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王怡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王怡文集]->[“北京家庭教会案”胡锦云被诉窝藏赃物罪的辩护辞]
王怡文集
·超越党治国家:忠诚与背叛
·以契约安民、以宪政立信
·自由的观念:绕开一个正义的柠檬
·宪政自由主义、合法性危机和世俗化
·背信弃义是怎样合法的
·让农民成为农民:土地私有化与永佃权
·国家赋税与中国的宪政转型——对刘晓庆税案的制度分析
·作为宪政超验基础的私有财产权
·“伪神学政体”与半人半兽的中国宪法
·知识分子的行动抉择——2002年的网络公开信与签名浪潮
·“议会主权”与代议士的专职化
·废除中共“政法委”的非法权力——从兰海冤案看司法受制于党治
·三种自由的混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条例》批评
·质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宪性
·【刀片两会】中国代议制度试玩版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地方主义与法官独立
·私有财产权的公法价值
·谁的名义,和哪一种正义?
·从市场到宪政:经济沙皇时代的终结
·从革命到谈判的中国工会
·奥运债券与财政联邦化
·私有财产凭什么“神圣”
·宪政是防止“西西里化”的根本之道
·从人大提案看宪政关系的错位
·乡镇的自治和限政:步云直选之后的前途
·丐帮的退休制度
·走出珍珑棋局
·赏善罚恶令的下落
·武侠中的政治哲学
·青木堂的选举制度
·1956:毛泽东与刘少奇
·1949:毛泽东和僭主政治
·孙文:革命家和“乱臣贼子”
·辛亥年的张惶:宪政的历史可能性
其 它
·阿尔玛和莉拉的头巾
·王怡、余杰抗议拘捕丁子霖等六四难属的声明
·孙志刚事件一周年回顾
·民间维权是一种国家能力
·2003年网络舆论的价值
·乡镇的自治和限政:四川省步云乡长直选之后
·劳工维权不能迷信书面合同
·把白猫和黑猫分开
·2003:“新民权运动”的发轫和操练
·惩治“非法拘禁”须确立民权神圣思想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台湾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接着龙应台的话茬
·“国家安全”是一个套
·“四舍五入”和习惯法
·大屠杀与外来政权——纪念成都大屠杀360周年
·改革不能刻薄寡恩
·先分权,再“问责”
·“违宪审查”的司法原则
·公共政治中的异议
·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批评冼岩
·“读经”和文化保守
·說出國家的秘密
·王怡:我成爲民族主义者的那天──写于蒋彦永医生被羁押第40日
·赵燕只是赵燕一个人
·把行人当成长颈鹿
·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立宪政体是最好的防弹衣
·法官与祭司——读《美国宪政历程》
·“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
·剔骨削肉与“伪父临朝”——兼论李慎之与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
·大学生正沦为弱势
·「五四宪法」的金婚纪念日
·“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50人(一)——附《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二)
·廖亦武的肉体意义——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序
·我们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公民
·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道德绑架”和意识形态的垂直极限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绕开正义的柠檬》附记
·风雨不动安如山
·只有国有资产才流失
·抗争是劳动者最好的保障
·一个人的反对党——解读“公共知识分子”并致任不寐
·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
·不让信访变上访
·冷兵器时代的政治--抗议北京警方传唤余杰、刘晓波先生
·王怡廖亦武等发起征集签名关注刘晓波等被传唤
·民族主义的三重门—— 读《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2005年
·对国家“教育权力”的宪法批判
·【王怡声明】《印度洋海啸--我不捐款》不是我写的
·维权就是“自我训政”
·中国离文官制度还有多远
·赵紫阳之死
·欧盟维持对华军售禁令与《反分裂法》
·呼吁关注欧阳懿先生和一切中国政治犯的人权
·民权运动与宪政转型
·“中国教科书诉讼第一案”与受教育权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都讨论会:向刘宾雁先生和所有海外流亡人士致敬
·让司法重获爱人的谅解
·“立法游说”是最高级的维权
·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
·用“陪审团”把法院和政府隔开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北京家庭教会案”胡锦云被诉窝藏赃物罪的辩护辞


