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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雅虎是自由的敌人


   一、我们不是肉体意义上的消费者
   60多年前,IBM公司的利益一度是犹太人的敌人。因为这家公司成为奥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的供应商。尽管两位制还没被发明,但一些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如记录整理犹太人资料的穿孔卡片系统,被广泛运用在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上。IBM的工程师们为纳粹设计出完美的数目字管理,譬如最后一个数字“1”代表奥斯威辛,另一个数列中“3”代表同性恋,“6”代表共产党,最后一个数字如果是“4”,代表枪毙;“6”代表特殊处理,意思就是进毒气室。IBM设计、调试这些系统,甚至连卡片的印刷也包揽了。当希姆莱在纽伦堡法庭上辩称,不知道集中营中发生了什么。他的可信度,再低也低不过IBM公司。同样60多年前,一部分美国公司也曾是中国人的敌人。太平洋战争未爆发前,日本侵华的全部军事装备,有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军工企业。
   自由世界的公司享有一种特权。它们知道自由和民主的可贵,知道自己的财富来源于一个维护私人自由的体制。在民主世界内部,它们也遵循并受益于这些普适价值。同样,西方世界的价值根基,也受益于无数私人企业在自由体制下的成长。但当它们转身面对专制主义时,它们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拥有一种奢侈的选择权。一些自由世界的企业发现,背弃市场体制的灵魂,背弃它们身在的那个世界的价值观,背弃它们与专制社会中那些猪狗不如的消费者们所签订的契约,是一种天大的诱惑。
   因为它们的财产在自由世界受到确定的保护,它们的欲望却在专制社会受到无限的纵容。专制国家的政府千方百计的鼓励它们把商业利润和价值观分开,专制国家的政府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只管赚钱,其他的不必操心。没有一个政府会对本国的企业这样暗示,连专制政府也不会。唯有专制国家面对来自自由世界的企业时,就像拉皮条的劝说嫖客一样赤裸裸。
   自由世界的企业来中国做生意,就像道貌岸然的领导干部到泰国去嫖妓。国内的一切价值约束都卸下了。专制政府最喜欢的,就是唯利是图的外国企业。但唯利是图的实质是什么呢?当思科公司选择为中国政府管制网络开发提供关键词过滤技术,当雅虎公司2002年主动配合中共签订《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当它向中国安全部门提供自己的客户师涛先生的电子邮箱记录,帮助中国政府镇压言论自由、判处师涛先生10年有期徒刑。当McAfee、诺顿等企业因同样意图向中国安全部门提供数百种电脑病毒和黑客程序时。它们一个潜在的价值观,和主张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法国政府如出一辙,只不过是认为中国人不配享受这个世界的普遍人权,更不值得自己为他们做什么。
   在跨国公司们眼里,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人,只不过是肉体意义上的消费者。
   所以在美国,它们宁愿得罪政府也不愿得罪消费者。在中国反过来,它们不怕得罪中国人,怕的只是得罪中国政府。今天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全世界的政府和企业都对中国充满了肉欲,把中国仅仅当作一个世上最庞大的市场。而中共政府和中国的市场模式,则欢天喜地的挑逗着全世界的这种肉欲。
   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被简化成了消费者。而所谓消费者就是一群待喂养的猪。你想天下有没有一个卖猪食的人,会怕猪的哼唷,胜过怕养猪人的脸色?在雅虎公司眼里,师涛先生只不过是猪。所有注册成为雅虎用户的中国人都只不过是猪,是随时可以出卖给中国政府的猪猡。雅虎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为保护自己客户的利益做任何努力。从一开始,雅虎公司来中国做生意,就没有打算尊重它和一个叫师涛的人将要签订的契约。
   二、雅虎在法律上的责任
   雅虎香港控股公司的负责人,为雅虎辩解说“我们不知道警方索要师涛的个人信息要干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一家公司连警察索要客户资料的目的都不清楚,就将客户信息拱手送上。当它得知案件涉及政治迫害时,反而会据理抗争?这句话其实透露出两个不被原谅的事实,第一,中国警方并没有按标准程序收集证据,没有提供案由,更没有申请针对雅虎公司的搜查令。按香港的基本法,中国的安全部门也不可能申请到对雅虎香港控股公司的搜查令。第二,雅虎公司没有为保护师涛的利益作任何努力,雅虎公司放弃了对警方正当程序的质疑,没有行使任何一种法律上的抗辩权。它假装自己像一个中国边远山区的农民,听见老爷一声吆喝就慌忙把口袋里的银子(别人存放的银子)全掏出来。
   很多人出于恐惧,不要求来自政府的正当程序。宣传部门一个电话,出版社就停止履行出版合同,报社就取消公民的知情权。警察一亮证件,银行、网站就把客户的资料如数奉上。个人的妥协可能与公共利益无关,因此是值得同情的。他的筹码只是他自己的职称、工作、奖金、人身自由或身家性命。但一家服务商的妥协,却是拿别人的利益去做筹码。这样的行为不能因为恐惧的真实性就得到谅解。你恐惧,不能拿别人的命去买单。无论雅虎曾面对什么政治压力或商业上的盘算,维护客户利益,履行自己在契约中给予师涛的承诺,也是法律上的一个首要责任。
