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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梅毒和克林顿的婚外情

   《围城》里的方鸿渐给人家中学生演讲,说明朝的对外开放有两个结果,一曰鸦片,一曰梅毒。
   费正清那老头还坚持说帝国主义不存在。梅毒就是呈堂的证供。许多后进国家的近代化自强运动,首先从洋鬼子那里拿来的便是这见不得人的东东。
   俄罗斯的梅毒源于何时,不得而知。但在共产主义梁山泊坐第三把交椅的伟大领袖列宁,就是流亡国外时染上这毛病的。当年,列宁领着德国政府发放的津贴,在海外从事民运活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老人家拖着伤未痊愈的老二,匆忙回国。这情形颇有些状似孙文,我们的这位国父一辈子都在为革命拉赞助(不止一次收受过日本政府及军方的票子,与其他欧洲列强也办有不少秘密外交,比袁大头差不了多少)。武昌起义炮声隆隆,孙先生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一家卢姓唐人餐馆打工。也是忽然一天,有同事叫道:老孙,不用洗盘子了,回去当总统罢!
   
   放在国民党训政时期,孙文可是碰不得的。我这么一调侃,只怕要被杀头。至于列宁那就更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当心梅毒!)。直到80年代,这些秘史才被抖了出来,在斯拉夫人的厨房里传来传去。在一个政教合一、既要统治肉体又想统治灵魂的极权体制下,领袖的意思不只是我们的衣领和袖口而已,而更是上帝的牧羊人、精神界的大祭司、道德的化身和一个人间乌托邦的法人代表。他不是教育大家要忠贞不二,不能搞“杯水主义”的爱情吗?他怎么可能患上梅毒呢,他基本上是连感冒也不应该害的。不然怎么说是唯一正确、绝对正确,是我们光荣、伟大的指路明灯,是尘世的基督和共产主义的新摩西呢。

   所以列宁的病一直是党内的最高机密。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否多少因为保密和忌讳就医的缘故,使他老人家早年落下的帝国主义的烙记,没能得到根本的清除。反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同志,最终是死于晚期梅毒引发的痴呆症。
   不由得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们一堆十来岁的孩子闲聊,一个平日里精灵古怪的小子忽然间手足无措、两眼发光,对我们大叫:
   “毛主席拉不拉屎?”
   
   那时应该是里根才当上美国总统。不知我们的同龄人会不会有这种问题:“罗斯福也会和我们的父母一样在晚上光屁股吗?”
   听上去挺有意思。
   
   至于克林顿的婚外情谈的就多了。反正人家政教分离,政府不过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管家婆。克林顿犯下一个“世界上大多数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语出成龙),有什么稀奇。国家元首与革命领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你的管家或者保姆偷了情,对你家里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没有一丁点冲击(除非与你偷情)。因为他不代表我们内心的任何信仰,思想在民间自行其事,“恺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有一个美国的判例,从第一遍读到就让我感动不已。在1935年宾夕法尼亚州北部一个偏远的山区小镇,孩子们每天上课前,像我们这里一样要举行向国旗致敬的仪式。但有一天,读7年级的莉莲和读5年级的威廉,决定拒绝参加这一仪式。因为他们改信了“耶和华见证人”教派,这个教派反对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教派的活动家号召大家:“不要向希特勒致敬,也不要向任何人致敬。”
   莉莲和威廉的父亲去学校,解释了他的儿女拒绝参加向国旗致敬仪式的理由。他说:“我们没有对国旗不敬,是《圣经》叫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不能违背《圣经》。”这位父亲对那些视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和卖国者的官员说:各国的国旗只是世俗政府的象征,是属于撒旦而不是属于上帝的。
   两个孩子被开除了,他们的母亲在家中教他们读书。并在民权组织的帮助下开始了长达8年的诉讼。1940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国家的团结和安全”比信仰及表达自由更重要,“我们是靠象征来生活的”。法院认为,莉莲和威廉无权拒绝参加升旗仪式。这个判决让我们比较亲切,就像肯尼迪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们听起来会以为是列宁来了。
   但三年过后,由杰克逊法官撰写的,美国最高法院对另一起几乎一模一样的案件作出的裁决,终于推翻了前一个判例。法院重新认为,“强迫性的舆论一统只有在墓地坟场才能取得成功”。杰克逊法官举极权主义的例子说明,言论与信仰自由,包括政府在思想上的价值中立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根基。他在裁决书的结尾部分写下:“如果在我们宪法的星座中有任何不变的恒星,那就是任何官员,不管他身居高位还是卑微低下,都没有资格决定在政治、民族主义、宗教或其他观念上什么才是正统,也无权强迫公民用语言或行动来承认上述方面
   的信仰。”
   为了强调这一次判决的象征意义,美国最高法院特地在1943年6月14日——美国的国旗日这一天,宣布要求学生向国旗致敬的法律因违背宪法而无效。
   
   话扯远了。但在这样的宪政背景下,我们才好理解克林顿的性丑闻与列宁的梅毒事件有何不同。我们原本是可以谅解列宁的,就像谅解克林顿或者成龙一样,拍拍他们的肩膀,说一句:“吃点汇仁肾宝,你好他也好哇!”
   但是列宁的肩膀却是我们不敢去拍的,他自己弄到最后也是受害者。莫斯科又没有狗仔队,把一个大好题材浪费了。而克林顿一场官司就花了几百万美元,独立检察官那边也破费不少。媒体最高兴,像是进入了狂欢节。事件的女主角莱温斯基更是赚了个满钵满盆,肥得流油。一句话,光凭总统的一夜情,硬是让美国的GDP增长了不少。政府的岁入也分了点花红,老百姓又多了些茶余饭后的闲聊,算得上皆大欢喜(希拉里并不亏,凭同情就捞到许多政治筹码,比快卸任的丈夫还抢手)。
   维持一个道貌岸然的乌托邦有哪点好呢?把列宁的病情大胆说出来嘛,看看我们的中药管不管用,不要请个外国医生还偷偷摸摸的。更何况,“梅毒”比克林顿那档事有搞头多了,早些解放思想,让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在那通货紧缩、排队买粮的年代,一不小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说不得呢。
   
   记得99年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大陆,谈及美国的新经济,对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评价很高。记者便问:那克林顿政府对90年代新经济的贡献如何?人家这样回答:看在克林顿没有做过什么事的份上(治大国如烹小鲜——笔者),给他打个8分吧。
   你看,克林顿这8年没有集中力量办什么大事,也没有搞个什么理论、思想出来,还耍了盘流氓,人家诺奖得主给他打8分!我们的领袖整日里板着脸,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又要大开发、又要讲正气,多辛苦啊,好多人不理解,还摔了筷子骂娘呢。
   
   
   王怡/200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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