   审判长、审判员:
   我接受被告人胡锦云家属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我阅读了本案的卷宗材料,根据法律和此案事实,认为公诉方指控被告胡锦云窝藏赃物罪,是完全缺乏事实依据的,适用法律也有较大偏差。公诉方的证据和论证更充满疑点。我认为胡锦云的罪名不能成立,她是完全无辜的,是公诉方借非法经营罪名对传播基督教福音书籍的蔡卓华牧师等人进行错误控诉的一个可怜的受牵连者。因此本辩护人为胡锦云作无罪辩护。
   我已于2005年6月10日向法庭递交了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材料。据称有合议庭成员当晚通过电话向其他辩护人,传达了要求我提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未被采取任何人身限制措施”的证明,及所在单位出具的人事证明。但我所在的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汪家拐派出所,无任何正当理由拒绝为我出具证明。其所长声称是“上面的吩咐”,并拒绝向我提供任何书面的说明或决定。但本辩护人认为:
   其一,根据《刑事诉讼法》,公民接受被告人委托在诉讼中从事公民代理时,只有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等法定材料证明自己身份的义务,但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任何义务。法庭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无权对辩护人、代理人作出其民事权利有欠缺的推定。因此如果合议庭的确向本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以此作为本人具备辩护人身份的前提。那么这一要求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是对辩护人的民事权利和在诉讼中的权利的剥夺。
   其二,迄今为止,本人并没有收到来自法院的任何书面通知。也没有在对方身份确定的情况下得到来自合议庭的任何口头通知,对上述特别要求予以告知。因此在程序上,只能认定合议庭在作出两次延期审理、直至今日开庭的期间内,并未对我作出上述要求,对我提交的委托文件也并未提出任何异议。
   因此我的辩护人身份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请合议庭依法予以确认。
   我的基本辩护意见如下:
   1、从客观方面看,被告窝藏赃物罪成立的前提,是蔡卓华、肖高文、肖云飞的非法经营罪成立。否则此案中就没有赃物可言。而本辩护人认为,蔡卓华、肖高文、肖云飞三人的非法经营罪不能成立。辩护人将提出充分的理由说明这一点。此外,蔡卓华、肖高文、肖云飞三人的辩护人及被告胡锦云的另一位辩护人所作的非法经营罪不能成立的全部辩护意见,也是本人要向法庭提出的辩护意见。他们的意见构成本人辩护意见的一部分。
   2、再从客观方面看,即使蔡卓华、肖高文、肖云飞三人的非法经营罪成立,但被告在2004年9月12日接受其夫肖高文、其姑肖云飞给予的8万元生活费,不能认定为其二人从事非法经营所得的赃款。辩护人将有力地论述,公诉人的指控几乎是随心所欲的,公诉人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依据对这8万元的赃款性质予以证明。
   3、从主观方面看。被告不具有“明知是赃物”而予以窝藏的故意。公诉方也并没对被告是否具有这一故意进行任何充分的举证。辩护人将说明,公诉方对此的认定是草率、机械和不能成立的。
   4、再从主观方面看。公诉方有意忽略了被告与其他三人的亲属关系。这出于一个判断,即只要其亲属关系不影响该罪的主体资格,法律上就可以忽略,视其相互之间为陌生人。但辩护人要指出,被告收受的8万元是其夫肖高文和其姑肖云飞留给她做生活费的,这一点对判断胡锦云的主观状态具有重大意义。夫妻之间是对婚姻续存期内的双方收入享有共有财产权的主体,被告接受其丈夫交到手上的财物,以自己的名义存入银行。这不能被认定为具有“窝藏赃物、非法牟利”的目的。因为无论是以夫妻哪一方的名义存入银行,在产权上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除非被告与其丈夫肖高文之间有明确的夫妻财产公证,约定各人户头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否则被告窝藏牟利的主观目的就不能成立。
   5、从主体资格看,辩护人也提出一个大胆的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辩护人认为窝藏赃物罪的主体资格,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法理问题,即中国古代称为“亲亲相隐”、现代各国刑法称为“近亲属豁免”的问题。对近亲属之间的接纳、保管财物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等于在刑法上要求每一个公民“大义灭亲”,负有检举揭发的义务。这是对基本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粗暴的摧毁。刑法不能为了保护一种社会秩序,而去伤害另一种社会秩序。
   辩护人认为,尽管刑法并未区别此罪的主体资格。但亲疏关系对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状态却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一点在以往一些窝藏、包庇等罪的案例中,常常没有引起重视。一种根深蒂固的“大义灭亲”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公诉人和法官对犯罪嫌疑人主观状态认定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残酷性。
   因此辩护人请合议庭在对被告的主观状态和犯罪目的进行判断时,将身份因素充分代入进来予以考虑,使法庭的判决能够站得住脚,能够体现刑法的基本人性和基本正义。
   下面,辩护人将对上述部分辩护意见进行具体阐述:

一、关于非法经营罪

   辩护人归纳补充其他六位辩护人关于蔡卓华等三人非法经营罪不能成立的论述,提出以下4个方面的辩护意见。

1、“非法经营罪”是一种典型的“空白罪状”。其实质是授权政府制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对这一罪名的扩大适用必须慎之又慎。