   但雅虎如此轻易的背弃了自己签订的合同。也背叛了西方商业社会赖以存在的契约精神。什么是契约的精神。在契约内部,契约双方的利益可能是冲突的。但契约意味着契约的缔结者在任何第三方的利益面前,选择与自己的对方当事人站在一起。契约中的诚信首先是针对第三方的,这一点和婚姻是类似的。人们通过契约获得未来的利益,这样的利益仅仅因为对方的承诺,才成为一种确定的利益。所以法律上称为一种“可信赖的利益”。但师涛先生从他和雅虎的合同中,获得了任何可信赖的利益吗?师涛对这份契约的信赖,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以赔偿为对价的情况下,放弃承诺是被谅解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向第三方出卖对方的信赖,都是不被谅解的。雅虎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交出师涛的客户资料而不受谴责。那就是根据法律的要求。但警方的要求,并不等于法律的要求。对来自自由世界的雅虎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雅虎完全有权拒绝警方的要求,基于契约的约束,雅虎也有义务行使抗辩权,为客户的利益寻求最正当的程序。警方只有在申请到搜查令的情况下,才能打破民事契约的约束力,强制性的从雅虎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西方国家(及香港),搜查令由法院批准,只有法院才有权命令雅虎交出客户的资料。只有法院的命令才是雅虎必须听从并能因此免除契约责任的。在中国大陆,搜查令由检察院批准。但大陆的检察院并没有对香港公司的管辖权。
   因此,只有香港法院能以法律的名义,命令雅虎香港公司交出师涛的资料。换句话说,没有雅虎公司的“学雷锋”,中国秘密警察将没有任何法律途径获得师涛的帐户资料。雅虎放弃对警方正当程序的要求,就是对师涛先生的背叛,警方的“索要”并不能免除雅虎的违约责任。同时,这对几年来为反对二十三条立法不懈斗争的全体香港市民,也是一种出卖。
   三、雅虎对普适价值的道义责任
   能否进一步要求公司承担道义责任?目前国际笔会、记者无疆界等国际组织和广泛的国际舆论,都指责雅虎放弃对普遍人权价值的判断,放弃企业的社会责任。批评者尤其提到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受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公司被称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普世的价值观也是公司应当持有的。尤其是受益于这些人权价值的西方公司。《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言中也说到,“大会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这明确将机构的责任包涵在了其中。之前的纽伦堡审判,一些帮助纳粹的德国企业受审,则是企业的道义责任受到司法审查的一个开端。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起和签署国。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和普适人权如此挨近,并成为全球人权价值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之一。这个地位是中国人在反击法西斯的全球战争中用几千万人的性命换来的。每一个死难者的后裔,今天都有理由要求全世界一切政府、一切公司,把中国人当成和他们一样配得基本自由的人看待,而不是仅仅看作待喂养的猪或被中共政权所绑架的奴隶。
   因此对雅虎的指责,不但指向雅虎管理层的那些自然人,同样也指向作为抽象法人的雅虎公司。尽管公司在法律上是一种特殊的人。这种“人”天生有一种特质,用一位英国作家的话说,所谓法人就是“没有需要被拯救的灵魂,也没有可以被监禁的身体”的人。因此我们对企业的一个传统界定,就是“追求盈利最大化”的机构。但自从1924年美国的谢尔顿率先提出“公司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之后,公司就不再被理解为纯粹的、私法意义上的盈利组织。
   最近二十年多年,英美国家更是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浪潮。1989年美国修改《公司法》,全面加大公司对相关利益群体所负的、传统民事责任之外的责任。199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当时这个标准仅限于关注劳工权益。近几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也开始推广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SA8000),目前已有400多家跨国公司自愿接受这一认证。
   自由世界的企业如何在专制国家做生意。如何对待那些专制国家的劳工和客户?1999年,联合国的安南提出了一个“企业公民”的“全球契约”,列出了公司应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等9个方面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有100多个国家、1000多家全球著名企业、100多家国际经济组织自愿接受这个契约。雅虎公司没有参加,不敢参加也不配参加这个全球契约。因为契约中有这样的明确宣示:
   原则1.企业应在其影响力范围内对保护国际人权给予支持和尊重。
   原则2.企业应保证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
   原则3. 企业界应支持结社自由及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
   这些都发生在雅虎所在的那个世界。也是雅虎和中国秘密警察同流合污的时候装着不知道的。这也是此次“雅虎帮凶事件”在国际上引起激烈关注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就连专制下的部分中国企业也开始自觉担当社会责任,拒绝与政府同流合污。最近两年,国内民间开始自发的推广SA8000认证。去年《南方周末》联合一批企业,推出了《中国企业公民宣言》。其中第五条引人瞩目的宣称,“我们要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关注民主进程和政治改革,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继孙大午之后,“云南红”酒业的董事长武克钢先生去年发表《中国呼唤工商文明》一文,提出企业要反对暴政和暴民,关注政治,“展现资本的社会价值”,成为工商文明的捍卫者。这个讲话在企业界和学术界引起震动,人称为中国工商界的第一份政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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