未受到前景难测的变化的动摇。没有任何指南可以得到充满信心的信任,没有任何标准可供人们用来审查或否决人民中流行的种种确信。流行的是非观点或许是错的,但却不接受任何审查”。
   这样的局面,就是脑筋急转弯的局面。
   
   但也许因为伯里克里缺乏我们今日的智慧,他没能通过脑筋急转弯来企图继续维持急剧式微的传统威权,他没有能力将时代的变迁处变不惊的统统涵盖在意识形态的脑筋急转弯下。所以他选择了民主和宪法。他选择了一种世俗化的合法性,一种真正可以千载不变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每一种利益都有权利和手段去伸张自己”,这个理由是“对于自己将把财产、家庭和生活前景都托付于他的人选,应该享有发言权”。这个理由是通过权力的分散同样可以达到权力集中所能达到的目的。
   如果有一种不需要频繁进行脑筋急转弯的理由,这个理由一定是一种世俗化的理由,一种摈弃了历史目的论的理由。国家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和理由,不是领导人民去抵达某个遥远的乌托邦,而是在当下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和财产。只有这个理由能将统治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而不需要时时刻刻的说服。
   一切脑筋急转弯,表面看是一种智力游戏,实质则是一种强词夺理的游说。
   
   如果我苛刻一点说,这个传统并不是计划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式微后带来的。儒教同样是一种以个体为手段的历史目的论的形而上的统治,同样缺乏应对历史变故的价值中立的理由。所以在儒家的时代同样需要脑筋急转弯。从董仲舒开始,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经学传统,也就是一个反复的脑筋急转弯传统。
   不妨再举一个题目看:
    问:如何是禅?
   答:砖块。
   问:如何是道?
   答:木头。
   提供标准答案的是六祖慧能的弟子希迁禅师。我的意思倒很清楚,并不需要转弯。不仅儒家,所谓以道入佛的禅宗,整个一部五灯会元,也都是脑筋急转弯的习题全集。你想有了这种功底,在今日做学者也好,做相声演员也罢,便能做得如鱼得水。
   
   王怡/2002-03-20于包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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