   从宪法、宪政和公民权利的角度审视刑法,是近期以来受到刑法学界、法学界和司法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刑法上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公民行为进行衡量和刑事制裁,必须具备起码的宪法和民法的视野。因为我国尚不实行判例法制度,根据刑法条文对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行为进行认定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这一弹性空间既受到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影响,也受到控审人员观念力量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目前,对公民宪法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保护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动、调整和落实的时期。如果从事刑事控审的司法人员缺乏对公民的财产权和一系列宪法权利的深刻理解,就可能以观念“诛心”,在自由裁量上粗暴地侵犯公民的民事和政治权利。

以往,“非法经营罪”受到的第一重诟病,主要是因为其外延不清晰,从而可能导致沦为滥用刑罚的“口袋罪”。只要外延不清晰,事实上就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这一指责主要指向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之规定。

   但目前的“非法经营罪”还具有另一重更严重的弊端,不但违反“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更违反了宪法原则和基本的法治精神。即它是一项所谓的“行政罪”。“违反国家规定”的含义在《刑法》第96条有明确的界定,即“非法经营”之“法”,不是单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而且包括了“行政法规”。这就意味着在“非法经营罪”的罪名下,罪与非罪的界限事实上是由国务院来决定的。“罪刑法定”之法,是单指刑法。但在“非法经营罪”下,政府颁布、修改或废止一项行政法规,就可以决定一种经营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在这里,刑法给出了一个针对公民的“空白罪状”,刑法放弃了“罪刑法定”这一保护公民免受行政权力之迫害的根本原则,预先授权政府可以随时制定或改变罪与非罪的标准。而且在目前的刑事诉讼制度下,假设国务院通过了一部明显的恶法,法官也无权对行政法规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于是只能根据政府的意志把公民绳之以“法”。
   作为一种行政罪,“非法经营罪” 将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界定权交给政府,最大化的放弃了司法权在定罪问题上的独立性,使司法权彻底依附在行政权力之下。这不但有违罪刑法定的刑事立法准则,也直接与《立法法》关于“限制人身自由必须制定法律”的规定相抵触。如果一个小小的政府法规,就可以决定一个公民是否可被判处最高15年有期徒刑。那这是法治的耻辱,是在座每位检察官、每位法官、每位律师和法学家的耻辱,是中国社会整个法律人共同体的耻辱。
   此外,“行政罪”的设计还会带来对被告诉讼权利的第三重剥夺。在非法经营罪中,蔡卓华等人构成犯罪的前提是其行为的行政违法性。假设他们面临的是行政处罚,他们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获得一个完整的诉讼机会。但当他们面临的是刑事处罚时,他们在刑事诉讼中,反而不能针对公诉方对其行政违法性的认定获得一个完整和单独的诉讼机会。他们对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和行政违法性的辩护,只能在一个专门的刑事法庭上得到一个并合的、事实上是被简化了的机会。这里的司法不公正是显而易见的。一旦罪与非罪的标准由政府法规决定,法律给那些遭受更高的刑事指控的被告提供的保护,反而不如给遭受更低的行政处罚的当事人。
   因此,辩护人要求,法庭在公诉方对被告的刑事违法性进行举证之前,应当要求公诉方首先对被告的行政违法性进行举证。并给予被告一个完整的为其行政合法性进行辩解的机会。
   下面,辩护人就将针对蔡卓华等人传播福音书籍行为的行政合法性提出辩护意见。

2、蔡卓华等人印刷、散发基督教福音书籍的行为,没有违反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

   
   指控蔡卓华等人非法经营罪的直接法律依据,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一条:

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在这里,可能违反的“国家规定”,只有国务院2001年的《出版管理条例》。因为其他行政法规以下的行政规章,是不能作为“非法”之依据的。而该条例直接根据宪法制定,其目的之一是“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是无法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限制的。因此该条款的适用范围非常清楚,它不能约束和剥夺公民的出版自由,只能针对经营性的出版市场的活动进行规范。因此,该条例的管辖范围是“出版活动”,而不是“出版物”。
   辩护人认为事实上《出版管理条例》也正是这样规定的。它的第二条明确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出版活动,适用本条例”。
   再据第二条第二款的解释:
   “本条例所称出版活动,包括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

国务院根据这个条例建立了一个严格的、由国家出版单位来垄断并由国家进行预先审查的出版制度。本辩护人不准备评论这个审查制度的违宪性。但要指出一点,建立一个国有的单位出版体制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出版”概念的狭窄化,出版成为一个与“市场”、与经营活动相联系的概念。根据该条例,新闻出版管理机关只能对印刷或复制单位,发行、销售或出口单位及上述环节中的涉嫌经营活动进行处罚。如条例的第四条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于是这个条例就预先排除了大量的非经营性的、私人的印刷物。人们可以印刷自己的作品,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人们也可以为了传播福音、慈善等目标印刷资料予以赠送。这些行为都与“出版市场”、经营活动或经济效益无关。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