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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就是“自我训政”

维权的实质是回到政治

   大陆目前体制,久有“形左实右”之说。仅是抑制工会势力一项,经济上已是极右翼立场无疑。但又与政治上阴魂不散的左翼极权主义暗相呼应。有人因为看好市场体制的不可逆,也看穿中共政权与市场的利益纠缠,因而忽略了极权主义的回潮能力。以为事情就像哈维尔笔下那个悬挂“全世界无产阶级者联合起来”标语的捷克杂货店,店主固然不相信,政府也不再当真。所谓后极权时代,就是一个双方都在默契中秉持敷衍态度的时代。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就是典型的敷衍运动,意识形态上持守势,而非攻势。但是自2004年下半年始,一系列迹象表明,胡锦涛一派借助民间强烈的维权浪潮和倒江心态,在政权上站稳脚跟之后,立即在意识形态上高调地打破了这一敷衍的默契。岁末,意识形态的调子越唱越高,终发生捉放“三君子”事件和一系列频繁的政治案件,令舆论开始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胡的极权主义回潮到底想走多远,又能走多远?二是这种局势下民间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中国又何为?

   在港台政治评论的传统中,第一个问题最吊胃口。对各类政治内幕与前景的预测,也如对股市或绯闻的猜度一样,历来都是最惹眼球、引无数英雄口吐莲花、竞相折腰的事业。而对第二个问题往往倒是姑妄观之。这是港台的某种旁观者立场使然。但对大陆观察家而言,这种姿态却应反过来,因为第一类问题只能猜想,不好反驳。最好的姿态是姑妄观之,拭目以待。不因无谓的猜测和筋疲力尽的自我调整,而伤害自身能力,伤害民间社会的自主性。

   第二类问题才是论政的要害。也是我们私人生活中的要害。因为知识分子也好,小老百姓也罢,为什么非要关心政治呢?是因为眼前的政治危害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因为共产党的每一次动作都发生在自己家门口。因为不关心政治,我们就不知道除了移民以外,这辈子剩下来的日子到底该怎么活?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从选择信仰、选择恋人到选择住房,都将取决于我们对共产党政权及其未来的评估。但这种评估却没有K线图,没有一个自由的信息交换和观点沟通的平台。于是每一个人,甚至包括共产政权内部的高级官员,都在私下的、非理性的作判断,作出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抉择。我们买一张股票,会作详细的分析,甚至买一双皮鞋,也会了解时尚和咨询同事的意见。可我们在决定自己如何面对头上的独裁者,如何在一种危险的政治制度下度过漫长的一生时。我们几乎是自力更生的,就像传统的中国人在性知识上自力更生一样,忌讳向他人谈及。可以这样说,我们与他人分享着食物、情感、血缘、文化和时尚,分享着公共领域内的几乎一切。但在政治上,我们都是与世隔绝的。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是无权利的中国人。因为今天的中国人,没有能力和机会活在一个真实的政治共同体之中。

   所谓权利,从来只存在于群体生活中。权利只存在于对于政治的分享中。所以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政治,是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和抗争。从这个角度讲,民间维权的实质就是回归政治,回归一个真实的共同体。或者反过来说,在今天的大陆,回到政治的唯一方式就是民权运动。也只有民权运动,才能带来我们一种厘清界限、而不是混淆界限的公共政治生活。才能使我们不再徘徊于“泛政治化”的恐惧和独善其身的犬儒之间,进退失据。

   民间何为,个人何为

   民间何为,个人何为。我的回答是让民间自行其是,回归政治。极权主义的回潮等于是极权政治的存量。民间的维权运动等于是民主政治的增量。这就是说大陆的民主化前景,可能并不是想当然的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模型,而是一种你追我赶的赛跑模型。抬起头来观察和避让对手固然需要,但要紧的是一有机会埋头就跑,撒腿就跑。用尽法治的手段,积累人头和舆论,积累“力”和“势”。

   基于市场右翼的牵制,极权主义的回潮总体上也极其有限,最大可能是死守住一两个意识形态堡垒,余下领域再次退回后极权的敷衍状态。如果我们可预测一个长时间的敷衍时期,那么赛跑模式就是最重要的思路。论语说,“仁者无敌”,我的理解不是仁者可以打败任何人,而是仁者眼里没有敌人。因此也可以说“自由主义无敌”。共产党不是一个假想的、用无数人头垒出来的敌人,更不是法轮功刻意宣扬的所谓“恶魔”。这种观点是对它的抬举,和对自身自主性的不确信。共产党不是敌人,甚至根本就不是人。它只是一系列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的臭虫。民权运动和历史上那些“公车上书”或伏阙请愿的最大区别,就是民权运动把自己当作主体,把我们自己当作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内容。所以维权的实质是建设我们自己。等待金蝉脱壳或异形出窍的时候。而“公车上书”或伏阙请愿则相反,它把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当作主体,把自己下降为依附者。

   我在参与知识界的公开信签名运动时,就非常在意和反感那些把自己弄得很端庄的、对于在位者不厌其烦的抬头称呼。因为我的每一句话都是对公共空间说的,我要让统治者听见(在布满窃听器的时代,这一点不用你操心),但我的脸偏不对着它。就是说你不能让民众作为一封信的旁观者,而要让政府作为这封信的旁观者。因为你自己才是主体,你的目的是让自己丰满。让政府不得不听见,让政府不能不注意和表态。公开信的实质是争夺舞台,是发行新股,是不跟你玩,是对统治者权威的一种禠夺和羞辱,而不是强调。这就是作为民权运动的公开信签名,与某些呆在监狱里还要给总书记写万言书的传统之间的畛域。可惜后者在维权人士中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甚至以与党国领袖进行假想中的直接对话为沾沾自喜、自抬身价的荣耀。这是一种放弃自主性的、渴望进入政治存量而非开拓政治增量的策略。我的朋友滕彪曾因他参与的废除收容遣送的违宪审查建议,被媒体称之为“三博士上书”而感到愤怒。而我也曾因这个原因,拒绝在许多类似的公开信上签名。甚至不惜得罪友人。

   要回归政治,只有一种姿势,就是以主人的身份,而不是以臣民的身份。就是在一党专制的政治现实中,像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自行其是。

   民权运动就是自我训政

   孙文提出的“训政”说,被共产主义拦腰截断。成为一个迄今永不结束的梦魇。所谓训政,是政府训导人民,共产党训导群众。但统治者一无训导的资格,也绝无训导的心愿。有种观点针对中共借口人民民主素质低、民主条件不成熟,反过来认为根本不需要“训政”,实行民主也不需要什么“素质”。我并不赞成这种见识。其实宪政、法治与民主都需要一种积累和训练,公共政治空间更需要一个孕育的平台和方式。绝不是一投票或一上街就立等可取。因此如何“训政”,仍然是中国行宪政之前的一个题目。或者说中国的自由民主既然绕了这么一大圈。不能白白的绕。总要在民主化到来时有一些训政的成就,才不冤枉。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失败不仅在于一党专制至今强横,也在于中国用了一百年的时候,也没能找到一种真正的训政之途。

   而近年民权运动的慢慢兴起,其意义之一就是终于找到训政的方式。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训导政府。训导的方式不是暴力,而是维权。不是对抗而是谈判。不是武器而是言论。通过民权运动的训政与自我训政,一可以推动法治化的技术积累,二可以强化政务系统的“非党化”(王思睿)趋势。三可以降低直接政治冲突的危险,四可以增强官民两方面的政治承受力,五可以缓释民众对于社会不公的怨恨,疏导公众的民主热情,六可以涵养民间领袖、舆论领袖和地方领袖的素质、资源与声望,七可以分化政府内部的情势,争取体制内温和派的同情,八可以为各种海外民主力量和资源找到非政治化的回归和注入渠道。九也可以为党治的退出提供风险最小的路线图,在未来最大化的降低当政者的阻力。

   公民维权就是公民结盟

   当前大陆民权运动的一个要害,就是组织化。组织化是分析2003年维权运动和2004年维权运动的一个隐性的关键词。2003年基于一系列特定事件,而在人同此心的默契中,得到一度辉煌的成就,并被“胡温新政”利用和吸纳。当时,特殊的情势使一种非组织化的、一些完全以个别知识分子为支点的维权行动获得了舆论不谋而同的传播和广泛支持。但在2004年这些特殊的天时地利都不复存在,于是公民维权的瓶颈——结社问题,就成了影响2004年维权运动的一个阴影。

   其一,在缺乏公民结盟、结社的情形下,2004年民间维权的发展明显受到打击。在一些更重要、更需要沟通与合作的事件上(如六四十五周年),因为知识分子们欠缺某种组织化的、进行沟通与妥协的基本的经验和能力,未能取得较大的反响和成效。在一些个案的维权上更是如此。浅层次的借助于新闻媒体和互联网,这一发韧于2003年的初级模式无法得到更多的成功扩散和复制。

   其二,在2004年,也有一些结盟和组织化的维权尝试。但却引来官方的激烈打击。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官方在这一年的政治打压集中于知识分子的组织化维权和一些受此怀疑的对象,尤其是知识分子维权与底层民众维权的结合趋势。而不是主要针对像焦国标、卢跃刚这样的单独的大胆发言者。受到此类打压的如丁子霖及其背后的“天安门母亲”运动,一系列基督教家庭教会,李健的公民维权网,赵岩、李柏光、杜兆勇等介入农民维权活动的知识界人士,成都的“野草”文学社,及维护写作自由的作家组织——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等。

   正如权利是人群中的权利,公民维权的实质就是公民结盟。2004年的经验与恶梦,显示出一条真理,即没有结盟就没有维权。没有结社,一篇单独的文章无论再漂亮,也不可能发挥制度演变的推动力。没有一个民权组织,甚至连一场维权官司都无法帮助它打下去。

   言论、结社、诉讼和街头政治,是民权运动的四种主要方式。其中结社是提纲挈领的一环。共产党错误的恐惧民间组织,但2004年的维权案件以及数万起所谓“群发性事件”,其间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走向,其一是有组织就有理性,无组织就无理性。那些最危险的颠覆性的冲突,都是无组织的产物。其二,不允许人们组织化的危险,一是非理性的爆发,二就是被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替代。去年某城市有帮会性质的三轮车夫打赢行政官司,而另一城市无黑社会背景的三轮车夫们却输掉了类似的官司。似乎显示着在尖锐的权利冲突和官方严格的社禁管制下,有可能使底层民众的维权运动走向黑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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